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特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左传》的叙事特征.docx（8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左传的叙事特征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
2、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3、。1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
4、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 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
5、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2 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
6、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
7、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3 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硃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
8、，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 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 4 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
9、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
10、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史传文学的萌生与形成,与史传文学的本体史籍(即历史著作)的形成是紧密相连的。以史官簿录为记载形式的史书,就形式上说,从萌生到成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史官簿录形式的书籍产生之前,对于人类自身的远古历史,有一个口头传说的阶段。人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播祖先的功绩、氏族部落的滋生繁衍以及与 大自然做斗争的种种传说。这些历史传说与后来的史书还有很大的距离,然而它已经孕育了史传和史传文学的因子。我们从后来的史书
11、中还能看到远古历史传说的吉光片羽。作为史学意义上的史5 籍,则应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有了文字,才有可能将历史传说和历史记忆物化为物质形态史籍。推论古代史籍,应以尚书、春秋为最早。 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言事分记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古代史官分工之细。史官不同,职责各异。其二,与当时的书写工具有关。在书写工具还相当简陋的情况下,只能以简要为主。其三,更重要的是,与史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在尚书和春秋的时代,尽管人们已意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然而,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纵览古今、包举宇内的宏阔壮伟的历史观还未形成,因此,它局限了史家审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结果只能是
12、“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出现了言事分记的现象。无论是尚书或春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 然而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用刘知几的话说,即所谓“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吸收记言与记事两种体制之特长,而又可以克服二者之不足的“言事相兼”的历史著作必然出现,这就是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历史杰作左传。史通载言篇说:“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古法”即指言、事分记的原则。左传作者摒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成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与记事于一身,展现了
13、春秋时期240多年的历史,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6 “言事相兼”的记史叙事方法,与以往的历史著作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 “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圈,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中国历史研究法) 这不但是左传的叙事特色,也说明其作者已经有意识地从某种历史联系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取舍剪裁以编撰成书。
14、这一点,不但是史家在著史方法论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史家在审视历史与把握认识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左传这一历史巨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标志着史传文学的真正形成。 在记事方面,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大量的历史事实,作者将这些历史事件具体化,不但增加了事件情节,甚至丰富了许多细节描写。在春秋中寥寥几个字的事件,在左传作者的笔下,常演绎成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如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楚子麇卒”(昭公元年)这些简略记载,在左传中却是一篇篇内容充实、结构完整的诸侯宗室内部斗争故事。在记言方面,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各国史书留传
15、下来的文告、训辞,有的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语言。 7 此外,作者还增加了许多绘声绘色、声口毕肖的人物口语描写。左传是一部记载“君国大事”的史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是其中却记载了众多的家庭轶事,还有数量不少的神怪灵异之事。所以,左氏的叙事最富特色。刘知几说是“左氏之书,叙事之最”。(史通模拟)刘熙载也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 左传“言事相兼”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善于写人,善于生动地描绘历史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人物性格。这在史传文学的发展上是一次质的飞跃。像子产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在春秋中几乎不著一字。而左传对子产的思想
16、、道德、学识、行事、辞令乃至才情风貌,都有细致生动的描述。作者通过子产这一历史人物具现了春秋中期郑国与诸侯国的历史,子产这一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左传作者总是尽量避免简单平板地记载历史事件而采用故事化的手法,从言论和行动的立体把握中去描写人物。这样,不但写出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各个细部,也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反对采用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经济学那种“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表达方法,而提倡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个别描述”的方式,并且强调运用修辞学的艺术和叙事性的体裁,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著作。他们甚至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其实,中国文学强调文史结合,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正不谋而合。我国的历史著作左传、战国策、史记,何尝不是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即以左传一书而论,它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创造了富于魅力8 的精练流畅的语言,又善于渲染故事情节,善于对人物作细致入微的描绘,还能揭示出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都能曲尽其详,写得引人入胜,无疑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