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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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内藤湖南 唐宋时期一词虽然成了一般用语,但如果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考察,这个词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总和说明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

2、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亦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由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亦就是所谓郡望的本体。这些世家都重视谱系,导致当时的谱学盛行。现存史籍中,新唐书宰相表便反映了这种情形。另外,李延寿在南、北史中所写的是南北朝时代的实际情况在历史著述中的反映。 名族在当时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这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不过一流贵族并非一定要当天子或宰相。特别是本来便与众不同的天子之位,虽然一般都归于有实力者之手,但当上天子的世家并不一定成为一流贵族。唐太宗成为天子时

3、,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第一流的世家是北方的博陵崔氏和范阳盧氏等,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世家分级,即使天子的威力亦不能改变。南朝亦一样,王氏、谢氏等世家远比天子受人重视。他们和同级的贵族联姻,这些团体形成社会的中心,最好的官职亦由这个圈子的人占有。 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式微,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利来决定和任命。这个制度在宋代以后逐渐发达,到了明清时期,独裁政治的形式变得完备,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君主绝不将职务的全权委任与任何官吏,官吏亦因

4、而不再但其其职务的全部责任,改由君主一人去承担。 比较两种政治,贵族政治时代的君主位置,虽然有时可以由实力者超越等级去占领,但既然成为君主,最终便不免成为贵族政治机制的一环。换言之,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成人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孟子曾分卿为异姓的卿和贵戚的卿,后者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君主如果不听则更换君主。这种事情不单见于上古,在中世的贵族时代亦屡见不鲜。君主是一家的专有物,这一家连外戚、仆从也包括在内,这一家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或实行弑逆。六朝至唐弑逆废立多见,正在于此。这一家的事情与多数的庶民几乎毫无关系,庶民作为国家一份子,未见有任何的重要

5、性,与政治并无关涉。 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这样一来,如果有河臣民全体有关的事,君主应该代表全体臣民,但中国的情形并非如此。君主不是臣民全体的代表,本身反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虽然这样,君主的地位相对于贵族时代更为安全,要废立亦不容易,弑逆在宋代以后的历史中几乎全部消失,可为证明。不过元代是唯一异例。蒙古文化远较中国文化落后,只有中国上古时代的程度,却征服了中国。由于突然君临一个近世的国家组织,帝室依然留下贵族政治的形态,只有民政方面带有近世的色彩,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状态。 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

6、掌握权力,所以有隋文帝、唐太宗等英主出现。尽管在制度上并不承认贵族的权利,但在实际的政治上仍保留其形式,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这个协议体并不是代议政治。 唐代在政治上有三个重要机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负责起草诏敕命令,有臣下上奏给予批答。在诏敕确定前,必经门下省同意。门下省有封驳权,若认为中书省的案文不当,可以驳斥和封还。事情由中书和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尚书省的职务是接受该决定,并加以执行。在形式上,中书省代表天子,门下省代表官吏舆论,即贵族的舆论。但因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中,亦非常友

7、好,并非像下命令一样。不过到了明清时代,所有批答均如命令仆从,语言粗暴。封驳之权在宋以后日益衰退,至明清几乎完全消失。 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宰相的地位不再是辅佐天子,而变得和秘书官差不多。宋代虽然尚存唐代遗风,宰相拥有相当的权利,但明代以后完全不再置宰相个官职,实际上执行宰相之职的是殿阁大学士。这个官职的性质是天子的秘书和代笔,而不是和古代的宰相一样辅佐天子,分担部分或承受全部责任,只有君权才无限发达。唐代宰相全部出自贵族阶级,他们一旦得位,即使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利。明朝以后,不管宰相权利有多大,若令天子不高兴,他们便会忽然受到废黜,成为平民甚至犯人。宋代恰好处在唐和明清之间,宰相商不至于像

8、明清一样没有权力,不过即使得到权利,达于极盛,一旦失去了天子在后面支持,亦同样会变为匹夫一名。只要看北宋的寇准、丁谓,南宋的贾似道等的境遇变化,事情便一目了然。地方官亦一样。唐代各地方官大多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利。宋以后的地方官,不管地位如何良好,只要君主一纸命令,职位便简单的交替。宦官称为天子的仆从,但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而明代虽然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力亦随之全失。唐代和明代宦官的差别,就是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政治差别的结果。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利。但

9、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严重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由国家直辖。虽然设有特别制度,让农民得到好像国家佃人一般的对待,但由于实际上政治权力在贵族手中,人民的的情况有如是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土地分配制度等亦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租税的性质,更显出其意义。具体的说,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不再受土地束缚,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

10、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类似青苗钱一样的低利息金融通法,亦可以理解为*承认人民有处置土地收获的自由。另外,王安石改旧有的差役为雇役,虽然受到反对者的大力攻击,但这个雇役制度最为适合当时的情况,后来司马光改王安石的新法时,以苏东坡为首的新法反对论者中反对差役复旧的人亦颇多。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 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改为选举。当然,这个选举和今日的代议政治不一样,没有代议的意思,它只是一种官吏的擢用方式,即是由自贵族阶级中擢用,一变而为考试擢用,也即科举考试。六朝时代,天下的官吏以九品中正方法选举,完全受贵族的

11、权利左右,当时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隋唐以后改变这个弊病,实行科举。不过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的。这个制度到了宋代王安石时代再次一变。唐至宋初的科举亦帖括和诗赋为主,前者测验背诵经书的能力,后者考验文学创作的能力。这个方法与其说是学科考试,毋宁说是人格测验和书写文章能力考试。不过,王安石的制度改帖括为经义,代诗赋以策论;经义是写出对经书中有关义理的意见,策论则是提出政治上的意见。当然,到了后来,经义成为以一时的念头去让考官吃惊的文章游戏,而策论亦不过成为对历史事迹的一种粗略概说,变得与实际的政务完全无关。但当时这一改变,仍然达到了将过去的人格主义改为实务主义的目的。应试者中,唐代每年

12、不过约五十人及第,明代以后科举及第者大量增加,有时虽然只是三年一度,及第者仍有数百人以上,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应试者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万人以上。换言之,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给给庶民方式,变得容许机会均等。 政治上的实际情况亦没有变化,特别是所谓党派的性质有所改变。唐宋时代的朋党虽都喧闹一时,但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利斗争,宋代朋党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因为自从科举离开贵族的控制,以婚姻和亲戚关系结成的党派渐次衰落,党派成立的主要目的,便成为表达政治上的意见。当然,党派纵然来自政治上的主义,坏处亦逐渐类似贵族时代一样。到了明代,师生关系、出身地方关系等又再度成为结党的重要因素,所

13、谓由君子组成的党派,其弊端与小人的党派没有差别,以致明代终因东林党而灭亡。到了清代,君主更因嫌恶臣下的党派而使权利日益变得绝对。 经济上亦有类似显著变化。唐代铸造了有名的开元通宝,虽然货币的铸造一直不断,但流通量相对较少。货币的大量流通到宋代才开始。唐代虽然不是实物经济,但不少物品在利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却以绢布来交换。宋代则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称为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物价变动因此颇剧。到了元代,差不多完全不铸铜钱,单靠纸币来流通。明代以后推行不换纸币的极端政策,终于导致灭亡。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另外,银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

14、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北宋时代虽然仅有少数流通,但到了南宋,似乎大为盛行。据说元代伯颜在灭南宋回北京时,为了要把南宋国库中取得的银运回北京,于是把他们按一定的形状来铸造,称为今日元宝宝银的始祖,可见银在宋末相当流通。这种倾向到了明清更趋盛大,最后终于夺得纸币占据的全部地位。由于唐宋处于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其间货币的名称等自然发生变化。以前的钱币称为两或铢,这不用说是重量的名称,一两计为二十四铢。宋以后一两十钱计,即一钱等于二铢四絫。旧日的开元通宝,一文重二铢四絫,十文卫一两。宋代废除重量的名称,而以钱的个数来表现,从中可知钱的使用在当时是如何的盛大。在日本,中国钱的名称反过

15、来用于重量,一即是其例。 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如果从经学、文学方面来说,经学的变化在唐已出现先兆。汉魏六朝之风一直传至唐代初期,经学重家法和师法,倡导古代传下来的学说,但不允许改变师承,另立新说。当然,已有人想出种种方法,多次近乎公然的尝试改变就说,不过未有成功。当时的著述大多以义疏为主。义疏是对经书中注的详细解说,原则是疏不破注。然而到了唐代中叶,开始有人怀疑旧有注疏,要建立一家之言。最早的是有关春秋的新说。到了宋代,这个倾向极度发达,学者自称从遗经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全部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成为一时风尚。文学方面亦一样。从文章来说,六朝至唐流行四六文,到了唐代中叶,韩柳诸家并

16、起,复兴所谓古文,文章成为散文体。换句话说,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从诗来说,直至六朝是五言诗,盛行选体意即文选之风。到了盛唐,文风一变,李、杜等大家出现,在打破以往的形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唐末除了诗之外,诗余亦即词又发达起来,打破五言、七言的割据,变为更加自由的形式,特别在音乐性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其结果导致宋元之间曲的发达,并由抒情的短小形式,变为复杂的剧种。其中的词等,不再以包含典故的古语为主,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还有艺术方面。六朝隋唐盛行壁画,以彩色为主。虽然盛唐时白描水墨转盛。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画无非是作为说明事

17、件而有意义的一件物品,新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画在以前是贵族的道具,作为宏伟建筑的装饰物之用,卷轴盛行后,画虽然并未因此而大众化,但却转为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禹之际也可以携带享乐的一种物品。 音乐的变化亦同样。唐代以舞乐为主,即是以音为主,舞的动作不过是附属品,乐律亦重形式,少有模仿动作的意思,所以乐是一种服务于贵族的仪式的东西。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模仿事物一类的通俗艺术盛行,动作较为复杂,品位较古代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这种情形表现最突出的是南宋时代。 如上所说,唐代和宋代,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变化。除此之外,如果从一些细微的个人生活区观察,还可以发现更多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但这里不想论述这些细微之处。 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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