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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S2010-01）会 讯唐勇智博士 2010年1月12日，新年第一期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S2010-01）在所会议室举行。本所2008级博士生唐勇智（导师：谭秋成教授）就丹江口库区移民搬迁意愿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做了报告。参会人员就其报告和研究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张晓山所长主持了本期学术报告会。本所研究人员、硕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等近50人参加了午餐会。报告内容简要 南水北调涉及众多问题，其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移民对工程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当时移民41.3万。长期以来，由于“重工程、轻移民
2、”，忽视移民的感受和需要等各种原因，大量移民返迁和陷入长期贫困。虽经政府和移民几十年的努力，但仍然存在诸多遗留问题。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于2005年开工建设，为此需逐步动迁33万移民(以农村移民为主)，这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三峡移民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水库移民。移民过程中涉及众多非自愿移民，为避免移民返迁和贫困，实现“以人为本，和谐搬迁”，需要确定移民对库区建设及生态保护的贡献。因此，有必要研究水库移民对搬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正确引导移民的愿望、合理设计移民补偿及安置方式，努力实现国家宏观目标与移民微观目标的一致性。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报告人运用“生态
3、补偿课题组”于2009年4-5月在丹江口库区周边的河南省淅川县、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郧西县共4个县市、10个乡镇、13个村的194户待迁移民（土地或/和房屋位于172米淹没线以下、确定要搬迁但尚未搬迁的家庭）入户问卷调查数据对移民意愿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基于如下理论假设：移民家庭预期搬迁后收益与当前收益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其搬迁意愿的关键因素；预期收益超出当前收益越多，越愿意搬迁；反之，搬迁的态度越消极。决定和影响移民户家庭收益的因素包括：家庭土地资源、人力资本（家庭规模、年龄、文化程度、性别、政治面貌等）、地理位置和社会资本等。此外，由于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中有大量上个世纪的移民，有些人甚至经
4、历了多次反复的搬迁，其既往的移民经历必然对现在的搬迁意愿产生影响；搬迁后遭遇不满时的态度与现在的搬迁意愿也有关系。因此，是否二次移民户、预期返迁意愿也作为考察的变量。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方法，用SPSS 13.0软件逐一分析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与搬迁意愿的关系。报告人分析了不同地域家庭的搬迁意愿；不同意愿户的户主年龄比较；不同意愿户的户主在本地居住时间；不同意愿户的家庭规模；搬迁意愿与文化程度的关系；不同意愿户的收入特征；户主年龄构成、党员数、打工经历数与搬迁意愿；新老移民的搬迁意愿；换工与搬迁意愿；不同意愿户对搬迁后遭遇不满的预期态度等因素对搬迁意愿的影响。研究
5、发现，家庭拥有的资源现状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非农就业机会少，则搬迁意愿强；位置资源（村到区域经济中心的距离）呈显著负影响；收入水平与搬迁意愿负相关；故土的社会资源越多，搬迁意愿越低；政治资源（诸如户党员人数）越多，搬迁意愿越低；农忙是否换工对搬迁意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户主对整个家庭的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传统权威仍发挥决定作用。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了对改进移民搬迁工作的政策建议。核心建议有：应选择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以提高移民的搬迁预期和搬迁意愿；要区别各群体的不同资源和预期，匹配适合的搬迁安置和补偿方式。 交流与讨论：唐勇智的报告结束后，参会人员对其研究的理
6、论框架、变量选择、研究方法和工具以及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和建议等展开了深入讨论。一、关于文章结构与内容 关于经济学分析范式问题，实证研究是否将主要研究发现和研究结论报告即可？至多讨论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对如此复杂的一个现实问题，没有必要过分突出政策建议；关于文献综述，应根据文章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方法，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以往研究中关于类似研究方法的介绍，因为作者认为本文的最大贡献在于方法的先进性；针对文章的假设与结果（论）的对应分析应更加细致，特别是对一些研究结果与常规判断（假设）存在较大差异的部分，需要对其背后的机理作深入分析。二、关于影响移民意愿的因素（与变量）、定义及分析 首先，影响移民意愿的众
7、多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迁移补偿，它应该包含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发展成本等。拥有的资源（本）越多，通常越不愿意搬迁，越抵制搬迁；并且这部分人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因此，这部分人不可能和谐搬迁，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非自愿的强制搬迁。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是怎样的？是否会存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钉子户与动员搬迁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否先搬迁出去的人群是弱势群体？其次，对于某些变量应给出明确的定义：诸如社会资本，怎样评价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是否将农村货币化程度不足的交易作为衡量指标，是否缺乏对于决定这种交易层次的信任、网络关系的分析？诸如二次移民等其他概念也需要界定清晰。再次，在影响移民意愿的因素中，党员作为特殊
8、阶层的解释变量，能否反映库区移民意愿的实际问题？三、关于研究方法、计量模型选择 首先，针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由于搬迁安置方式、目的地的不同，导致解释变量、虚拟变量的不同（针对意愿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真实环境或只是泛泛而谈），是否可以增加一些搬迁的真实性故事即学术讨论的案例分析范式，这样可能会更具有典型代表性？其次，针对报告中采用Logistic模型中变量的选取，是否可以增加指数指标来阐述具体问题？采用诸如工资增长率指标；不愿意搬迁的人口占总搬迁人口的比率；不同年龄段占家庭人口比重等。再次，针对计量模型中的变量是否要剔除问题，认为不应由于解释变量与预期结果不一致而随意剔除，学术研究与计量的意义是给出更客观、真实的结论，进一步阐释解释变量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报告会会场 （农发所 韩杨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