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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拓跋史探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于2003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24万字，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这部分展开。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
2、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韩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朴说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
3、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魏书官氏志所谓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联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统亲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
4、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24-2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
5、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
6、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
7、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不再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
8、了。 研究政治史，不只田余庆先生一人。但他的政治史研究却别具一格，颇有值得论说之处。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余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2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段话：“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
9、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3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62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些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