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引资、财务重组与中资银行信用风险.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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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引资、财务重组与中资银行信用风险*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中国: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0872016)的资助。朱盈盈1 李平1 曾勇1 何佳2(1、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0054;2、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香港 新界 沙田)摘要: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当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达到15%以上时,中

2、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有明显的提高,并表现为信用风险水平的降低。但整体而言,由于外资“少数股权”的限制,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积极作用有限。不良贷款“双降”主要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关键词:战略引资 财务重组 中资银行 信用风险 不良贷款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Participation, Bank Restructuringand the Chinese Banks Credit Risk ZhuYingying1, Li Ping1, Zeng Yong1, He Jia2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

3、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2 Department of Financ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ChinaAbstract:Great credit risk is a big headache which bloc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sector of Chin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4、 of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from 2002 to 200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participation on the credit risk of Chinese ban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edit risk of Chinese bank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 with stock shares of foreign inv

5、estors.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stock shar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upon the risk behavior of Chinese banks is limited. The reduction of non-performing loans is mainly an outcome of bank restructuring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GDP. Key Words:

6、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Bank Restructuring; Chinese Banks; Credit Risk; Non-Performing Loans一、引言控制风险与提高效率是商业银行永恒的两大主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的研究表明,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是造成银行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脆弱的资产质量,极大地阻碍了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和金融深化进程,并且,在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之下,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政府采取了

7、向国有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一系列举措,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迅速反弹。到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又达到了26.12% 事实上,从1994年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到2003年底中行、建行开始股份制改造试点,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长期在20%甚至30%的高位徘徊。参见施华强(2005)。,并一度成为国外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周小川,2004)。显然,政府的单方面注资只能缓燃眉之急,而不能解长远之痛。刘遵义和钱颖一(1994)早已提醒,在银行与企业的财务重组中,流量比存量更重要;银行的重新注资只能做一次,以后就要改革制度。

8、Clarke 和Cull(1999)的研究也指出,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政府注入的资本极有可能被银行代理人的轻率金融行为很快挥霍掉。因为,既然是免费资本,就意味着不承担低效使用的成本与风险,通过国家注资修补国有银行资本结构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张杰,2004;2008)。2003年底,以注资中行、建行启动股份制改造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银行业改革。与上次注资不同的是,本次注资和剥离仅仅是改革的前奏,紧随其后的是国有银行股权结构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国内银行体系的重构。“财务重组战略引资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在几大国有银行的股改进程中轮番上演,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中资银行改革的

9、关键一环。截至2008年底,累计已有30家中资商业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引资协议,入股金额超过210亿美元 关于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参见朱盈盈等(2008)。从目前的情况看,本轮改革成果初显,曾经被视为“技术性破产”(谢平、焦瑾璞,2002)的建行、中行和工行,先后在海外成功上市并受到追捧,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大为降低,存量不良贷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2001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四级分类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765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5.37%,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则高达31.02%,因此,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出了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的时间表,要求国有银行在“

10、十五”期间将不良贷款率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到二五年底降到15%的水平(见2002年2月18日戴相龙在香港总商会的演讲:“参加WT0后的中国银行业”)。此后国有银行的表现显然超出预期。根据银监会的统计,2005年末国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为10.49%,不良贷款余额10724.8亿元;2006年末不良贷款率进一步降至9.22%。部分文献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和揭示了中资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汤小清,2002;施华强、彭兴韵,2003;易宪容,2003;施华强,2004;廖国民、周文贵,2005;童冬华、陈金龙,2006;高鹤,2006;Suzuki,2008)。虽

11、然这些解释极富洞察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中国银行业信用风险问题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恰恰相反,对中资银行而言,能否从机制上控制新增不良贷款的形成和信用风险的累积,防止流量再次变为存量,仍然任重而道远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部分中资银行连续数年下降的不良贷款在2008年已经出现了反弹趋势。2009年年初,银监会调整了不良贷款的监管目标,将此前一直强调的“双降”改为“双控”,即一是控制不良贷款快速反弹,二是将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008年年底的水平之内。关于中资银行改革,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方式上尚存争议,但对股份制改革的大方向多有共识。然而,资本结构的改变并不必然扭转国有银行的金融行为,单纯的股份化

12、并不能保证国有银行经营机制和内控机制的真正改善。因此,田国强和王一江(2004a,2004b)强调,在外部制度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应该通过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破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两个两难” “两个两难”一是指效益与风险的两难,即银行业不开放所形成的低效益与开放后可能造成的整体风险的矛盾;二是指快与慢的两难,即银行业改革的迫切性与制度环境建设的长期性的矛盾。,改变银行与强政府的关系,防范新的不良资产大量产生。许小年(2005)也认为,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将有助于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贷文化。那么,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否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股改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

13、降”的良好局面能否长期持续?显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国银行业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关系到中国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银行体系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以中国银行业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考察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我们选取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作为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宏观因素、银行特征和选择性偏差的影响之后,检验结果发现,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战略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抑制了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反弹。在外资股东中,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 从目前来看,中资银行的战略引资采取了三种模式

14、:1、引入单家外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2、“1+1”模式,即引入一家外资银行作为主要战略投资者,另一家外资机构作为次要战略投资者或财务投资者;3、“1+多”模式,同样是由一家持有较高股权比例的外资机构担当主要战略投资者,居于主导地位,另有两家或多家外资机构扮演跟随者的角色。(即持股最高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推动中资银行风险管理变革的中坚力量,当其持股比例达到15%以上时,中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将有明显的提升,并表现为信用风险水平的降低。但是,就整体而言,由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外资股东的积极作用发挥有限。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讨论回归

15、结果,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二、研究假设关于战略投资者,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对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提出了四项原则和五项标准。四项原则是: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和竞争回避。五项标准,一是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二是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三是原则上应派驻董事,四是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经验和技术,五是商业银行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国有商业银行不宜超过两家。但从中资银行的战略引资实践来看,持股比例并未成为区分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的主要标准。比如,香港永隆银行作为财务投资者持有烟台市商业银行4.99%的股份,远高于中国银行的两家战略投资者瑞士银行(1.61%)和

16、亚洲开发银行(0.24%)的持股比例。同样是持股5%,国际金融公司在入股上海银行时是作为战略投资者,在入股北京银行时则成为财务投资者。事实上,股份是否锁定,是否派驻董事,能否提供技术支持和援助才是“战略”二字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所指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指与中资银行签署入股协议,准备长期持股(体现为所持股份有各种限售条件)并参与公司治理(体现为派驻董事或高管)和开展战略合作的外资金融机构。2003年12月,银监会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范了境外投资者入股的条件和程序,鼓励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加强股权合作。按照监管当局的意图,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为了用股权换机制、换管理、

17、换技术,以达到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提升中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此后,以境外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逐渐取代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成为国外大型银行和金融集团进入中国银行业的主要路径。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刚由农信社变身的农村商业银行,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追逐的目标。可是,“全面出击”并非“来者不拒”,无论是出于跟随客户、追求市场机会的战略动机,还是分享中国银行业改革成果的财务考虑,外资金融机构选择参股对象均经过了精心挑选,对于“为什么合作”、“与谁合作”这样的关键问题始终非常清晰。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假设:假设1:引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低于非引资银行。部分学者对境外战略投资者推进

18、中资银行风险管理变革的积极作用表示肯定(王兆星,2004;陈四清,2004;王国刚、易宪容,2006)。从理论上分析,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从五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第二,参与风险管理决策,规范中资银行的风险管理程序和行为;第三,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帮助中资银行设计和改进风险计量模型,建立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统;第四,通过人员培训、经验分享和交流访问帮助中资银行培养风险管理人才,提升风险管理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业务水平;第五,促进中资银行信用文化的建立。国际经验也表明,外资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技术在合作伙伴和同业之间的传播, 有助于加强东道国金融体

19、系的稳定性,银行业开放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良贷款率下降、拨备覆盖率上升,信用风险水平明显降低(Mihaljek,2006)。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中资银行而言,战略引资后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并不必然表现为信用风险水平的降低。我们注意到,经过大规模财务重组的成功“输血”,中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的信用风险指标在战略引资前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数据显示,在2006年以前完成引资的19家银行中,有13 家银行在引资前其不良贷款率就已降到了5%以下,其中7家甚至降到了3%以下,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而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是剥离不良贷款还是重新注资,都无法有效改变银行的信贷行为,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就意

20、味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财务重组后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出现明显反弹将在所难免;不仅如此,这种“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 从中资银行既有的改革进程看,财务重组与战略引资在时间上有严格的先后顺序,战略引资一般在财务重组后当年或第二年完成。的方式也决定了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战略引资后继续下降的空间十分有限。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假设:假设2:在战略引资后,中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提升,信用风险水平可能降低,也可能上升,但不会显著恶化。实际上,在银行业改革和私有化过程中引进外资在国际上早有先例,对转轨国家的经验研究大多证实,外资银行持股比例与东道国银行效率改善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Bonin等

21、,2005a、2005b;Megginson,2005)。Choi和Hasan(2005)对韩国的研究也发现,外资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其回报较高而信用风险较小。根据前面的分析,仅从理论上看,如果境外战略投资者愿意真正“帮助”中资银行,那么中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应该得到提升,信用风险水平也会随之而改善。可是,出现这种良好愿景的前提是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真正“帮助”并且其“帮助”能够得以实施,而这又取决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然,外资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帮助”的意愿越强,效果也越好。然而,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具有不同于拉美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的特点,那就是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少数股

22、权”限制 实际上,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在银行业改革进程中也曾经对外资持股比例加以限制,如波兰在第一轮银行改革中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了约25%的银行股权,而政府则保留了约30%的国家股,从而保持了对银行的控制权。但改革后银行绩效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故东欧各国在第二轮银行改革中均加大了向境外战略投资者转让股权的力度,允许其获得控股权。参见吴志峰(2006)。根据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单个境外金融机构的入股比例不超过20%,所有外资机构合计持股不超过25。“监管红线” 的存在,决定了中、外资双方在博弈时都有更多的考量,而最终确定的入股比例也可能不是最优选择。那么,外资持股比例的大小是否

23、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呢?我们整理了2002-2006年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引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及其变化,结果发现,尽管受到“少数股权”的限制,各家中资银行的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参见图1)。最高达20%(如花旗银行入股广东发展银行),已是监管上限;最低仅1.59%(加拿大丰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 加拿大丰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采取了分期注资的方式,首期各持股2.5%,同时获得买入期权,四年内最高可增持至12.5%和12.4%。由于西安市商业银行于2006年增资扩股,外资股权摊薄至1.59%。)。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中资银行的信

24、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负相关。三、数据和研究方法(一)数据和样本本文所使用数据包括宏观经济数据、行业数据和银行特征数据。其中,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及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存贷利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行业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2006年年报、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银行特征数据来自惠誉国际(Fitch)的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数据库Bankscope、各银行年报、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其它公开资料。当不同来源的数据有出入时,选用数据的优先顺序为:Bankscope数据库、银行年报、监管当局官方网站、中国金融年鉴

25、、中国统计年鉴、其它公开资料。图1 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及其变化情况注:各年的已引资银行是指截止该年末已经完成战略引资,正式吸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的中资银行。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业2002年至2006年 选择五年过渡期作为样本区间,是因为这一阶段是中资银行集中进行财务重组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时期。我们剔除了在2002-2006年内发生合并、重组及2002年后新建或由城信社改制的18家银行,包括:渤海银行、徽商银行、江苏银行、东营市商业银行、莱商银行、长治市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许昌市商业银行、荆州市商业银行、湛江市商业银行、济宁市商业银行、承德市商业银行、克拉玛依市商业银行、德州市

26、商业银行、衡阳市商业银行、上饶市商业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5家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其中交通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交行兼具“国有”和“股份制”的特点,在2006年以前虽然被视为“第五大国有银行”,但仍归类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直到银监会在其2006年年报中正式将交行纳入国有商业银行的范围。在2008年12月31日之前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签署引资协议的中资商业银行还有渤海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营口银行、厦门市商业银行和吉林银行,其中渤海银行为2005年新建,已从样本中剔除;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营口银行、厦门市商业银行和吉林银行的数

27、据缺失。我们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资金到位作为完成引资的标准,这是因为从签署引资协议到外资正式入股既需要时间,又存在协议不能获批等不确定因素。在25家引资银行中,有19家银行于2006年底前完成战略引资。比如,作为西安市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首期仅分别持股2.5%。因此,在股东大会上内资股东断然否决了外方进入董事会的提案,双方的矛盾冲突一度公开化,导致董事会换届工作迟迟未能开展。此处的蒋先生指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参见夏英(2004)。2000年之前,四大国有银行均采用四级分类法,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类银行从20

28、02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贷款风险分类管理,此后各行陆续采用五级分类法。根据唐双宁披露的数据,2000年以前四级分类不良贷款率与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约差6个百分点(见刘彩娜,2002),施华强(2005)则估计二者相差5个百分点。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于2003年12月启动,2004年8月26日,原中国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2004年9月17日,原建设银行分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起设立的方式成立。工行的股份制改革于2005年4月启动,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农业银行虽然早在2004年1月就上报了股改方案,但直到2008年10月才在几经修改后获得国

29、务院批准,2009年1月15日,原中国农业银行整体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实证结果均可根据要求提供,有兴趣的读者请与我们联系。参考文献(1) 陈四清:国际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风险管理变革的作用,中国金融,2004第23期。(2) 高鹤: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基于经济转型的分析框架,财经科学,2006年第12期。(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4) 廖国民、周文贵: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三个分析视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5) 刘彩娜: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下降,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2月9

30、日。(6) 刘遵义、钱颖一: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建议,改革,1994年第6期。(7) 钱颖一:中国的银行:竞争刚刚开始,金融管理与研究,2007年第4期。(8) 施华强、彭兴韵: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与中国银行业改革,金融研究,2003第10期。(9) 施华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内生性:一个基于双重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金融研究,2004年第6期。(10) 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资产、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 2004,金融研究,2005年第12期。(11) 汤小青:我国金融风险形成的财政政策环境和制度分析,金融研究,2002年第11期。(12) 田国强、王一江:外资银

31、行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1期。(13) 童冬华、陈金龙:现有银行产权制度下的不良资产生成机制,财经科学,2006年第9期。(14) 许小年:银行改革:开放是途径,城市金融报,2005年9月27日。(15) 王国刚、易宪容:注视商业银行股改,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第1期。(16) 王一江、田国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17) 王兆星: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喜与忧,银行家,2004年第9期。(18) 吴志峰:绩效、控股权与战略投资者:转型经济银行改革的经验,金融论坛,2006年第5期。(19

32、) 夏英:联姻汇丰 交行再造告一段落,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20) 谢平、焦瑾璞: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21) 杨鹏鹏、袁治平、倪海江: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效率的因果检验,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8期。(22) 易宪容:目前国内金融改革热点问题,上海金融,2003年第5期。(23) 张海宁:银行反对银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中国信用风险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4) 张杰: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25) 张杰:市场化与金融控制的两难困局:解读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的绩效,管理世

33、界,2008年第11期。(26) 周小川: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4年4月16日,(27) 周兆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问题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7期。(28) 朱盈盈、曾勇、李平、何佳: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背景、争论及评述,管理世界,2008年第1期。(29) Allen N Berger, Robert Deyoung, 1997, “Problem Loans and Efficiency in Commercial Bank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1, pp. 3564.(30)

34、Bonin J P, Hasan I, Wachtel P., 2005a, “Privatization Matters: Bank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9(8/9) , pp. 21552178.(31) Bonin J P, Hasan I, Wachtel P., 2005b, “Bank Performance, Efficiency and Ownership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5、 29(1), pp. 3153.(32) Choi Sungho and Hasan I, 2005,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Bank Performance: Korean Experience”,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Instruments, 14(4), pp. 215242.(33) Clarke, George R. G., and Robert Cull, 1999, “Getting to Yes”,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ashingt

36、on, D. C.(34) Megginson W L., 2005, “The Economics of Bank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9(8/9), pp. 19311980.(35) Mihaljek Dubravko, 2006, “Privatisation, Consolidation and the Increased Role of Foreign Banks”, BIS Papers No. 28.(36) Suzuki Yasushi, Miah Md. Dulal, and Yuan Jinyi,

37、2008, “Chinas Non-Performing Bank Loan Crisis: The Role of Economic Rents”,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2(1), pp. 5770.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样本包括72家中资银行,即5家国有银行、11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56家城市商业银行,共230个观测值。根据股权结构的不同,我们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引资银行和非引资银行两种股权类型。其中,引资银行是指2008年12月31日之前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签署引资协议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

38、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恒丰银行、杭州银行、北京银行、济南市商业银行、西安市商业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天津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重庆银行、烟台市商业银行、成都银行、南充市商业银行共25家银行。表1列示了样本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和差异性检验的结果。由表可见,引资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均值和中值均低于非引资银行,而拨备覆盖率的均值和中值则高于非引资银行。其中,不良贷款率均值的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拨备覆盖率中值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组间比较的结果显示,引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低于非引资银行。表1 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及比较

39、检验指标描述性统计均值标准差中值最小值最大值观测值不良贷款率全部样本8.38 12.57 4.89 0.00 100.00 230引资银行6.84 6.22 4.38 0.33 28.43 109非引资银行9.78 16.21 5.34 0.00 100.00 121差异性检验-2.94*(-1.780)-0.96(0.769)拨备覆盖率全部样本62.08 64.16 47.51 0.00405.56218引资银行65.83 55.91 61.64 1.78405.56101非引资银行58.85 70.59 39.36 0.00387.56117差异性检验6.98(0.800)22.28*(2

40、.579)注:全部样本包含72家中资银行,其中引资银行25家,非引资银行47家。均值的差异性检验采用T检验,中值的差异性检验采用Wilcoxon/Mann-Whitney符号秩检验,括号中的值为相应的统计量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为了检验假设1和假设2,我们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1) 其中,是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两个指标作为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代理变量。不良贷款率越低,拨备覆盖率越高,则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为是否引资虚拟变量,引资银行取1,非引资银行取0;为引资前后虚拟变量,在银行完成首次引资前(包括引资当年)取值

41、为0,在引资后取值为1。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从两个维度选择影响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控制变量。关于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我们引入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Inflation)和存贷利差(IRSpread)。其中,通货膨胀率用CPI指数代替,存贷利差采用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利率之差,如果一年内出现调整的则取平均值。关于银行层面的影响因素,我们考虑了银行规模(Scale)、盈利模式(Business)和资本充足水平(CAR)。同时,针对中资银行传统的“三个梯队”分类的现实,我们引入了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和城市商业银行虚拟变量,将中资银行划分为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种类型。

42、变量定义和说明详见表2。对方程(1)进行回归之后,是否引资虚拟变量的系数反映引资银行与非引资银行之间的差异,而引资前后虚拟变量的系数则反映引资银行在战略引资前后的差异,所以我们将重点关注和的符号和显著性情况。变量名称变量定义和计算不良贷款率NPLGL不良贷款/贷款总额,用于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拨备覆盖率LLRNPL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良贷款,用于衡量银行的信用风险是否引资虚拟变量FSI引资银行取1,非引资银行取0引资前后虚拟变量AfterFSI银行完成首次引资前(包含引资当年)取0,之后取1GDP增长率GDP实际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Inflation通货膨胀率,用CPI指数代表存贷利差IRSpr

43、ead法定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利率之差,如年内有调整则取平均值银行规模Scale总资产/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盈利模式Business用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表示,净息差越高,说明银行经营越依赖于传统的利差型盈利模式资本充足水平CAR资本充足率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JSCB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取1,否则取0城市商业银行虚拟变量CCB城市商业银行取1,否则取0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FSIRatio境外战略投资者各年末所持有的中资银行股权比例持股比例虚拟变量RatioHigh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某一百分比取1,否则取0表2 变量定义及说明为了检验假设3,我们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2)

44、 方程(2)是在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引资前后虚拟变量与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交互项,用来反映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随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假设3,我们预期,持股比例交互项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与拨备覆盖率正相关。四、实证结果及分析(一)回归结果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残差进行怀特截面法调整,表3和表4给出了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中资银行战略引资模式的多样化,而其他境外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又在很多情况下扮演着主要战略投资者的“一致行动人”的角色,我们在对方程(2)进行回归时分别考虑了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Singl

45、eRatio)和所有外资少数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TotalRatio),检验结果分别见模型2和模型3。从表中可见,所有模型中,是否引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不良贷款率回归中均为负,在拨备覆盖率回归中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引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低于非引资银行,支持研究假设1。事实上,尽管大多数城商行都有着迫切的引资需求,受到外资金融机构青睐的却只是其中资产质量高、客户基础好、具备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佼佼者(朱盈盈等,2008)。这种选择性效应的存在,也提醒众多意图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资银行,要想借助“外力”,还得先练“内功”。模型1的结果显示,引资前后虚拟变量对不良贷款率回归的系

46、数为正,对拨备覆盖率回归的系数为负,但是都不显著。模型2和模型3引入持股比例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如果控制外资股东持股的影响,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显著上升。可以说,这与假设2的预期是一致的。更直观地看,财务重组后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出现反弹是自然趋势,而战略引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反弹趋势,只是作用有限。那么,是什么原因制约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发挥作用呢?持股比例交互项变量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具体来看,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不良贷款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拨备覆盖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所有外资少数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与不良贷款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研究假设3。这说明

47、,境外战略投资者拥有成熟的风险管理理念、先进的风险控制技术和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他们确实有能力帮助中资银行推动风险管理变革。其次,战略投资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逐利,由于其持股有锁定期限制,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象个人投资者那样普遍地以抛售股票的形式来保护自己所投入的资本。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利益一致性增强,于是,通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中资银行的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帮助中资银行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率,成为战略投资者的理性选择。表3 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自变量不良贷款率NPLGL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常数项31.704*32.584*32.291*35.801*(14.878)(15.694)(14.323)(20.790)是否引资虚拟变量-1.147-1.143-1.144-1.530*(-1.343)(-1.309)(-1.305)(-1.861)引资前后虚拟变量0.2641.398*2.228*0.757*(1.144)(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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