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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宰相制度研究评介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作者张帆，1967年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系中国史专业学习，至1992年，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副教授。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基本保持论文原貌。本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细致论述元代宰相制度的学术专著。本书主要研究范围是元王朝时期（12601368）的宰相制度，兼及大蒙古国时期（12061259）。全书采用“寓纵于横”的结构方式，即按专题研究而非分阶段研究，但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尽可能阐述其发展变化。除简短的“前言”和“结语”外
2、，分为七个部分：“大蒙古国时期宰相制度的萌芽”，“宰相机构和宰相的名号”，“宰相的任免”，“宰相的职权”，“宰相与其他机构、官员的关系”，“关于宰相元代相权的考察”。另外还有“征引史籍”、“主要参考论著”两个附录。作者首先探讨了制度“简单而混乱”的大蒙古国时期宰相制度的萌芽，详细论述了大断事官、必者赤以及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和演变，阐明其与元王朝宰相机构中书省的关系。作者对元代宰相机构的设置、宰相及有关名号（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中书令，参领中书省事，商议中书省事，平章军国重事，等等），以及作为加官的相衔、内八府宰相诸问题进行了细密的考订和分析，区分了宰相与拥有宰相头衔或被称
3、作宰相而非宰相等复杂而混乱的情形，澄清了记载中的舛误和研究者的误解，确定了宰相的基本概念和范围，廓清了研究场地，为元代宰相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从宰相的人数、任期、选用、罢免（或改官）四个方面研究宰相的任免问题。所作诸表，考订精审，于旧史诸表及记载之舛误缺漏多有订补。统计数据结合关系、机构间的关系以及观念等因素及其在过程重点互动，参互论证，论点深入而精辟，论证坚实而完整。“宰相的职权”一章是权术的核心内容。作者从“议政权”和“施政权”两个方面考察宰相在决策和施政过程中的权力及其行使方式。以扎实和充分的史料，紧密结合制度与运行两个层次，具体细致地论证了元代宰相权重的现象。北京大学历史系
4、教授祝总斌先生分析批判了历来研究中宰相概念的含糊和混淆，精辟地将宰相的职权定义为两个方面，即“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成为宰相制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张帆继承了祝先生的论断，但有所修正，以“施政权”代替“监督百官执行权”。“施政权”涵盖范围有所扩大，更能概括元代宰相制度的实际状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修正，尽管其意义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但无论如何都会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宰相制度的理解。第五章具体考察了宰相的僚属，包括参议府、断事官、左右司官、省掾、客省使、直省舍人等，探讨了中书省的内部结构及运作方式。三公、枢密院、御史台、六部和怯薛，构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
5、基本结构框架。第六章探讨了宰相与这些机构、官员的关系，论述了宰相在中央政府的枢纽地位和运作方式。至此，作者完成了关于元代宰相制度的专题研究。第七章则从整体上考察元代相权，论述了“委任责成”的君相关系模式和“独相制或并相制”的宰相内部关系模式，以及宰相权重的两个表现和宰相权重的原因。作者得出了权术的基本结论，即“元代宰相权利相当重，在政治舞台上通常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元代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宰相政治”。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向“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元代宰相权重的事实表明，元代无法纳入这个通贯的解释模式之中。而且元代宰相权重现象，也无法用历
6、史必然性或趋势的模式加以解释，“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偶然性”。所谓“偶然性”，即在于元代杂糅蒙汉体制的特殊性。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元代制度，使之与传统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形同实异”，从而逸出了历史学家喜爱的历史发展趋势之外。结论大胆而有创见，然而却确确实实地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实证基础之上。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一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史料的搜罗和处理。作者详尽占有原始，包括正史、文集、笔记、金石、方志以及域外史料，几可谓网罗殆尽。于文献不足之处，亦往往能探幽索隐，将表面上不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见人所未见。例如，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3澄慧国师传戒碑提到“丞相厦里
7、”，钱大昕称“于史无所见”。作者却检出了雪楼集卷6海云简和尚碑和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两条关于“厦里”的材料，确定其身份和事迹。由年代、事迹和身份的吻合，进而联系到元史卷1335铁哥传所载“父野里术”，“厦里与野里术或许即为一人”。（见元代宰相制度研究页910）仅此一端，即可概掌握史料之淹贯精熟。作者使用史料十分严谨，尽可能利用不同史源的材料参互较证，力求准确。精彩考证所在多有，补漏订误之处俯拾皆是。同时，疑以传疑，不臆测，亦不妄断。作者扎实的基本功，良好的素养，用功之勤，思索之精，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掠美，亦不盲从。文章质朴，无浮词，学风纯正严谨。作者追求文字准确简练，
8、固为一长。然时或失于干涩，加以过多的引文和繁琐的考证杂乎其间，头绪纷繁，不甚好读，实为一短。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结构严整，论证充分有力。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结合得比较好，由微观考证达乎宏观结论，层次分明，一贯，颇有自然流畅之感。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研究制度的过程中，不于有关制度的字面解释，而是联系各个时期的具体人物和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此即祝总斌先生着力强调的“读列传作（研究）制度”之意，张帆实得其神。长期以来，往往以“君相矛盾”作为宰相制度变化的基本动因，形成了固定的解释模式。这样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祝总斌先生认为，这个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提高统治效率则是更为重要和稳
9、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以单一因素解释的模式（或许可以称之为“单一因素决定论”）涵盖二千年的历史，在具体研究中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研究中不拘成见，口限于任何单一因素。效率、君相关系、民族关系、政治斗争、机构间的协调与冲突、文化冲突、制度自身的惯性等等因素，均对制度的演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者的研究则从直接的影响因素入手，充分考虑多种因素间接与交互影响，论证犀利而丰满，故而能够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历史必然性或发展趋势，往往是历史研究与思索的一个主题。作为研究方法，撇开概念问题不谈，其流弊则在于以必然性或趋势代替具体的研究。作者自觉地避开了这个方法论上的陷井。“元承金制”，金制自然为作者所着力考察，于金代制度亦有所发明。作者着意于金元制度之继承与变异，并将其置于元代具体历史之中考察，其“形同实异”之特征则昭然若揭矣。作者的研究始终贯彻了这样的思想，“特别注意从元代具体历史环境出发、从制度的制定及主要执行者蒙古贵族的统治意识出发考虑问题”。对中书令问题，对宗室、外戚不任宰相问题，对宰相权重原因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研究，都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思路。对历史趋势的背离，是作者 获致成功的方法论保证。总之，元代宰相制度研究是一部成功的学术专著。今后，无论是研究元代甚或近代金代制度，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都不能无视这本书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