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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 多方探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一）史学蓬勃发展（二）编年体史书的编纂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的编年体史籍，是一种依照客观历史之自然状态进行编纂的方式，具有线索明晰、易于掌握的显著优点。袁宏后汉纪30卷，是这个时期唯一完整留存至今的编年体史著。,（三）断代纪传史的撰述断代纪传史有班固汉书的成功范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数量剧增，而且形成体例上的一些新特点。断代纪传史留存至今者远多于编年史，计有范晔后汉书以及司马彪续汉书八志、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编纂意旨和编纂体例，各有特点，展示了各自的史学探索。,（四）通史著述的尝试与地方史志及地理书的撰写 通史:梁武帝倡导,吴均等
2、编纂，“起三皇，讫南齐”。梁武帝曾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此书据称撰成620卷，一说480卷，基本是抄略了已有的史籍，价值不大。科录:北魏宗室元晖撰,上起伏羲，下至于晋，达270卷。这是一部分类叙事的通史，佚失。历帝图:北魏张彝撰，起伏羲，终晋末，共五卷，实际类似于按年代排列的历史大事记，是一个历史知识的普及之书。世谱:北周明帝组织文官80多人采摭众书编纂，“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500卷。通史要略：陈顾野王撰100卷。华夷帝王世纪：杨晔撰，30卷。正史削繁：阮孝绪撰，94卷。,地方史志、地理书也是此时期数量较多的书籍，隋书经籍志将之皆著录于史部，称为“地理
3、之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此类书籍知书名者有几十种，若计入唐初即已佚失失名之书，则应达到200种左右。,这一时期的地方史志、地理书撰述形态复杂多样，有偏于一时一地、单项内容，也有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者，有记述繁华内地，也有记述偏僻地区，乃至外国.如释法显佛国记等。更出现一些大部帙撰述或地理书汇编，如晋挚虞畿服经170卷.陆澄地理书汇集此类书籍160种，后任昉又增入84种，编纂成地记252卷。这些史籍，至今留存者甚少，可言者有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佛国记等。,（五）人物传记与族谱编纂的繁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如雨后春笋，仅隋书经籍志著录者就有上百种。人物传记的撰写呈现出多种类的形
4、式。单个一人的“别传”，例如荀彧别传、孙资别传、曹瞒传。同类人物的合传，例如高士传、良吏传、竹林七贤传。同一家族的人物合传，如裴氏家传、庾氏家传、褚氏家传。一个地区著名人物的合传，如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会稽先贤传。这些传记史籍无一完整留存着，但不少零散内容保存于三国志注等书的征引之中。,由于士族阶层门阀意识的影响，族谱、姓氏谱牒的纂修也畅行于世，数量剧增。门第出身既然与选官任职关联，官方及士族名流也热衷于编辑姓氏总谱。这种书籍的编纂，需要对门阀、出身予以考订核实，遂成为一种“谱学”。隋书经籍志登录有王僧孺百家谱30 卷、百家谱集抄15卷。士族门阀又重视“地望”，同一姓氏而籍贯不同也有高下之
5、别，因此按地区编纂的族谱史籍亦不少见，如益州谱30卷、江州诸姓谱11卷等也见于著录。这些谱牒类史籍兴盛一时，而至今无一留存。,（六）典制史籍与杂记、故事的纂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朝典章制度的记述迅速增多，在隋书经籍志中分为三类，一是“职官”，分别记述各个朝代的官制，如南齐王珪之纂齐职仪50卷、梁沈约撰新定官品20卷等；二称“仪注”，内容主要为礼仪的规定，如晋杂仪注、宋仪注、梁吉礼仪注、后魏仪注等等；三为“刑法”，内容为国家刑律以及相关的解释之书，如杂律解、晋宋齐梁律、北齐令、魏廷尉决事等等。这三类书籍合计，亦超过了百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还有许多不讲究体例、规范的杂记、故事，随
6、手记载、随事命篇，在史志目录的归类中也出入纷乱。例如晋郭颁魏晋世语10卷、晋孔愉晋咸和咸康故事4卷、晋故事43卷、晋宋旧事135卷等等。这些撰述，为后代史籍多样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七）史注、史论与史评的发展,史书的注释之作可简称“史注”，这种史籍卓有特色的发展，是此时期史学的新景象之一。三国以后，注经之作迅速增加的同时，史注也发展繁荣，出现了多种杰作。1、韦昭国语注2、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经学上的名著3、裴松之的三国志注4、郦道元水经注40卷.,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历史论断与史学评论（简称“史论”、“史评”）在汉代的基础上发展迅速，还偶有史论或史评的专书出现，如晋徐众三国评3卷、晋何琦
7、论三国志9卷、梁王涛三国志序评3卷等。这些史籍皆佚。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虽然仅为单篇之文，但在史评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八）史考著述的超前出现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採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谯周古史考、司马彪之作，皆为历史考据著述.晋刘宝撰有汉书驳议二卷、南朝姚察撰有定汉书疑二卷，虽然皆佚失不传，无法考知其详，但依书名判断，很可能均是考史专书。,二、各个政权官方的史学建设在史学著述多方探索的同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
8、官方的史学建设，也在积极的探索中向前发展，为后来官方记史、修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少数民族政权的官方史学建设，在整个古代文化史上，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一）三国、两晋和南朝政权的史学建设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吴国也设立了专职史官，称“左国史”、“右国史”。三国志后主传：“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晋朝亦设置著作郎为史官，晋惠帝时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增设佐著作郎。南朝史官制度同于晋代，佐著作郎改称著作佐郎。宋文帝时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等四学，以何承天主持史学。南齐、梁、陈还曾设过“修
9、史学士”之职。南朝各代，皆开展修史活动。,（二）十六国与北朝官方史学的建树 匈奴族政权刘聪之时，有“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即刘渊）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这是古代少数民族政权首见记载的史官建置与官方修史活动。后赵石勒（羯族）称王之后，即命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后来设佐著作郎等史官。撰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等。氐族前秦苻坚政权设“著作郎”等史官之职，赵渊、车敬、梁熙、韦谭记录起居注等史书。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南燕政权，皆设置史官并且实际进行了记史、修史活动。鲜卑族南凉秃发部君主乌孤“初定霸基（按约387年），欲造国纪”。成汉
10、李雄政权（賨族又称巴氐族），晋书李雄载记记述，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鲜卑拓跋部北魏政权，“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后来即于秘书省置著作局，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四人。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下令“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次年春，又分置左右史官。孝文帝“尝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这是第一次明确地规定“起居注”应为当时当地、如实地记录人君言论与行动。自北魏孝文帝另设起居令史、著作郎等史官编撰史书而不掌管起居注，起居注与撰著本朝史分途，但撰著本朝
11、史和前代史却未分立，乃由著作郎等史官纂修，这与南朝的史职分途有所不同。,北魏的许多史学举措，影响很大，北齐直接承袭其体制，对修史机构出现“史馆”、“史阁”的非正式的称呼，又出现有“监国史”的设立。官方修纂史书亦斐然有成。北周除了史官名称为著作上士、下士外，记史、修史事务大致一样。十六国特别是北朝少数民族的官方史学，源自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活动，但在与本民族政治、文化的磨合中，也做出一些新的探索，因而具有与南朝不同的特点。隋唐史学的发展，汲取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许多因素，促成了古代史学的进一步繁荣与成熟。,三、史学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与磨合,（一）汉人政权内史学发展中的矛盾（二）各少数
12、民族政权史学建设中的矛盾冲突与磨合史书可使统治者的功业垂于后世，可使许多人物青史留名，也可使撰史立言传世，不仅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极大的文化魅力，在这种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吸引下，在私修史与前代或他国之史的启示下，在私家和他国撰述可能曲解、误记的压力之下，一个存在年时较长的民族政权，会或早或迟地意识到建立官方史学机制的必要性。因此，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在较为发达的华夏文化面前，逐步接受内地传统史学价值观的进程是必不可免的。十六国与初始时期的北魏政权，虽与内地传统的史学求真观念存在矛盾甚或冲突，但不可能最终废止史学，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一旦了解官方史学记述业绩的功能，都会引为重视。,
13、四、传统史学对民族大融合的关键作用,（一）文化是古代中国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自匈奴族刘渊称汉王始，便追溯自己的先祖到刘邦，说自己是刘氏皇族的后裔，尊奉汉朝为正统。称自己建立刘汉是“绍修三祖（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之业”。匈奴族的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他雄心勃勃地自称“朕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前秦政权的氐族，谓自己是有扈氏的后代。而建立后秦的羌人姚氏，则认为是有虞氏即虞舜的后裔。鲜卑族自称是黄帝之苗裔，北魏拓跋族统治者也声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之时，便议定“以国家继黄帝之后”。高句丽族的北燕王慕容云“自云高阳氏之苗裔”，“高阳氏”即颛顼，黄帝之孙。
14、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其政权命名为“周”，是表示继承周朝大统。,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具备博大的包容性能，许多民族都可以从华夏历史传说或历史著述中找到本族的衔接口，促进各族由历史认同到祖先认同，因而形成凝聚力，导致全面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五、历史编纂学上的探索,（一）几项史书体例与史学方法的讨论1、关于断代史的断限问题2、关于修史条例的问题3、关于史书撰写的繁简4、编年体与纪传体的比较问题,编年体与纪传体各有优、缺点。,纪传体优点：1、便于记载多方面的历史事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外史事可包罗万象。2、便于记载不能按年编排的历史。如经济以及其它方面不知时间的事件。3、便于广泛地记载历史
15、人物。缺点：1、不能集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部情况。“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2、不易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3、易于夸大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编年体优点：1、便于表现历史事迹的时间顺序。2、便于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3、可以避免叙述重复。缺点：1、不能连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部情况。“一事隔越数年。”2、难以记载年月不明或不能编年的历史事迹，如经济文化有的不好编年。3、易于偏重政治事件，忽略经济文化方面。,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虽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探索留下许多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其意义不可忽视。促进了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思考，是史学探索提升的理论性层次。梁刘勰文心雕龙有史传专篇，简
16、要总结史学发展、评论史书，提出不少理论性认识，与这种探索的背景息息相关，唐代刘知幾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也承袭了此时史学上种种探索的成果。,（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状况北朝儒学比较兴盛，特别是北魏以后，师承不断。南朝儒学在玄学的冲击下虽有衰退，而在梁朝则又显著地恢复。东晋、宋、齐，许多学者虽不以儒学闻名于世，但实际是崇尚儒学的，查阅隋书经籍志此时的注解、讲述儒学经典之作数量颇大，远远超过了佛教、道教和玄学著述。,六、儒学、玄学与史学,（二）玄学的状况玄学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学术大家汤用彤等人多年研讨，至今争论之处尚多。我们的课程不可能细细介绍。这里仅说说玄学的梗概。魏晋时
17、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其基本特点是：,1、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和立论依据，三玄即易经、老子、庄子，玄学家奉为经典。通过注释三书，发挥玄学思想，并且是以老子、庄子的思想注解易经。2、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王弼（226249）是三国时期大玄学家，在理论上是个先行者，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认为“无”是
18、宇宙万物的本体，“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又以为“凡有皆始于无”。另一玄学理论家郭象（约252312），西晋时河南洛阳人，字子玄，官至太傅主簿，著有庄子注。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本体。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3、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归宿。王弼用以了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出于自然”。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只要循守自然就不必担忧是否合于名教。阮籍、嵇康则“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出反儒、反礼教的倾向。“越
19、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提出的命题，他本人则“非汤武而薄周孔”，其结局是个悲剧。但嵇康死后，不同玄学人士对“越名教而任自然”有不同的理解，许多人走上远离政治、狂放怪诞的处世态度。4、以“得意忘言”为研讨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注经方法，王弼等强调在论证问题上应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即可以不拘守言辞、表象，领会大意，自我会通，各抒其旨。,玄学虽然具有打破思想僵化、提倡个性、冲开礼教牢笼的积极意义，给思想文化带来清新空气。但是，它没有一套政治体制、行政运行、社会管理上可以替代儒学体系的理论和措施。相反，脱离实际的玄谈与蔑礼弃教的行为，对巩固皇朝统治、防御外患、
20、治理内政都是有害无益。因此玄学不具备全面与儒学对峙的力量。儒士攻击玄学很猛烈，例如西晋傅玄批判玄学造成“纲维不摄，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上疏曰：“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晋书卷四七傅玄传）玄学家其实大多回避与儒学的冲突，许多口上谈玄者实际还是遵守儒学名教的。,（三）史学与玄学的格格不入玄学对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但对史学影响甚微。史学本身具有非常现实性的品格，对神秘的、主观自我的、空洞的、想当然的思想和理论有天然的抵抗力。,魏晋南北朝人物的思想与言行是复杂的，不能完全否认袁宏等一些史家会对玄学名士有所欣赏，也可能会沾
21、染玄谈风气。但他们在评论历史和埋头撰史时，根本无法将切实的史事、人物、政治得失、政权兴亡化解为玄虚，即无法用自己沾染的玄风去改变史学的主旨，因此史学与玄学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认真考察三国至南北朝的史家和史书，除了一些人物传记作品对谈玄者带有好奇的赞赏之词外，很难发现依照玄学观念撰成的史学著述，玄学的理念很难与实在的历史接轨，古代史学仍然与儒学体系保持最紧密的关联。,三国至南北朝的史学兴旺，其原因概言之有如下几点：第一，史学本身既经两汉时期奠定了基础，就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是学术发展本身的内在力量。第二，政权分立、政治不稳定时期，专制主义的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松弛，思想、学术、文
22、化可能获得发展上较大的自由度。第三，由于士族门阀势力强化，选官任职的“九品中正”制度，演化成许多官职仅按出身门第担任的状态，读书治学在仕途上作用消减，于是，文人学者多依个人兴趣投身于文化、学术、艺术之事。而战争和政权的交替局面，也比政治稳定时期能够产生更多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激发人们记述史事、撰写史著和予以评论。第四，纸的制造与使用的推广，也为撰写篇幅较大的史著提供了优良、方便的物质条件，成为史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思考题：1、概述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具有特色的历史著述（包括佚史）。2、如何认识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玄学与史学的相互关系。3、以三国至南北朝的史学实例，论述史学求真原则与史学社会功用的矛盾。4、试论传统史学在十六国与北朝民族大融合中的作用。5、中国官方与私家史学互动机制的表现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