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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讲，历史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与效率特点一换一个角度看历史二主谷式农业类型三、小型化生产规模四、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五、结构特征的初始原因推测六粮食生产效率结构和变动趋势一、换一个角度看历史工业化以前我国是农业社会，粮食生产在经济中具有支配地位。农业社会粮食生产的结构和效率特征，对于说明新中国粮食制度和政策安排，理解当代粮食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认识启示作用。传统农业社会是以金属材料的手工工具为主要生产手段，以种植、畜牧、饲养作为支配性经济活动方式的社会经济形态。农业社会是从原始采集和狩猎经济进化而来的。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文明成就主要是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孕育发生的。这些成就为工业革命提供
2、了知识、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与农业革命发源地大体吻合。我国农业社会大体发韧于夏商周三代，秦汉以后进入发达阶段，并在唐宋明清时代进入高度成熟时期。本讲以西欧国家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状态为比较参照系，对我国秦汉到明清农业社会粮食生产和效率的结构性特点做粗略观察和探讨。二、主谷式农业概念又称“跛足农业”、“单一种植”、“低层次平面垦植”等：（1）种植业生产与畜牧业关系上，种植业占绝对支配地位；（2）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关系上，粮食占绝对支配地位。（3）与西欧中世纪“谷草式农业”类型形成对照。农业生产等于“种田种地”汉书食货志：“辟土殖谷曰农”，管子：“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
3、，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该书的一个著名公式：“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管子治国。因而，“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 管仲语，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市耀二。吕不韦：“农攻粟”。贾谊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晁错认为：“耕而食之”。二十世纪日常把农民称作“种田人”。收入结构和食物结构基本农耕区城内，食物以谷物、蔬菜等种植业产品占绝对支配地位；肉类乳酷等畜产品或不能为普通人经常食用、或不构成人们正常饮食来源。 “肉食者”、“鱼肉人民”、“酒池肉林”、“朱门酒肉臭”，都是揭露权势阶层剥削人民和生活奢侈的代用词语。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
4、十者可以食肉矣”。日常语汇中“进餐”和“吃饭”是同义语。西欧的比较背景古罗马时代动物生产地位重要性就不在作物种植业之下。中世纪西欧继承了谷草式农业生产结构特点。经济史家指出，西欧中世纪农业把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的传统，是西方在技术和文明上区别于远东的最重要基础。除大片永久性草地，实行三圃制和二圃制耕作法，“收获后田地及闲田都变成全村牲口的公共牧场”。畜产品是基本食物来源之一。每年年底，人们要宰杀一批牲畜，处理、贮藏畜肉作为冬天食物。一般劳动群众也能经常获得肉食。据经济史家估计，一个有20英亩耕的自由佃农，全家每年食肉800磅。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描写了一位贫穷寡妇饮食结构：“她不喝酒，桌上的
5、食物无非是黑白两色，牛奶和粗面包是不会缺乏的，还有烤腌肉以及不时一两个鸡蛋”。主谷式农业结构与动物生产在基本农耕区也广泛存在动物生产。然而，在动物生产与种植业生产的关系上，前者总量规模远远小于后者；并且规模较小的动物生产在经济内容上也较为紧密地和作物生产结合在一起，牛马之属主要是用作耕作、运输及其它用途的役畜。如汉代龚遂当渤海太守时，劝导人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把牛看作生产资料。三、小型化生产规模与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经营上万亩耕地相比，各国传统普遍是小型化的。这里的“小型化”，其着眼点不在于刻画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经营规模不同，而是说明我国传统农业时代一般农户
6、土地经营规模明显小于中世纪西欧，从而由人地比例关系方面揭示中国和西欧传统农业生产力结构方式的比较差异。若干朝代土地生产规模变化情况（万、亩）农户数指数耕地数指数户均耕地指数汉（前206-220）110010057076100519100唐（618-907）14401316260011043584宋（960-1279）18791716300011033565明（1368-1644）27382497840013728655清（1616-1911）744267711000019314829中外学者普遍认为，西欧中世纪农民土地生产规模一般至少总在百亩以上，多则达到好几百亩。就是说，在正常条件下，西欧中
7、世纪农户经营耕地面积比中国农民高出若干倍。这一数量水平差异，集中提示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规模小型化的特点。四、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体系是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操作方式（即广义耕作方式）的总和。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内核；与此相比较。西欧相同历史阶段的农业生产则遵循粗放式技术路线发展。精耕细作原则体现在农业生产整体中的选种、耕地、施肥、中耕、灌溉、农作制等各个方面，概括了农业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这里仅对施肥、耕作制做简单比较。施肥技术肥料供给作物生产发育所必需的养分。中世纪西欧采用休闲的消极方式式恢复地力。10-11世纪，西欧个别“比较先进的庄园里开始采用肥料”，但直至中世纪鼎盛时期，农
8、业施肥仍未普遍推广。我国农业施肥历史悠久，技术发达。荀子认为：“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可见战国时施肥已普遍化，当时肥料主要包括人畜粪蚕矢、泥肥和草肥等。西汉泛胜之书依据施肥方式不同。把肥料划分为基肥、种肥和追肥等类别。魏晋南北朝时，由以前利用野生绿肥，转变为广泛栽培绿肥。齐民要术记载的当作绿肥栽培的作物已有绿豆、小豆、胡麻等等。据统计，宋、元时肥料种类达60多种，明、清时增加到100种以上。施肥技术上，宋、元农书一再强调“用肥得理”，“用粪犹用药”，针对不同的土壤、作物，选择、精施相应的肥料。在发达施肥技术基础上，我国古代农学家很早就提出“地力常新论”的命题，和西方“地力衰减论”形成鲜
9、明对照。农作制西欧中世纪农作制基本形式是三田制和二田制。早期流行原始的火耕抛荒耕作法，后来才逐步在二田制和抛荒制基础上发展起三田制。三田制已是西欧中世纪农业技术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主导耕作制形态是连作制和复种制。诸子著作留下了当时农业生产“一年两收”和“四年五熟”的记载；泛胜之书记载关中地区已实行谷子和冬麦轮作复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制一大进步，是江南地区改变“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开发较早地区已出现双季稻。明清时代，南方发展了以水稻为中心、以水旱轮作为基础的一年二熟制和三熟制；北方发展了粮棉作物轮作的二年三熟制和一年二熟制。我国传统农业复种指
10、数远远高于西欧，反映了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路线的特点。五、结构特点初始原因的推测为什么有上述比较特点？一种解释是中国人口太多，所以要小规模，把人口作为外生变量有一定道理。还有双向因果关系分析解释：小规模经营要求劳动密集投入，精耕细作又制约了经营规模扩大。还可以从高气候变率比较特点来探讨这一问题。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不同气候类型构成部分自然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高气候变率下，要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适应自然生产要素配置过程的特殊规律，选择适当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类型。中国和西欧农业生态环境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降水变率较高：高降水变率的影响高气候变率背景下，畜牧业难以和种植业同步
11、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经济力量，不能在效益优化前提下，解决饲草供给的波动性与牧畜对草食需求平稳性的矛盾。畜牧业包含了植物（牧草）生产和动物（牧畜）生产两大物质能量转换流程。发展畜牧业，客观要求两个流程之间建立稳定平衡的供求关系。植物生产流程直接受气候等环境条件制约。气候变率越大，牧草时季生长供给量的波动幅度也越大；然而，在动物生产环节，牲畜对牧草需求的变动性则受动物生长规律支配：牧草供给丰裕之际，不可能持续超量进食在体内储存能量，牧草短缺时，则会掉膘、生病直至饥乏而死。因而，在气候高变率环境下，饲草生长供给的剧烈波动与牲畜对牧草的需求规则存在尖锐矛盾。即便考虑人工贮草的调节作用
12、，在中国这样气候高变率地区广泛发展畜牧业，必然伴生着稀缺资源的很大浪费。高气候变率则使某些种植业获得优势。首先，与牲畜相比，农作物生产周期较短。我国南方水稻生长期短的不到100天，长的不过200天，可能通过选择适宜的农作物品种和耕作制度。使作物生长期避开由于气候高变率造成某些要素极度短缺“瓶颈”阶段。其次，农作物在生长的不同阶段。其光合作用吸收、转化物质、能量的强度和数量不大相同，如小麦越冬季节对水分需求量很小。开花、成熟期则需大量水分。因而，人们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性选择，使自然要素资源供、求两方面变动节奏形成某种配合关系。如夏季集中降雨对水稻生长有利。再次，农作物对某些生长要素短缺状态的反应方
13、式或抗逆能力不同。某些农作物能在一定时间内采用停止生长、进入休眠状态的方式（如小麦冬眠、小米耐旱等）摆脱生长要素短缺的困境，这也是一般牲畜所不能相比的。由此可见，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带来“饲料革命”以前，中国东部广大农耕区发展畜牧业受到气候变率背景的致命制约。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农业“主谷式”结构特征具有合理性背景。规模小型化特征同样可以从高气候变率方面得到说明。北魏贾思勰说过：“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这里，“量己力”、定规模，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原理的。因为，传统农业时代农户经营规模取决于两方面基本因素：劳动等要素投入能力，特定面积耕地在农忙季节对投入要素的持续需求量。
14、高气候变率影响经营规模，主要因为它直接规定了单位面积耕地农忙季节对劳动需求的较大强度和密度，从而在其它经济条件类同情况下导致农户合理经营规模的收缩。首先，高气候变率下，完成同类操作内容的农忙季节持续时间缩短，从而使忙季劳动需求强度增加。如我国冬小麦适宜播期在秋分前后，约1520天上下；春小麦适宜播期在春分前后，不到25天。提早或推迟都会带来减产损失。西欧中世纪主要春播作物如燕麦、裸麦、大麦等，适宜播期较长。大约包括23月的两个月时间。我国收获季节时程更为紧迫，冬小麦正常收获期限只有十多天，所以古人说“收获如寇盗之至”，必须火速从事，西欧中世纪秋收季节比较忙，但8到9月都是秋收季节，明显长于中国
15、。其次，由于气候变率类型不同，农忙季节某些同类耕作环节需要劳动量显著不同。在气候高变率背景下，耕整土地操作环节不仅要松动土壤，而且兼有抢墒蓄水职能，从而增大了劳动需求量。从农史上看，耕整土地的抢墒蓄水职能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第一，雨季头场透雨之后，趁墒情适中时深播土地，截纳伏天雨水；雨季过后耙平地面以减少水分蒸发，改变上年植物利用和长期蒸发形成的土壤水分严重亏缺状况，恢复耕地深水层。第二，采用犁头细窄的耕具进行细耕，增加犁具通过土层切割毛细次数，抑制促使土壤水分蒸发的毛细管作用。第三，耕后耙劳，进一步破坏毛细管作用，并使耕地表层平整，松润细实。减少因土壤大面积暴露和干旱风直接吹刮而发生的水分
16、大量蒸发。显然，无论深耕蓄水、细耕耙劳收墒，都要明显增大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量和忙季劳动需求强度。由于生态环境的特点，中国农忙季节劳动需求强度较高，土地经营规模相应缩小是合规律现象。因而，从傅玄倡导“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到陈强调“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直至沈氏农书告诫“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历史上农学家一直以“宁可少好，不可多恶”作为治家营田的基本原则。六、效率比较特点农业生产效率指农业生产过程投入要素和产出成果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传统农业条件下，土地和劳动是最基本投入要素，因而，土地生产率（单位耕地面积年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年产量）是我们考察传统农业生产
17、效率的两项最主要指标。传统农业社会粮食是最重要农产品，粮食亩产量和人均产量是最重要的效率指标，并对后来我国工业化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时期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产量（市斤/市亩）指数劳动力年产量（斤）指数汉92510020395100唐10901182017099宋13301441897093清22602441421570第二讲、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和政策（1949-1978）一， 建国初期粮食市场化体制及其问题二， 统购统销体制建立和政策演变三， 统购统销体制的经济学内涵四， 统购统销体制的影响和绩效一、建国初期粮食市场化体制及其问题1949年建国后立刻面临通货膨胀压力，需
18、要从老解放区调运粮食布匹来调节价格，抑制通货膨胀。1950年1月成立中央贸易部下面的中国粮食公司，作为国有粮食经营机构。同年10月成立中国粮食管理总局，作为管理机构。逐步扩大国营经营比重。1950年国营收购比重占社会总量的23%，52年升到73%；销售从20上升到51%。我国历史上早就存在地方性粮食集市交易以及跨地区的更高形态粮食市场交易。1950年，上海一地有米行，米店，米厂即经营销售商人3040户。新中国成立初期，私商粮食经营有所限制，绝大多数私营粮食企业停业，但是没有完全禁止。包括集市交易的粮食市场交易基本仍然保持了合法存在地位。然而随着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1953年发生粮食危机
19、。从社会范围来看，由于人口增加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全面展开，1953年开始出现粮食供求紧张局面。1953年我国粮食产量上升1.8%，但人口上升2.2%，加上收入增加和净出口对粮食需求增加，粮食供求发生较大缺口。粮食市场价格对于这一供求关系变化出现上涨，导致市价和国家收购牌价急剧扩大，一些地区粮食市场价格比官方牌价高出30-50%左右。农民“惜售”，导致国家难以在较低牌价下收购到足够需要的粮食。1952年征购量增加不到15%，但销售量上升44%。1953年9月粮食征购量仅仅完成计划指标的80%。大城市粮食供应紧张，有的受灾地区发生成千上万人排对买粮食局面。国家调拨计划需要直接负责的粮
20、食供求关系出现危机状态。1953年10月10-12日，召开全国粮食会议。陈云提出8种选择方案： 1， 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和城市配给，2， 只配不征：城市配给但是不在农村征购，3， 只征不配：农村征购但不在城市配给，4， 原封不动：自由卖出，自由买进，5， 临渴掘井：先自由买卖，没有办法时再到产区征购。6， 动员认购：下达一个任务数量，然后号召大家认购。7， 合同预购：先定预购合同，然后按合同购粮。8， 各行其是：由地方政府各自实行办法。二、统购统销体制建立和政策演变最高决策层采用了陈云建议的第一方案。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定，并在全国城乡广泛宣传；同年
21、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和“命令”标志新中国开始正式确立粮食统购统销体制。三点关键内容：第一、农民除无偿向国家交公粮，还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品种、价格想国家交售余粮。称统一收购，简称统购。第二、国家以人口定量原则和发放粮票方式，向城镇居民、经济作物地区农民供应口粮，灾区群众也由国家以救济方式供应口粮。即统一销售、或统销。第三、国家对粮食流通实行垄断，由国有粮食管理部门（粮食局）和国有粮食企业（粮站、粮库、加工厂等）垄断经营，私营粮食企业只能接受国家委托代理来销售和加工粮食，不得自购原料和自销成品。熟食业、食品工业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旅客
22、膳食用粮，一律由国家定量供应，不得而知私自采购和转售。统购统销扩大范围不限于粮食，开始就包括食用油。不久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重要农产品。最后农产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粮、棉、油三种大宗农产品。严格统购统销。二类是烤烟、麻类、甘蔗、生猪、茶叶、木材等几十种经济作物和林产品，基本采取统购统销方式。三类包括家禽、鸡蛋、分散产区的水产品、非集中产区的水果等，不属于统购统销范围。但是文件规定，在供应紧张时，省人民政府有权命令规定为当地统一收购的物资。粮食相关政策的演变调整。如粮食集市政策调整：对于农村集市交易。1953-57年时放时收，到1957年由于左倾意识形态影响，50年代决策者认为“粮食是农村中两个
23、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把粮食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集中场所”。从1957年89月开始，粮食集市被强行关闭。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出现空前粮食危机，60年代初粮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内容之一是暂时放开粮食集市。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规定：农村集体单位和农民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后，可以拿余粮上集市交易，供销社也可以采用议价收购生产队余粮，重新开放了粮食集市。1966年开始文革，对粮食集市贸易采取限制甚至取消政策，把农民在集市上交易粮食等农产品，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大部分地区关闭了粮食集市贸易。粮食征购数量决定方式，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
24、采取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的办法“。但在核定农民粮食余缺存在信息困难。或者购多了过头粮，或者该购没有购。不得不派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做教育工作。不是长期之计。1955年开始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三定）。以乡为单位，确定每户常年计划产量，余粮户的80-90%卖给国家，比原先完全收购方式使得农民生产引入了刺激因素：“毛主席号召三定，人人高兴，共产党规定四留（统购统销中留口粮，种粮，饲料粮和一定数量机动粮），个个不愁”；横批是：“努力生产”。激励改变人们动机和行为。1958年开始浮夸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亩产报到36，900斤（湖北麻城县溪河乡）。农村留粮太少，饿死人。不得不采取包
25、括进口粮食的紧急对策。恢复后，1965年开始实行“一定三年”政策，因为1958年以后，征购数量一年一定，农民心中无数。现改为征购基数一定下来，三年不变。文革虽然很乱，但是这一条没有根本改变，1968年仍按照老办法实行。1971年改为“一定五年”不变。三、统购统销体制的经济学内涵建国初粮食危机是暂时性的，但是带来的制度变迁影响则延续了几十年。事后人们可能比历史当时人更好地理解历史变动的真实含义。现在我们观察，可以看到统购统销是国家工业化模式内在矛盾展开的产物。第一、在实物分配形态上，统购统销反应了农民自我消费倾向与国家工业化需要在粮食和农产品总量分配上的矛盾。以粮食为例，1952年粮食总产是32
26、78亿斤，即便全部由乡村人口消费不过人均651斤。乡村用粮主要有四项：口粮、种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原料用粮（豆付、米酒等副食品和佐餐饮料用粮），人均650左右消费，仍是比较低的消费水平。然而，从国家工业化立场看，城市人口需要口粮、工业建设需要粮食原料、需要大量粮食出口换汇进口机器设备等。低劳动生产率约束条件下，总量紧张带来的矛盾，促使国家利用全能主义的权威，诉诸行政手段从农村获得足够数量粮食。第二、在价值分配形态上，统购统销反应了农民消费支出与国家工业化需要在收入和剩余分配上的矛盾。1953年粮食危机并非粮食绝对匮乏，而是指国家以固定牌价不能在承认农民对自己生产产品拥有充分产权
27、基础上获得足够数量粮食。假如国家目标仅仅是获得必要数量粮食，问题会大大简化，那样国家可以在粮价周期变动时，支付不同价格随行就市获得粮食。但是那样会增加国家财政支出，耗去本应用于工业化投资的资金，与国家工业化目标相冲突。1954年国家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59亿元，假定牌价与市价差别平均为30%，那么按照市价收购需要多支付57亿多元，远远超过当年工业基本建设总额38亿元。如果留在农村，人均收入增加10元左右。通过市场方式，把这一收入增量变成积累，并快速形成工业化投资，可能存在很大困难。可见，统购统销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积累来源。第三、统购统销还反应了初期工业化阶段，国家获得剩余和积累在手段上面临的约
28、束。决策者考虑的八种方式中，至少还有一种可能性没有考虑，就是通过重税制度无偿征收农民的剩余产品。皇粮国税是政府获得收入的通常渠道，当时国家根本不考虑这一方法，说明在获得剩余方式上受到约束。至少有两点。一是历史、政治和合法性方面的约束。执政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通过几十年艰苦惨烈的国内战争取得政权。取得农民支持需要宣传和鼓动，宣传动员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责当时统治者通过包括苛捐杂税方式盘剥人民。这一历史背景连带的路径依赖效应，决定了新中国领导人不会考虑重税方案。二是与非市场性的激励机制相兼容。国家工业化本质上需要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机制，因而需要超越个体直接物质利益的激励机制
29、，这就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利用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精神的激励机制。在战争年代和革命激情高涨时代，这一激励机制有一定作用。通过统购统销这样比较曲折隐蔽的剩余转移方式，与非市场激励机制具有兼容性。四、统购统销的体制影响和绩效4-1、统购统销造成产权部分被剥夺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如果与所有对象实际发挥效能的具体过程相脱离，就可能成为马克思批评的“法律幻影”。产权包含对特定生产要素和财富对象所有、占有、使用、收益支配和享用等一束权利，具有丰富具体的经济内涵。统购统销意味着农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私人所有受到部分剥夺，随后发生的急风暴雨式的农村产权制度变动成为预设的结果。第一、农民要向国家交售和缴纳一定种类
30、和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农民必须在要素配置上作出相应安排，这意味着农民部分丧失了属于自己的要素充分支配权。第二、除了农业税，农民还要把几乎所有剩余产品（有时包括必需产品），按照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卖”给国家，表明农民部分丧失了对自己劳动成果直接支配和享用的权利。第三、基本取缔了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这样农民必须与土地结合在一起，可见实际上已经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权利，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后来人民公社制度下口粮、工分、户籍制度，只是以更为完备形式实现了这一要求。统购统销造成农民实际权利和自由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倒退性的前现代特征，但是导致这一转变的深刻动机，则是服从了前向的工业化和现
31、代化目标。要真正理解中国现代史、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具体道路，如何解释这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悖论，是一个不可回避挑战性问题。4-2、统购统销与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农民行为最符合经济学分析假设。革命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统购统销的利益剥夺性质，使农民对政策和政府不满，对这一政策采取抵制甚至反对态度，利益矛盾使政策实施不可避免充满了摩擦。摩擦还来自过程的技术方面。准确判定应购应销数量存在巨大信息和技术性困难。统购方面，国家面对上亿户小农经济单位，要了解和掌握每个农户产量、余粮和缺粮数，判断这些指标在不同年份变动情况，存在极大困难。最初办法是基层政府依据国家需要办法征购数，
32、让群众评议认报，再由上级核定。但是农民往往倾向于压低余粮数（实际上没法判断，余粮即商品粮数量是机会成本或市场价格函数），夸大缺粮数（也是价格函数），结果农民认购量与国家需要存在巨大缺口。在国家不能准确辨认背景下，解决方法是在认购基数上增加购粮指标，然后依靠行政权力来保证完成。这样对于本来就觉悟高的农民是一个逆向惩罚，从而导致在一个动态过程中主动认购水平更被压低倾向。并且容易出现国家购买了“过头粮”。1954年统购了过头粮，造成1955年“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处处喊缺粮”，国家不得不抽调几十万名干部，到各地整顿统购统销工作，进行以“统购统销”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此可见，国家直接面对大
33、量小农户，推行它们利益不一致的因而得不到他们配合的统购统销政策，必然会因为利益和信息问题发生太大交易成本，解决方法是大力推进合作化进程，在农民和国家之间建立利益缓冲层，增强国家的操作和控制效率。答案就是合作化和集体化，最后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理论和实践，并非以统购统销为前提。但是中国50年代制度变革看，统购统销对合作化推进时间表和后来夸张的集体化运动，具有重要解释作用。1951年提出合作化问题，主要是要控制两级分化和贫农缺乏生产资料问题，因而强调自愿性和长期性，直到1953年入社农户只有千分之二。统购统销摩擦使决策层对农民所谓“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了深刻认识，于是决定掀起合作化高
34、潮。1956年入社农民比例高达97%。在经济烂漫主义思想影响下，1958年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最后通过饥荒的教训，使经济烂漫主义政策告一段落，农村体制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构架之上。43、统购统销与非市场体制非市场体制特点包含几点，都能够看到统购统销或者作为重要因素，或者发挥了重要影响。第一、国有制和半国有制的产权安排城市经济主要采用国有制。农村经济内部，生产受到计划控制，剩余主要由国家支配，农民消费由集体组织决定，具有半国有制形态。第二、实物集中控制非市场体制下，国家经济职能强化和对实物资产控制程度达到空前水平，统购统销是实现实物控制的基本手段之一。第三、非物质性激励机制，各种
35、形式宣传、解说抽象法权意义上的财产公有和人人平等关系、忆苦思甜（忆苦报告、忆苦会议、参观实物忆苦、吃忆苦饭等）、革命理想教育。形象化的激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层出不穷的典型和样板，大寨、大庆、雷锋、王进喜。大会战：年初“开门红”会战，5月有“红五月”会战，夏季有“战高温、斗雨季、夺高产”会战，9、10月又有“国庆献礼”会战。第四、价格职能根本转换不再是显示资源稀缺度，发挥调配资源功能，而是成为剩余转移手段。假定牌价和市价差别为50%，则1953-1980年间统购统销转移剩余4705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部门基本建设的1.19倍（为什么这不算隐形债务？）历史当事人意识和动机与经济学关系不一致
36、。随着市场彻底关闭，农产品市场价格信号被屏蔽，统购统销的剩余转移功能进一步模糊化，历史当事人也难以识别。50年代后期，毛主席向统计部门严厉提出一个问题：近两亿农业劳动力对国家经济贡献不到20%，而1000多万工交职工贡献倒有80%以上。主席责问“这笔帐你们怎么算出来的”！这实际上正是统购统销等体制安排扭曲价格机制在国民收入统计上的表现。44、统购统销的绩效和变革第一、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工业化提供了积累，为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做成了贡献。统销安排下，城乡最穷困的居民阶层能够得到最低水平的救济，从而在控制贫困最坏影响方面具有积极影响。第二、屏蔽市场信号、扭曲激励机制，带来效率水平的长期低下，使经济实际
37、运行在远离生产可能性空间边缘线的技术效率状态。虽然国家长期把粮食过关作为重要政治目标，但是人民温饱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操作困难还导致大范围饥荒的悲剧发生。第三、统购统销带来的负面影响，广大农民承担了特别的负担，虽然有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生活福利的改善很小。制度安排使农民长期处于一穷二白的贫困状态，他们特别需要改变现状和体制。农村率先改革，成为引发和推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因素，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第10讲、我国食物贸易比较优势结构1） 问题的背景2） 台湾与大陆食物贸易结构变动3） 比较优势与食物贸易结构4） 世界食物贸易结构演变趋势5）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的第三种选择（研究和发表
38、背景）粮食和食物（grain versus food）背景和问题改革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高速推进，伴随着产业部门间比较优势结构变动。这一过程对我国粮食和食物经济提出许多全新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凭藉我国比较优势，在进一步参与世界食物体系进程中，实现我国食物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政策调整。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涉及食物与谷物未来贸易趋势的关系问题。国内外众多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未来谷物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的分析估测上，但对谷物以外食物则很少提及。似乎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隐含假定，认定中国未来食物贸易与谷物贸易势必具有相同走势。这个暗含假定在围绕布朗对中国未来食物状况预测的讨论中表现出来。例如，布
39、朗依据对我国以及全球粮食形势的极端分析，提出“谁来养活中国”问题，并预言中国未来谷物进口会给世界造成饥荒。他对中国整个食物供求前景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仅仅建立在对中国谷物生产、需求和贸易的片面观察和分析基础之上，不仅没有分析，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我国谷物以外其它主要食物的未来贸易趋势。这反应出作者的思维逻辑中暗含着一个假定，认为中国未来谷物贸易趋势与整个食物贸易大体等同。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食物经济分析专家将布朗预言视为笑谈。然而有关发表物中无人提及布朗分析中上述暗含假定的潜在问题。相反，类似假定暗含在有关中国食物经济的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文献中。这类研究一般能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会使我国谷物生产的比较
40、优势趋于下降。然而，研究者往往由此得出中国整个食物部门净进口将随之显著增大的判断。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此创造的外汇收入将足以支付食物部门的净进口。有关讨论中国内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主流观点，倾向于强调我国国内谷物生产系统有能力自行满足未来谷物需求增长。但也经常看到谷物和食物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结果谷物与其它食物产品在比较优势和贸易趋势的可能差异，亦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上述广为流行的认识假定，合理性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它忽视了食物部门内部的结构属性。我们知道，食物部门内部包含众多不同食物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大不相同。给定我国要素禀赋特征，不
41、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虽然我国谷物进口很可能因为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下降而增加，但由此不能推导出其它主要食物的竞争力亦必然会下降，并与谷物同时甚至在相同程度上成为净进口产品。即使面对急剧经济结构转变及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在谷物及部分食物自给率趋于下降的同时，其它某些食物应有可能保持、甚至加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为给大陆食物贸易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对象，首先观察台湾过去三十年来食物贸易结构演变。由于台湾与大陆同样具有人均耕地较少的特征，它在工业化期间食物贸易变动情况对于认识大陆现今及未来食物贸易演变趋势不无参考价值。50-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经历了急剧转型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
42、955年197美元增长到1995年12439美元；农业GDP比重由47.7%下降到3.5%。经济起飞时期，台湾总起来看是一个较为开放经济；劳动力丰富，但人均可耕地资源匮乏。依据传统观点，台湾工业化应当伴随食物部门比较优势下降的过程。这一预测部分得到证实。台湾谷物贸易由1965年从小规模净出口部门，到70年代变为净进口部门；90年代谷物年净进口值达到近10亿美元之巨。奶制品和饲料也是重要净进口对象。主要由于谷物进口增长，以卡路里度量的食物自给率由1965年118.5下降到1990年约40%。但食物出口也大幅增长。以价值计算食物部门直至90年代中期保持净出口地位（SITC的0类产品）。三类食物对出
43、口贡献卓著：1）“肉类及其制品”(SITC：01)；2）“水产品”(SITC：03)3）“水果与蔬菜”(SITC：05)。时间顺序：水果与蔬菜早在60年代是出口主力，但是净出口在198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1994年已成为净进口食物；水产品70年代成为出口主力，但是到90年代进入徘徊不前平台。肉类产品直到80年代早期才成为重要的净出口食物，90年代成为食物部门中最大净出口产品。可见台湾高速工业化时期，食物贸易结构变动不仅包括谷物等食物净进口上升，也包括其它若干食物净出口增加。三类食物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盛衰周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即使在高速工业化期间，台湾食物部门亦
44、并未“全盘皆输”。相反，过去三十多年间实际发生的，是一个食物交换食物的演化进程。大陆70年代后期进入经济增长快车道。1995年GDP几乎相当于1978年五倍，其间年均增长率为9.86%。农业占GDP比重由1978年32.4%下降到1995年的13.3%；同期食物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16%下降到7%。从1980年以来食物贸易结构演变情况看，进口方面谷物是最重要产品。1995年和1980年谷物类产品占食物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9%和84%。主要由于谷物、食糖进口增加，我国整个食物进口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某些食物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结果食物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净出口规模反而得到显著扩大：净出口
45、额由1980年0.6亿美元，上升为1985年23亿美元和1995年的38亿美元。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包括的十项两位数食物商品中，六类在1980-1995年间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然而它们增长水平显著不同。除去其它类食物(SITC：09)，两类我国传统出口食物，即活动物(00)与咖啡，茶叶等(07)净出口值增长很慢：二者在198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1.8%和3.1%。另一方面，肉类(01)，水产品(03)，水果和蔬菜(05)等三类食物的净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三者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14.4%和10.5%，都高于整个食物出口8.4%和年均增长率。由此可见，大陆与
46、台湾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食物贸易演变具有惊人类似之处：大陆食物出口增长的三项主力产品，在过去三十年间对台湾的食物贸易亦做出了类似的贡献。表3报告了1980和1994年我国若干食物产品的出口专业化指数（某国该项商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全世界该项商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及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比重。1994年，水产品、蔬菜与水果，整个食物部门的出口专业化指数分别为1.95，1.86和1.21。与1980年相比上述指数值明显下降。然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总出口增长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的表3显示水产品、水果蔬菜以及食物总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显著上升，表明部分食物出口竞争力在高速工业化时期得到加强。 出口专业化指数* 世界市场占有率(%)商品1980199419801994活动物和肉类 (00)和(01)2.95 0.78 2.7 2.3鱼等水产品(03)3.04 1.95 2.8 5.8水果和蔬菜(05)3.65 1.86 3.4 5.6食物全部(0)1.82 1.21 1.7 3.6在经验事实层面，上面观察对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