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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节 司马迁与史记,一、史记的成书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梁启超曾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金毓黻认为“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并起，百家争鸣，其所著述，亦多称引远古的传说神话，以自实其说。尚书、国语、战国策之类的著作，且已接近于有系统的历史记录。以后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后又有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间的史实。但这些著作，或纪年为录，或分国为史，或仅记世系，或截录断片，皆系支离断烂的著作，并未构成一
2、个整体的历史系统；而且写著的方法，亦无一定的成规。至于诸子的著作，则不过借史料以为其立论之根据或例证而已，更无所谓体例。所以我说汉以前，写著历史，尚不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写著历史之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所谓历史学，在中国，是始于天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11 剪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14页。,即便把孔子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的李颖科也不否认司马迁仍是“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与中国史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齐思和、张广智、陈其泰三人都是把司马迁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西方的史学之父）相提并论。齐思和说：“司马迁是中国
3、的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收：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张广智：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西方史学史第22页）陈其泰认为在传统史学的创始、奠基和确立的三个阶段中，司马迁是奠基者。（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比较）,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也是把司马迁史记的成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熟的时期。“编年体的左氏春秋成书，标识着古代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纪传体的史记成书，便更进一步标明了古代史学达到了成熟的阶段。”1白寿彝把先秦作为史学的“童年时期”，视秦汉为“成长时期”，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
4、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9页）。1 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52页。,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在创始、奠基和确立的认识上他们有差别，但至少都认为到司马迁时，传统史学的发展才走向成熟。,可见，很多人在进行中国史学史分期时，是把秦汉与先秦分开的，司马迁的史记往往是作为秦汉时期一段来对待的。但有的学者却把史记视作战国文化的继续与总结。,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提出：“中国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下来，经过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太史公史记，这一段是中国史学的极盛时代，正是起在乱世。当然，学术史的年代，同普遍史的年代，不能划得恰平，中间
5、有些参差不齐的。如太史公史记，已经到了汉武帝时，可是我们可以把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到太史公史记，这是中国史学的一段黄金时代。而此一段黄金时代，则正起在春秋战国衰乱之世。”1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钱穆也是把史记作为春秋战国的承袭之作。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93页。,胡宝国在与战国文化传统一文中亦提出：“史记的出现也与战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虽然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但在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西汉，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史记所呈现出的很多特点都可以从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求得解释。甚至可以说，史记正是对
6、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1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页。,史记承继先秦的原因,受钱穆和胡宝国的启发，本文把先秦到西汉司马迁创作史记时的历史时期合为一段，即把中国古代史学的萌芽进步和发展成熟视为传统史学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看到：第一，至史记出现时，史学才“自成一家”。第二，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浓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第三，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这一观念继承了春秋时期“百家争呜”的遗风。第四，史记原名太史公，亦可见战国风气。,第二，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浓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朱熹就说：“
7、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国更实。”（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3299-3300）另外，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写到“今上”，也是战国遗风，如世本就是一直写到“今王”赵迁的。,第三，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观念继承了春秋时期“百家争呜”的遗风。,章学诚提出：“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文史通义卷四释通）梁启超亦提出：“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1侯外庐也说史记“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
8、的私人著述”2。1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2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127页。,第四，史记原名太史公，亦可见战国风气。,钱大昕说：“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故曰太史公书。”所谓史记，当时“皆指前代之而言。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非子长著书之意也。”1王国维也说：“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以史记名书，始于魏晋间矣。”2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太史公自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第1版，第510
9、-511页。,另据梁启超的考证：“史记之名，非迁书原名也。其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应劭风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班彪略论、王充论衡同。而风俗通（卷二）时或称太史记。是知两汉时并未有名迁书为史记者。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
10、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11 梁启超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18页。,以上诸种称谓中，魏晋以前使用较多的是太史公和太史公书。为何以“太史公”命名？究竟应该是太史公还是太史公书？,对此，钱穆和胡宝国提出了很好的解释。钱穆认为：“太史公则司马迁一家之私书，当与孔子春秋齐类，不当与鲁春秋、晋乘、楚梼杌相例。故其书称太史公，犹孟轲自称孟子，其书因亦称孟子，荀况自号荀子，故其书亦称荀子云耳。”他又说：“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若正名以称，则应曰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至曰记曰传，则举一偏以概，更非其书之本称。”1我以为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因
11、为根据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而没有带“书”或“记”字。艺文志应该是涉及书名最正式的场合。胡宝国认为史记原名太史公，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书的方式“仍是来自于战国的旧传统，诸子的书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而史记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21 钱穆：太史公考释。见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20页。2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1页。,二、为什么说史记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1、史记创立了成熟的纪传体，是正史之祖。2、史记重视人的作用3、司马迁具有自觉的以史名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史学意识高度成熟。,1、史
12、记创立了成熟的纪传体，是正史之祖。,史记之成，古史则采自诗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五帝德帝系姓世本战国策秦纪而成；汉初则采自楚汉春秋；以后各事则采自当时的档册。故史记自序说：“紬（chu）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盖太史公所采用者，中秘所藏之古书及当时之史料，兼而有之也。,史记的体裁,至于史记（一百三十篇）之体裁，系由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书（八篇）、表（十篇）集合而成。本纪者，以编年为体，记载国之大事。世家者，同以编年之体，记载诸侯列国之事。列传者，以人为单位，记其行事；或合同类人而记其行事。书者，以同类事为单位，述其终始演变的痕迹。表者
13、，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旁行斜上，按年月为次。,一般认为，司马迁所用的纪传体涉及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形式，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传统影响的。,如梁启超说：“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不过，梁启超并没有否定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功，他说：“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1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5、16页。,一般认为，司马迁所用的纪传体涉及本纪、世家、列
14、传、表、书等形式，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传统影响的。,钱穆也认为：“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1白寿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这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使它们互相配合并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史记的创举。”（中国史学史论集第63页）也就是说，这些具体的体裁虽然不能说是司马迁首创，但综合起来运用到一部史学著作中，形成一种为后世长期沿用的纪传体，则是司马迁的功劳。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85页。,不少学者在肯定司马迁及其史记时，也着意于纪传体。,如翦伯赞就
15、说：“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大概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史学史论集107页）瞿林东也提出：“史记中的每一种体裁，都可以从先秦史学中找到它的踪迹，但又都包含着司马迁的再创造。这种创造，一是使各种体裁都具备了比较规范的形式，为后世史家提供了足以遵循的楷模；一是把诸体综为一书，为表述历史开辟了广阔的途径。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上的杰出贡献。”11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6页。,但是，自清代开始，就有人夸大世本与史记在体
16、裁上的渊源关系。,如清人茆（mo）泮（pn）林在所辑的世本序中就认为，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从世本那里来的。现代学者王树民在简要分析了世本的体例之后也说：“司马迁的史记，远古部分以此书为主要的取材之所，而史记的体例有本纪、年表、世家、列传等部分，实际上也是由世本发展而来。”1 2 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30-31页。,一些研究者甚至据此否定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功,如蒙文通在其中国史学史中说道：“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司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以为纪纲，而割裂尚书、左氏、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
17、本纪、世家、列传，分逮当人之下而已。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11 蒙文通著：中国史学史绪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1版，第39页。,这一意见是否正确呢？最近有学者根据茆泮林自己所举的例证和隋唐人以前的著录，进行了有力的驳辩，认为根本没有理由肯定世本存在本纪、世家和列传。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大概也正是因为世本中只有世系的记载，所以隋书经籍志史部将世本列在谱牒类的氏姓之书中。如果世本确有本纪、世家、列传，隋志是不会这样分类的。最后要强调的是，茆泮林自己的辑本也没有能辑出本纪、世家、列传佚文。”1既然如此，要否定司马迁在纪传体方面的创制之功，还根据不
18、足。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21-22页。,2、史记重视人的作用。,史记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但最具特色的只是在本纪、世家、列传等记人的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说：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也说：“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三种：事情、年代、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为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
19、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太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1由此观之，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学体裁，它重视人的作用。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60、83页。,其实，纪传体重视人的作用的思想不是突如其来的。,我们知道，由于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的作用不断凸现出来，并日益超过天和鬼神的地位。如果说在殷商及其以前，人们主要还不断制造、相信或受制于神灵的话（如商朝以祭祀神灵和
20、战争为“国之大事”），那么从西周开始，人的地位就不断提升。,一般都相信，周人不同于殷人，具有重视人事的传统。,正如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当然。周人早期的重人，主要是个别英雄人物，是用个别英雄人物来解说历史。如从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能够看到从后稷、公刘到文王、武王等先王的创业业绩，但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的活动。故侯外庐说：“西周是维新的社会，文化被贵族所垄断。最初的史诗是周颂和大雅的文王与生民，这史诗具有特殊的形式，其中没有国民阶级的活动史料，仅有先王创业的史料。我们认为它是非常朴实逼真的，因为它是以先王代
21、表了生民。”1 1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109页。,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发生在东周时期，即春秋以后。研究者以为这是“人的发现”的重要时期。,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三章专设“人之发现”一节，并说：“及春秋之世，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的解释。以为各种制度皆人所设，且系为人而设。”1当时孔子鲜明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主张，不少哲学史研究者认为“孔子的仁是发现了或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人。”（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47年10月增订8版，第37页。,我们知道，孔子
22、是春秋晚期学者，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在评论远古人物时，已经能够从神秘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在人神关系上，也是重人事的，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著名言论，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修订的春秋，史记也认为是“王道备，人事浃（ji）”（十二诸侯年表序）。春秋主要从人事角度记载事情的情况，白寿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历史记载，到了春秋经，可以说已来到人间。”又说：“战国初期成书的左传、国语，更是写出了多样的人间形象，表述了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议论和辞令，表述了人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300页）,司马迁深受孔子影响，也有鲜明的人文气息。,史记楚元王世家：“国
23、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国家的兴衰不是上天和鬼神在起作用，而是人发挥了关键作用。认为项羽感叹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纯是“谬”论。所以在项羽本纪中极力描写项羽残暴和刘邦宽仁的大量事例，以此说明项羽之败是咎由自取，而非“天亡”。,“人之发现”是时代的思潮，还表现在人们对自我的特殊关注。,如墨子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今人独知爱其身。”（墨子兼爱中）而且人们已经在思考如何才能实现自我的永恒价值。如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又记人有“三不朽”，依次为立德、立功和立言。1这些都已涉及到自我的、个体的历
24、史。又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也是这个意思。1 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孙豹，他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杨朱学派,伴随人的发现，甚至出现了一个完全“为我”的学派，即杨朱学派。孟子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侯外庐对杨朱学派评价说：“这一理论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背后，隐然潜伏着承认感觉体的光辉！”又说：“前期杨朱派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之外，在氏族宗法的人我关系之外，发现了个人的存在，这就反映出些国民的意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48-351页）,与“人的发现”相伴随，还有民本
25、思潮的发生。,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时人是如何理解民为贵的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这种不容置疑的规律性认识显然还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思考。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强音。这是时代的声音，对史学写作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这种观点与战国时代的认识一脉相承。既然国之兴亡在人，既然人是历史的主体，那么以人物为主体的纪传体史记的出现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人的重要性还反映在不少学者具
26、有成一家之言的思想自觉，他们的书名甚至直接以人名相称，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等。所以，我们看史记，就有大量重民的反映。,一些失败者得到歌颂，如有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还有日者（占卜）、龟策、方技等社会下层的历史内容，反映的是几乎是国民的历史。正是这样，强烈批判旧史学有君史而无民史的梁启超就说：“其（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1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
27、。）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5-17页。,可见，史记重人、重民的特点不是突如其来的。因为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对“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钱穆在中国学史名著中说得好：“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的。”“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
28、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钱穆讨论纪传体问题如同他讨论史记书名时一样，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史学著作上，而是联系到先秦诸子。这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之，以人为中心的史记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这一历史潮流下的产物。,钱穆又说：“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该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他又补充说：“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
29、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要吗？我们也可以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1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69、84页。,3、司马迁具有自觉的以史名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史学意识高度成熟。,虽然司马迁一方面说自己述而不作：“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太史公自序）然而又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希望达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提到要“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
30、成一家之言”。即是要通过历史的撰著，来阐发自己在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所以他又引用孔子的话以自表，说：“载之空言，不如建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太史公自序）这是史学领域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据白寿彝研究，“家”本是一个政治概念、经济概念和社会组织单位的概念，把它运用到学术领域路，称学术流派为“家”，是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的。战国晚期出现的荀子非十二篇、解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韩非子显学篇都是评论战国学者或学派的，但还没有系统地提出“家”的概念。同样作于战国晚期的庄子天下篇开始提出了“家”的概念，说到“百家之学”、“百家众技”、“百家往而不返”，“家”字凡三见。庄子天下篇讲先秦学术有三个阶段，一是“
31、古之道术”，“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二是迁移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时、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发明之”，是指儒家学派；三是百家之学时期，相当于战国时期。天下篇不只提出了“家”的概念，而且对于各家的评论都有独到见解。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著书淮南子，在末篇要略中论述宗周初年以至战国时期的学术论述了八家学术，深度上不如天下篇，也没有以“家”名派。直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才把阴阳、儒、墨、法、名、道六派称为“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并概括其特点。可见，“家”是后来人在对战国诸子学派总结概括的基础上的称呼。（说“成一家之言”，中国史学史论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也是与春秋
32、战国以来诸子以学名家、建立“一家之言”的形式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梁启超所观察到的：“其（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1这种注意到史记与诸子关系的见解，并不止于梁启超。在此之前的章学诚就说：“太史公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文史通义卷4释通）此后的侯外庐也说史记“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私人著述”2。1 梁启超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21页。2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第1
33、版，第127页,钱穆在太史公考释一文中对史记原名太史公而与诸子著书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他说：“其书称太史公，犹孟轲自称孟子，其书因亦称孟子，荀况自号荀子，故其书亦称荀子云耳。”又说：“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若正名以称，则应曰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至曰记曰传，则举一偏以概，更非其书之本称。”根据七略而来的汉书艺文志也只称太史公而无书字，须知这是涉及书名最正式的场合。,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通过撰写史记而自成一家，意欲厕列诸子百家之一，这是史学意识
34、高度觉醒和成熟的标志。加之其史记之作大为成功，终于宣告了中国史学在学术上自成一学的地位的最终建立。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中亦指出：“他（指司马迁）说的成一家之言，不独是史记的成一家之言，实则也是力图使史学成一家之言。”11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37页。,对于“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钱穆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中国史学之精神一文中阐述道：“中国人理想中的写史，不仅要说明历史如何变，更要分析着年代、事迹、人物而客观地苦心孤诣来写。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已不仅仅是历史范畴，而已超入哲学的范畴了。”1关于“哲学的范畴”，钱穆在中国史
35、学名著一书中又解释道：“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21 钱穆：中国史学之精神。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第29页。2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90页。,史书依附于经书,自从司马迁著史记，史学著作就急遽增加。在司马迁以前，虽然已有不少国史、家史，但主要还是史料性的；虽然也有不少
36、经过了一定的整理，如春秋、国语、左传、世本、楚汉春秋等，但它们还不能构成史书系列，人们是把它们作为经书来看待，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都是把它们比附于春秋类的。,齐思和在中国史学史论集中指出：史记的出现指出了研究历史的途径，也刺激了研究历史的兴趣，以后有许多人依其体裁续写历史。因而研究各朝历史的人更多了，于是历史学遂“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到西晋荀勗（x）编辑图书目录时，因为历史书太多了，不得不单列为一类，便从六艺改为四部，把史学看作独立的学术部门。此四分法以后相沿不改。而且纪传体一直被看作是最重要的体裁，“所以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白寿彝也说：“在史学
37、领域里提出家的概念，并在实践上实现了成一家之言，这在司马迁个人，是个了不起的贡献。”,三、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第一、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认为修史是一项不应中断的神圣事业。第二、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史学的借鉴作用。第四、主张持“疑则传疑”的谨慎治史态度，强调慎于辨析历史文献。,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第三、重视对修史宗
38、旨的阐述，使历史撰述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修史记的总宗旨（最高层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作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的宗旨（中间层次）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