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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源慎流从戴震对诗经国风的研究浅析其训诂学的主要倾向王小婷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摘要：戴震是清代干嘉考据学皖派的正式创立者，从他对诗经国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在训诂上的一大特点是重视词的基本义，向词稳定而可靠的意义回归而非变得更为险怪。虽然他并不因重视词的基本义而抛弃对语境义的探索和说明，但是他反复批评的是错把语境义当成词义的现象。戴震确定词义的方法上的保证主要是“贯群经”。他这样的学术倾向和方法，既是考据学量的积累的结果，又是质的提高。关键词：戴震；诗经；训诂；词义与语境义；清代干嘉考据学Abstract：Dai Zhen was the formal founder of the Wan Sc
2、hool of the Qian-Jia textual study school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his study on Shijing Guofeng, we can see one of hi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xplanation of words in ancient books - the focus on words basic meaning. He was inclined to return to the stable and credible meaning rather than rare and s
3、trange one. Though never ignoring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words contextual meaning while focusing on its basic one, what he blamed repeatedly was the mistaking of words contextual meaning as its basic one. The main methodological guarantee for Dai Zhen to identify the basic meaning of a c
4、ertain word was to take every appearance of it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account. This academic inclination and methodology was both the outcome of quantity accumulation of textual study and the quality advance of it as well.Key Words：Dai Zhen; Shijing; explanation of words in ancient books; wo
5、rds basic meaning and its contextual meaning; Qian-Jia textual study school of the Qing Dynasty戴震是干嘉考据学皖派的正式创立者，涉猎极广，卓然大家。本文略窥一斑，就其对诗经国风的研究作一个粗浅的分析，试图找出其学术上的特点。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先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时31岁）成诗补传，后更名为毛郑诗考正（下文称考正）；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时44岁）成杲溪诗经补注（下文称补注）。作者简介：王小婷（1978-），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07届博士毕业
6、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漆永祥老师（1998:116）把毛郑诗考正和杲溪诗经补注都算作戴震前期的著作，由此认为戴震在乾隆二十二年见惠栋之后其学术“发生转折性变化”，“治经由汉宋兼采到独重汉儒”。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这是本文所用的材料。前者乃全诗的札记，后者仅成周南召南两卷，但详列经文和毛传、郑笺、朱子集传，末下己意。二书在意见上没有多少歧异。因补注晚出而文详，故优先引用。一、训诂上重源慎流的倾向（一）在词义和语境义之间向词义回归在特定的语境下，一个词（常常）会临时性地表示特定的意思，有人称之为“语境义”。从严格意义上说，语境义算不上词义。如果把语境义等同于词义，那么一个词的义项就会极为庞
7、杂，不可能符合社会交际的需要。但词义的引申、分化，恰恰是以语境为条件的。如果某种语境反复出现，相应的语境义就可能脱离原语境而进入词的意义系统，成为其稳定的义项，甚至在将来发展成最常用的义项乃至唯一的义项。戴震在考正和补注中，能够并且非常注意区分词义和语境（义）。在二者之中，他积极地提醒人们向词义一方回归；虽然他并不由此而抛弃对语境义的探索和说明，但是他反复批评的是错把语境义当成词义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戴震在训诂上的一大特点是向稳定而可靠的意义回归。由于这些意义通常存在时间较早，是词义引申、分化的源头，所以我们把戴震的这种特点概括为“重源慎流”。（二）反复批评“缘词生训”戴震的这个倾向从他在考
8、正、补注二书中反复批评“缘词生训”中体现得很清楚：例1 周南螽斯首章：“宜尔子孙振振兮”，毛传：“振振，仁厚也。”补注：“振振，仪容之盛也。”自注：“毛诗于振振公子、振振君子，皆曰信厚也；于振振鹭曰群飞貌。晋童谣：均服振振，杜预曰：盛貌。韦昭云：威武也。缘词生训，故说各不同。”1（P1121）例2 唐风蟋蟀首章：“岁聿其莫”，毛传：“聿，遂。”补注以“聿”为“辞助”，并说：“传于岁聿其莫释之为遂，于聿修厥德释之为述；笺于聿来胥宇释之为自，于我征聿至、聿怀多福、遹骏有声、遹观厥成、遹追来孝并释之为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辞耳，非空为辞助，亦非发语辞。而为遂、为述、为自，缘辞生训，皆非也。”1（P
9、1184）这两例，尤其是例1，一般认为是“随文释训”指（从基本的词义出发，正确）揭示该词在特定语境下特定的意义。根据这一原理，同一个词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的地方就会有相近而又不相同的训释。不但不奇怪，甚至值得肯定。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欥”字条下就把例2中毛传、郑笺的前后不一称为“因文分别”，不认为有什么错误。然而，戴震对这种现象（他称为“缘词生训”）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段注明显带有为毛郑开脱、辩护的味道，我们猜想这是因为戴震批评在先，而段玉裁想纠其偏（或者仅仅是为了立异）的缘故。不过例2确实不如例1那样没有争议。毛郑的训释的不同，很难认为是语境的不同造成的。当我们看到下面一例之后，会对戴震的
10、用意有更加明确的了解：例3 召南草虫首章：“趯趯阜螽”，毛传：“阜螽，蠜也。”补注：“螽之属不一，螽其统名也；草虫则凡小虫草生者之通语也。尔雅：蛗，螽蠜。草螽，蝜蠜。蜤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溪。盖因诗辞而别其名，以傅合之。尔雅，周秦之际所记，解释诗书往往缘词生训。以为尽可证实，则违经矣。”1（P1132）可见戴震不是反对随文释训，而是反对没抓住真正的词义，只为了解通某一特定的句子，而制造特定的解释。随文释训默认的前提是从基本的词义出发，离开这个前提，自然就变成戴震所批评的“缘词生训”了。在实践中，“随文释训”和“缘词生训”之间常常只有一步之遥。戴震虽然严厉地批评“缘词生训”的错误，但并
11、不因噎废食。他仍然注意发掘特定语境下语词的所指。例4 周南芣苢首章：“薄言有之”，毛传：“有之，藏之也。”补注：“有之，睹其有也。”1（P1123）按：体味补注之意，应该是觉得毛传揭示的语境义不合适，试图扭毛传转过于坐实的倾向。不过此处径解为“拥有”即可，戴震说“睹其有”，也略嫌拘泥。例5 周南芣苢二章：“薄言掇之”，毛传：“掇，拾也。”补注：“掇，穗折之也；捋，一手持其穗，一手捋取之也。”1（P1123）按：毛传训“拾”，是“掇”的词义，而戴震讲的却是“掇”在特定语境下的所指。戴震讨论语境义的例子相当少，其努力方向不在于此。而且就前面这两个例子看，戴震的解释也未必成功，不见得就与“缘词生训”
12、存在截然的界线。（三）重源：对古义的发掘许多词的某一语境义后来上升成为该词主要的意义，原先的词义反而晦而不明了。凡此，戴震都注意揭示其本来的意义：例6 豳风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归。”考正曰：“经传中男女皆曰子。后为公子裘，自豳民之男子言之，谓豳公之子也。此及为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谓公之女公子也。言者异其所指，因之而异。”1（P1189）按：“子”的语境义男子早已成为“子”近乎唯一的义项。戴震发明了“子”原来的意义，由此解释了“子”表示女子的现象。“言者异其所指”一语，非常精辟。例7 周南汉广首章：“不可休思”，补注引尔雅：“休，荫也。”1（P1124）按：这一意义今天已被“止息”的意思取
13、代了。（四）慎流：慎用罕见之说然而，汉注中后人看起来很古怪的训释，戴震却往往不当作古义来理解，而是做了更普通、平实的解释，从而向习见的意义回归。例8 周南樛木首章：“福履绥之”，毛传：“履，禄也。”补注：“诗言福禄者多矣，此独言福履，盖身之动履，无非福祉吉事，是谓福履。”1（P1120）例9 周南葛覃二章：“葛之覃兮”，毛传：“覃，延也。”补注：“覃，长也。”自注：“覃字本义，说文云：长味也。故因以为凡长之通语。生民诗曰：实覃实讦。”1（P1116）按：“覃”还有一义为“深”，所以“长”为较早的意义是很可能的。至于“延及”的意思，或许是个引申义，因为后世确有用例；但我更怀疑后世的用例是文人根据
14、毛传的训解生造出来的。 这就像书画题字中的“雅正”一词。“雅”可训“正”，但原本并不是匡正、指正的意思。戴震这种慎流的倾向，同以惠派汉学为代表的训诂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惠派学者奉汉人旧注为圭臬，不辨对错。汉人因“缘词生训”产生的错误，他们继承了下来；汉人“随文释训”，对语境（义）的正确解释，被他们错当词义来接受。据守前人（汉人）训诂，虽然表面上也具备广征博引、言之有据的形式，但其实是绕过了分析语言事实的工作而采取的偷懒的办法。戴震最重语言事实，又能从理论上区分词义和语境（义），所以对汉人训诂有分析，有批判；于是，其结论反而向平实、易懂回归，与宋儒颇有相似之处。 请参看例17、例19和例25。
15、区分词义与语境（义），前已反复言之。戴震重视语言事实，从他没有犯王力先生所说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可略见一斑：例10 召南江有汜二章：“其后也处”，毛传：“处，止也。”郑笺：“嫡悔过自止。”1（P1144）这是汉儒惯用的偷换概念。“处，止也”的训诂虽然并不罕见，但任何一个注重语感的人，都能自发地感到毛郑以此来解释这句话是存在问题的。补注并未引用这个意见，而直接说：“既悔则不失其相处之常矣。” 当然戴震的解释恐怕仍是曲说。闻一多诗经新义读“处”为小雅雨无正“鼠思泣血”的“鼠”，训忧，好像比较好。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戴震为什么在这里不把他所立异的误说引出来？我们猜想如果不是无意漏掉的话，就是因为偷
16、换概念式的训诂习惯根深蒂固，戴震不想引起太大的麻烦。（五）大量运用声训声训利用同源词来解释词义，而且往往是使用体现较原始的意义的词来解释，所以也使词义更加平易化。戴书中大量运用声训，这鲜明地体现了他重源慎流的倾向。戴震的个人发明，笔者找到两例：例11 周南葛覃二章：“维叶莫莫”，毛传：“莫莫，成就之貌。”补注则认为：“莫莫，犹幕幕也。”1（P1117）例12 桧风匪风首章：“匪车偈兮”，补注：“汉书王吉传引此作揭兮。揭者，疾躯揭起也。”1（P1187）更多的是引用前人的成果。如引释名的有一例：例13 秦风无衣二章：“与子同泽”，毛传：“泽，润泽也。”郑笺：“泽，亵衣，近污垢。”考正引释名：“汗
17、衣，诗谓之泽，受汗泽也。”1（P1186）按：戴震同意郑玄的解释，引释名把得名之由讲得更清楚。转引风俗通的有一例：例14 召南鹊巢首章：“百两御之”，毛传：“百两，百乘也。”补注引孔疏加以说明：“谓之两者，风俗通以为车有两轮，马有四匹，故车称辆，马称匹。”1（P1128）引孙炎的例子最多：例15 周南关雎首章：“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补注引孙炎：“相求之匹。”1（P1113）例16 周南葛覃二章：“是刈是濩”，毛传：“濩，煮之也。”补注引孙炎：“煮葛以为絺绤，以煮之于濩，故曰濩煮，非谓濩为煮。”按：“非谓濩为煮”一句，最鲜明地体现了声训的方法与词义语境义范畴的内在联系。1（1116）
18、例17 周南兔罝首章：“公侯干城”，毛传：“干，扞也。”补注引孙炎：“干，盾，所以自蔽扞。”1（P1122）按：诗集传云：“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卫内者。”盖亦本孙炎为说，但抛开了声训的限制。例18 召南羔羊二章：“素丝五緎”，毛传：“緎，缝也。”补注引孙炎：“緎，缝之界域。”1（P1138）引朱子集传的也有一例：例19 周南关雎二章：“左右流之”，毛传：“流，求也。”集传：“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补注：“流之，言在流水之次，有洁濯之美，可以当求取耳。直以求取训流则非也。”1（P1114）按：补注虽与集传说法不同，但努力方向是一致的，都不“直以求取训流”。由上例16和例19我们可以认为
19、，声训不仅可用来求语源，求语源是以词义的确发生了引申、分化为前提的；戴震还用它来区别（普通的）共时上的词义和语境（义）。二、方法上的保证贯群经戴震如何确定词义？与是仲明论学书说：“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经我们考查，只有前者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贯群经在戴震的诗经研究中，主要是以诗经证诗经，当然也有引他经的例子。我们在“重源”和“慎流”两节已屡见其例，又如：例20 豳风七月四章：“十月陨萚”，毛传：“萚，落也。”考正：“草木之将落者曰萚。郑诗萚兮篇传：萚，槁也。笺云：槁，谓木叶也。”（1190）例21 周南卷耳首章：“采采卷耳”，毛传：“采采，事采之也。”孔疏：“言勤事采采
20、。”补注：“采采，众多貌。”自注：“诗曰：采采芣苢，又曰：蒹葭采采，又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皆一望众多者。卷耳、芣苢，又以见其多而易得之物。”1（P11171118）戴震的研究当然不会都是最后答案：例22 唐风鸨羽首章：“王事靡盬”，毛传：“盬，不攻致也。”考正：“四牡传又云：盬，不坚固也。周礼典妇功：辨其苦良。注云：郑司农：苦读为盬，谓分别其缣帛与布纻之粗细。典丝注云：受其粗盬之功，以给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典妇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此可与毛诗相发明。盬，即良盬之盬。”1（P1185）按：我们认为，“盬”的确诂应是怠慢，参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王念孙读书杂志说。 见王书第3536页修身篇“劳倦
21、而容貌不枯”下。王引之经义述闻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训“息”，与“怠慢”义通 参看马书对戴侗说的分析。；不过我还是认为训“怠慢”最好。材料由五经扩大到诸子，（迫）使我们对词义的把握更趋准确。（二）“本六书”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六书”的例子笔者只找了两个：例23 周南卷耳四章：“云何吁矣”，毛传：“吁，忧也。”补注：“吁当为盱。何人斯之诗曰：壹者之来，云何其盱。都人士之诗曰：我不见兮，去何盱矣。皆不得见而远望之意。（自注：说文：盱，张目也。）尔雅：盱，忧也。毛诗于盱字不复释，则皆蒙卷耳传矣。今此诗及传作吁者，后人转写之讹耳。”1（P1119）例24 周南卷耳二章：“陟彼崔嵬”，毛传：“崔嵬，土山之
22、戴石者。”四章：“陟彼砠矣”，毛传：“石山戴土曰砠。”补注据尔雅“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认为“毛诗殆转写误也”；并以“砠”的偏旁为证：“砠字从石，以石上见也。”1（P1118-9）在这两个例子里，六书方面的证据都不是决定性的。例23如果不是有“毛诗于何人斯、都人士的盱字不复释，则皆蒙卷耳传矣”的证据，则完全可解释为假借。 后来陈奂为此说提供了他书引文的证据。例24段玉裁认为毛传说正确的可能性比较大，其道理更让人信服。 详段玉裁毛诗定本小笺和说文解字注。戴震发挥“砠”字从“石”来论证“砠”是“土戴石”，而段玉裁则本说文从“山”的“岨”字为说，可见形声字的形旁对说明（先秦的）词义并不具
23、有决定性的意义。 就戴说而言，“砠”无论是“土戴石”还是“石戴土”，都有从“石”的道理。所以段注才会说：（许慎）“重土，故不从石。”不过段玉裁的这个说明八成也是附会。所以我们认为，戴震的成就关键来自于“贯群经”的方法。（三）有时因讲究“贯群经”会忽视了上下文当然，过分讲究“贯群经”，有忽视上下文的危险：例25 豳风七月三章：“猗彼女桑”，毛传：“角而束之曰猗。”考正：“猗，如有实其猗之猗，猗然长茂也。”1（P1190）按：这是受朱子集传的启发。集传云：“取叶存条曰猗小桑不可条取，故取其叶而存其条，猗猗然耳。”集传是对毛传的声训，而戴震则彻底抛弃了毛传的影响。此说得到马瑞辰的支持，但他以小雅小弁
24、“伐木掎矣”为反驳毛说的证据，并不成立。而王念孙于广雅疏证“捔，掎也”条下仍然赞同毛说。我们看上下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以“猗”为动词斜拉，于文气为顺。若依戴说，则“猗彼女桑”要看成写景。二说都可成立，若求文例一贯，则旧说为长。例26 召南摽有梅三章：“顷筐墍之”，毛传：“墍，取也。”补注：“墍，如民之攸墍之墍，息也。”自注：“犹言置诸顷筐。”1（P1142）按：此说显然牵强，后人似无从者。戴震之所以创为此说，殆因诗经里“墍”字训“取”仅见于此，而训“息”则是两见。但左传宣公十二年：“董泽之蒲，可胜墍乎？”可见训“取”是可靠的。三、结论我们注意到，戴震在名物典制的研究
25、上的特点与其训诂研究是相似的。他区分了对名物的运用和名物本身：例27 周南关雎首章：“关关雎鸠”，毛传：“雎鸠，鸟挚而有别。”郑笺：“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有别。”补注：“笺说非也。古字鸷通用挚，夏小正鹰始挚，曲礼前有挚兽，是其证。春秋传：剡子言少皞以鸟名官，鴡鸠氏，司马也。说曰：鸷而有别，故为司马，主法制。此义之兼取者，不得如笺所云明矣。雎鸠之有别，本于其性成，是以诗寄意焉。凡诗辞于物，但取一端，不必泥其类。”1（1113）考正：“后儒亦多有所疑猛鸷之物，不可以兴淑女者。考诗中比兴，如螽斯但取于众多，雎鸠取于和鸣及有别，皆不必泥其物类也。”1（P1175）这一区分与对词义和语境
26、（义）的区分是相通的。语境义发展、或者误认为词义，实际上都是错把语境赋予某一特定的词，使之脱离了语境仍然具有这种意义。脱离语境而把“挚鸟”与“淑女”等同，其误相类。戴震批评“因诗傅会”，坚持常制，这与他反对“缘词生训”，推重可靠的意义是一致的：例28 召南采蘩首章：“公侯之事”，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又：“王后则荇菜也。”补注：“毛诗谓公侯夫人执蘩菜，王后则荇菜，因诗傅会，非礼制也。”1（P1129）例29 秦风驷铁三章：“輶车鸾镳”，郑笺：“置鸾于镳，异于乘车也。”补注：“田车亦无鸾在镳之制。盖輶车鸾镳，本非对文。輶车也，鸾也，镳也，三者皆因所见言之耳。”1（P1185）戴震之所以
27、有这样的学术倾向，是（清代）考据学量的积累的结果。无论是“缘词生训”还是“因诗傅会”，首先是所见不广，就一词一事附会为说造成的。数据看得多了，缘词造说的可能性自然减少。戴震毛诗补传序就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1（P1106）但另一方面，这又是（清代）考据学质的提高。假如一味据守旧的训诂，那么无论花再大的功夫，所得的成绩也是有限而且多半是错误的。而戴震懂得区分词义和语境（义），从而在理论上明确地拒斥了一大批似是而非的立论根据。沿着这条道作进一步探索，最有名的是高邮王氏父子。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继承了这一宝贵的遗产。段玉裁的弟子陈奂在例10“处，止也”的问题上依然是“墨守之讥，亦所不辞”2（P3）。而单纯以前人训诂立说的方法，直到今天还是有人袭用。参考文献：戴震：戴震全集C.第二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疑误之处参校了皇清经解本）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