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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报任安书观瞻论文提纲：1.文章整体思想概述。 2.李陵案过程及史公心路里程及对之剖析。 3.史公的人生价值观。4.综述。论文摘要：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在因李陵案受腐刑后发愤著书完成不朽史学巨著史记后，因好友任安入狱而求助司马迁想为之向圣上求情，太史公向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叙述了史公隐忍完成其心志，李陵兵败匈奴前后其为人的描述，阐述了其对人生价值的态度，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论文正文：司马迁报任安书观瞻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无数次看完此封书信，无不为史马迁悲惨经历扼腕叹息，和为其实现人生价值受尽凌辱而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史公是史学的集大成者，而其报任安书更是
2、一篇旷世奇文。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借用李贺浩歌里两句诗对其表达景仰之情。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
3、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
4、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
5、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第一次拜读报任安书是在高中语文文言文选读教材中，书中选录了司马迁的千古绝唱报任安书，在这封写给狱中好友任安的回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 这封书信是后人解读司马迁的生活与思想的一个窗口，最能体现司马迁“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
6、尘寰”的人格魅力。虽然从回信中难以窥其全貌，但此信足以述其心迹，表其心志。司马迁借此好好地释放了一下自己封闭、压抑已久的情怀，一吐为快，可谓字字血泪，处处真情，理灼古今，动人心魄。透过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是一个隐忍苟活、矢志不渝的人，一个雄心万丈、超越庸常的人，一个文史双绝、才华横溢的人，不愧为天地间的奇男子、伟丈夫。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
7、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庭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
8、！尚何言哉！ 一.隐忍苟活、矢志不渝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以对李陵的深刻了解，私下认为李投降委实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殊不知这极大地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司马迁有口难辩，就这样得了罪，被打入地牢，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生死面前，司马迁没有畏惧过。选择死是一种解脱，但为了史记，他选择了“痛下蚕室”，这需要更大的勇气。他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对他的身心是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信中写道：“仆以口语
9、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是以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字字血，句句泪，渗透着无尽的哀怨之情。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材，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盃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
10、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
11、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与李陵非亲非故，亦非受人之托，为其辩解，只是出于对李陵正直人品的熟知，出于一个直言敢谏的大臣的良知。
12、然而却触怒了专横的汉武帝，身受奇耻大辱，精神又遭到沉重的打击，他能不怨恨专横的君主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也是司马迁的遭遇吗？然而怨归怨，一想到自己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父亲司马谈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著作，但无奈年事已高，便只好寄厚望于作为儿子的他，希望他实现修史这一宏愿。若是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去，岂不遗憾？何不努力完成父亲这一夙愿？死既无益，生而有用，于是，司马迁隐忍苟活着，这恰是他的伟大之处，非有胸怀大志者不能为之。 二.雄心万丈，超越庸常 司马迁志向高远，雄心万丈，对于生死也有自己的看法，超越了庸常。“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啊，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
13、，然而，死就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司马迁认为自己受辱之后“引决自裁”“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面对侮辱、嘲笑、误解，他选择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忍辱负重，苟且屈生，比一死了之更痛苦，更需要勇气，也更能显出英雄气概来，可以说生死观的背后透者他的万丈雄心。 司马迁重视生命的存在，更重视生死的意义，他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原则，认为人生在世要么立德，要么立功，要么立言。在史记中，司马迁歌颂那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赞赏他们为了某种信念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及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以其豪迈而达观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影响后人，激励后人。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14、照汗青”的壮丽诗句；诗人臧克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啊，为人类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人们永远记住他，他们虽死犹生，超越庸常，千古不朽。 三.文史双绝，才华横溢 司马迁是位博古通今的史学家，在报任安书中写到士人对待羞辱与生死的态度时，他列举古代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一大批王侯将相受辱的事例，但不一定都去“死节”，在“发愤著书”一节中，又列举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非凡特殊的人，完成了流传后世的不朽之做，以他们为榜样，激励自己。文章纵横捭阖，内容丰富，笔力雄健，震烁古今。司马迁自幼胸怀大志，攻读经传史籍
15、，年轻时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古代遗闻佚事，访贤搜史，了解风俗民情；三十八岁时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充分利用汉朝宫廷图书馆，阅读大量的文献典籍，为著述史记搜集有关资料，经过五年的搜集工作，便开始了他的史学巨著的著述。四十八岁时虽遭受腐刑，但司马迁没有停止在怨恨上，也没有选择“死节”，而是以古代圣贤发愤为作的事例激励自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也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些古代圣贤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从这历史和文
16、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先驱，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惨淡笔耕十三年，著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开创了中国记传体史书的先河，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奋斗目标，并以此书“偿前辱之责”，这是他精神、人格上的涅槃。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原书标点如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
17、，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囚于烟里（原文如此，当作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
18、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司马迁幼年从师儒学大师孔安国，道学大家董仲舒，系统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历时两年的漫游不仅使他游历，名山大川，陶冶情操，也提高了文字表达能力。报任安书又显示了司马迁这位古代散文学家的文学才华。古人早就称此文为“天下奇文”。它的“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磅礴，作者长久积郁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它的纵横捭阖，起伏跌宕。作者是坦率的，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因而他
19、一一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曲折反复，一唱三叹，与他的史记一样，也是一篇“无韵的离骚”。再说，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叠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
20、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
21、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打破当时“儒家独尊”局面，自成一家。司马迁以极大的反世俗的勇气， 充分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显示了他“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亦就是要做外物的主人，同时也要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识。主体意识有其内在的根据即主体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发展的顶峰。现实生活的人，如果没有
22、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主体意识。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具体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很明显，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
23、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总之，报任安书是史记千载不绝的余音，是我们解读司马迁生活、思想的一个窗口。司马迁的勇气、志气，气冲霄汉；他的才能、成就和人格魅力如日月一般永远照耀在历史的长河上。司马迁以“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跳动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闪耀的是崇高的思想光芒。鲁迅先生称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郭预衡先生称司马迁“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可见其思想博大精深和难以达到的高度。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及其亲身实践，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要早一千五百多年，将永远成为照亮人类前进的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