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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一“五四”这个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次学生爱国运动。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五四”的精神，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爱国运动上，我们往往把它衍生到从1915年开始的整个知识界的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它是以领域的革命和形式革命为契机而深入展开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新文学思潮。现代知识分子是由原来的士大夫阶级转化而来的，士大夫阶级的基本价值是在庙堂上，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通过对朝廷效忠来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传统士大夫阶级价值取向非常狭小，官做得越大，就越可能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所谓“学而优则仕”就体现了这种传统。到了20世纪，通过科举进入
2、庙堂的传统仕途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是现代大学。科举制度跟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为朝廷培养人才的，它通过科举制度一级级地考，最后由皇帝来钦定你做什么官。古代读书人如果一辈子做不了官，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现代，这样一个机制就中断了，并转化为今天的现代。现代教育中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推荐博士生毕业去当局长、硕士生毕业去当处长，因为国家干部培养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现代学校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所以，一个合理的教育制度，跟社会人才机制是吻合的。过去为什么师范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国家需要普及教育，需要大量的师范生；现在为什么、专业比较热门?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现代教育机制是根据社
3、会需要的变化来设置教育规模和结构。这样一种现代教育机制，导致人才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我们今天的读书是为了在社会上，为了在社会上求得一个岗位。在这个前提下，比如，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到某国家机关里去当公务员，那也是作为一个岗位，而不是一个官的概念。而社会有无数的工作岗位，并根据各种专门技术分出范围，如医生的岗位，教师的岗位，传媒的岗位，技术人员的岗位，做生意的也有商业的岗位等等，学校需要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来与社会人才需求发生直接的供求关系。那么，当职业精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现在哪里?古代读书人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修身、齐家、治国、平
4、天下，这样由下而上的理想。意思是说，读书人首先把自己管好，修身养性；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过去的家一般是指大家族；再上去就是要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平天下。这个“天下”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当今世界”的概念。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他的活动空间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曾国藩，他先是修身养性；然后进一步是治家，他练的湘兵都是当地的家乡子弟兵；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他就带领子弟兵为国家打仗，那就是民间起兵治国。到晚年了，曾国藩掌握了清政府的重要权力的时候，他却更加关注文化，中兴儒学。明代徐光启几何原理并没有译完，他就组织人重新引进西方的几何原理，企图重新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那就是我们说的“平
5、天下”。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理想的最后集大成者。他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再做这样整体性的工作。于是就转换为直接为社会服务，拿自己的知识、文化、道德修养来为社会服务，做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都有荣誉感与价值体现。原来知识分子是人上人，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平凡的社会成员。但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积淀。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发展过来的，到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还是存在的。另外，就是近代西方社会传过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社会的民间岗位
6、，这是一个前提，知识分子首先是有他自己的专门知识或者技术。有些人也关心国家大事，像出租车司机，他也会骂街，骂领导，骂警察，但是这不叫知识分子，只是一般老百姓发发牢骚。其次，光有这个岗位还不够，他还具有一种超越了职业岗位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所关怀。这是比较抽象的，但又是一种很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不会就事论事地来讨论，而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我们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中国和世界的潮流怎么样，等等。他要透视日常生活的问题来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考虑世界的未来。这样一种关怀在过去是通过很壮烈的行为来体现的，比如像俄罗斯的民粹派、法国的启蒙主
7、义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坐牢、革命甚至恐怖行为来达到他对社会的关怀。这样一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但这样一种精神还体现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样一种俄罗斯式的、对人类社会有终极关怀的精神，加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这两种传统是有矛盾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知识尊严，可以不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像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是通过最高政权，通过皇权、忠于朝廷而达到权力，达到治理国家。两者之间相互有矛盾，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很自
8、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力量结合起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摆脱不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的热情，现代中国的几次政权变更新旧交替，都不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最典型的如熊十力先生。这是个高蹈的家，向来是做隐士的，他一直在研究中国哲学。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董必武把他请去(熊十力是湖北人，和董必武是同乡)，他在北京给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设立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讨，同时恢复三家民间书院：南京内学院，由吕徵主其事；浙江智林，由马一浮主其事；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这封信就是向最高领袖献计献策的。后来他又发表论六经，论证了周礼、春秋等经书里有思想，证
9、明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予确信全世界反帝成功后，六经之道当为尔时人类所急切需要，吾愿政府注意培养种子。他的意思是我们要继承传统，要把中国古代学问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样可以国泰民安。这个思路很有意思，也非常陈旧，毛泽东当然不会采用。但这说明像熊十力这么一个老知识分子，一旦到他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变成治国平天下的人，认为按照他这个思路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他绝对不是反，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而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学问用在国策的确立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不仅是熊十力先生，还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都是在专业学术上达到最高层次的人，在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仍然综合了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两种成分。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上是很典型的。当现代社会发生转型，传统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抱负无以施展、然而又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民间岗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要在这中间开辟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发挥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与热情。这样一种发挥热情的价值取向，我把它称为“广场”。“广场”是个空间的象征，传统庙堂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