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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社会比较关注的若干金融问题(唐双宁演讲)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讲什么呢？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这之前，学校也问我演讲的题目。我当时说，题目就叫“目前社会比较关注的若干金融问题”吧。这个“若干问题”，作为演讲的题目可以这样说；如果要是写诗，就是“无题”。所以今天演讲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无题”（听众大笑）。这“无题”的演讲我还是想讲这么几个问题，不知大家是否感兴趣？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下国有银行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当前金融界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社会上十分关心的问题。比如，国有银行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进行国有银行改革？现在改革进行到什么程度？存在什么问题？等等。第二个
2、问题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问题。金融业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另外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新问题，比如战略投资者问题。什么是战略投资者？社会上很多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等等。第三个问题是防范金融风险问题，或者说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二十几年来，我们防范银行风险的历程主要是走了三大步：第一步，降低不良贷款；第二步，从2003年开始，由降低不良贷款扩展到降低不良资产；第三步，现在开始从降低不良资产扩展到全面防范银行风险。第四个问题，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由综合监管转向分业监管，但与此同时，国外有些国家又开始实行混业监管，我们商业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混业经营，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3、？第五个问题，国有银行改革之后，大银行的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那么中小银行的问题怎么办？中小银行的问题有哪些？第六个问题，通过国有银行体制改革，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城市金融问题，那么，农村金融怎么办？第七个问题，银行问题得到相应解决以后，还有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问题怎么解决？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证监会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叫“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唯独银监会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什么多了一个“业”字呢？这是因为，银监会的监管对象除了银行外，还有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汽车金融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等。除以上七个问题外，还有民间融资、非法集资、
4、民营银行、存款保险、资本监管、巴塞尔协议、金融创新等问题，还有我们学校比较感兴趣的金融理论建设问题，还有金融人才问题，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人才？最后，我还想用十至二十分钟的时间，谈谈我最近正在考虑的一个想法，目前还不能叫研究题目，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金融文化”问题。我想讲的问题非常多，但时间有限，今晚咱们倒计时，9点准时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吧。讲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据我所知，今天有一些记者在场。记者有报道权，社会有知情权，我们也有义务向社会披露银行改革的情况。但我想，如果报道，最好先给我看一下。为什么呢？我讲一件事。今年4月份，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有一个同学问我：当前银行案件为什么高发？我
5、就反问他：案件高发主要表现在哪些银行？他说：主要表现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我就说，这两家银行恰恰是管理相对较好的银行，是股份制改革试点银行，为什么还案件高发呢？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监管力度的加大和改革的深化，使得这些案件无法再隐瞒下去，这是最近银行案件频频暴露的一个原因。这些案件都不是当年发生的，而是以前年份发生、当年发现并查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案件的暴露也是改革深化和监管力度加大的结果。结果，在场的一个记者第二天就在某报纸上作了，题目是：“唐双宁：银行案件高发是改革成果”（听众大笑）。这篇报道还上了网，结果网上就有人发贴子：“照你这么说，还不如不改革了。”
6、我们马上和报社交涉。第二天，编辑部在这份报纸的一个角落里刊登了一小段致谦声明：“由于我们编辑不慎，出现不实报道，深表歉意。”我想，这个致歉声明大概没有多少人看得到，但那篇报道确实被很多人看过了，弄得我们百口莫辩。所以我说，虽然记者有报道权，社会有知情权，但一定要讲求新闻的真实性。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有银行的改革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这些银行占有中国金融资产50%以上的份额，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银行对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稳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我们财政收入当然是比较高了，但在上世纪90年
7、代、80年代，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金融、烟草专卖、石化等行业。目前，四家国有银行贷款总额高达十几万亿元，应该说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银行由于脱胎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自身在管理、体制、人员素质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再加上存在行政干预，所以背上了很沉重的历史包袱。还有一年时间，加入WTO过渡期就要结束，中资银行将和外资银行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那么，如何提高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竞争力？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紧迫。因此，一定要进行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探索。二十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
8、994年，为国家专业银行改革阶段。1984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大一统”银行体制，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1984年后，出现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四家国家专业银行。第二阶段是19942004年，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阶段。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把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1995年又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从此，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开始变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第三阶段改革从2004年开始，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阶段。2004年初，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走一步，开始了股份制改造，从而拉开了第三阶段改革的帷幕。工行改革也已在2005年启动。农行的改革将结合整个农村金
9、融体制改革综合考虑。那么，国有银行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初改革方案起草了数十稿，最后定稿也是厚厚一大本，但把它概括一下，就是“一个目标，两项分工，三个步骤，七项指标，十项内容”。“一个目标”有很长一段表述，简单地说，就是要办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过去，国有银行是国有独资公司。现在不仅要把这些银行办成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且要办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能是单打独斗、孤芳自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我们要求，这些银行改革后的有关经营指标要接近国际前100家大银行的平均水平。“两项分工”，就是在具体操作中，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各有分工，人民银行负责财务重组，银监会负责法人治理结构的改
10、革。“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财务重组，就是要把这些银行的历史包袱解决掉。解决什么呢？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不良资产问题，二是资本充足率问题，三是拨备覆盖率问题。不良资产问题后面我还会专门讲。2000年，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曾经对四家国有银行进行了一次不良贷款的剥离，这次改革又用市场化的手段剥离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些不良资产，这样就把中、建两行的整个历史包袱解决了。第二步是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这是整个改革的重点。第三步是资本市场上市。资本市场上市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让银行接受资本市场的监督和检验。“七项指标和十项内容”，说起来话就长了，银监会网站上都有，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11、。现在各行的改革进度不尽一样：建设银行正在进行全球路演，很快就会上市；中国银行股份公司已经挂牌，正在为上市作准备；工行股份公司有可能在最近挂牌。 (/编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要重视哪些问题呢？前段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银行治理改革高峰论坛”，请我去参加。本来我已经答应了，但那天正赶上国务院通知我陪同黄菊副总理去安徽检查工作，所以我就临时改为提供一份书面发言稿。这份发言稿由他们在会上宣读了一下。后来，财经杂志刊登了我的这个发言稿。本来我发言稿的题目是国有银行改革三论，财经杂志在刊登时把它改成了工行改革三论。“三论”是哪三论呢？第一论是“心腹肌肤论”。什么叫“心腹肌肤论”？大家都看
12、过电视剧汉武大帝，第一集中，面对匈奴入侵，汉武帝慌慌张张，向他老师晁错问计。晁错说：“匈奴之患是肌肤之患，诸侯之患是心腹之患”。后来就出了“七王之乱”。我们国有银行改革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国有银行改革面临着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问题，这类问题是不是问题？当然是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它还会继续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银行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好的机制和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关键是要建立起好的机制，建立起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所以，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都是肌肤之患，法人治理结构才是心腹之患。
13、我们更关心更看重的是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第二论是“形似神似论”。正如刚才陈校长介绍我的学术简历时所说的，书法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不单喜欢书法，有时还从书法中悟出一些金融工作中的道理。“形似神似论”的观点就是我从书法中借用过来的。当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完成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建立了董事会及其下属的专业委员会，设立了监事会。但这只说明这两家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形似”。要从“形似”发展到“神似”，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什么是“形似”和“神似”呢？当年，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众大臣就争相临摹。有些大臣，如欧阳询、诸遂良、颜真卿（当然颜真卿不是太宗时代的人，是后来玄宗时代的人）不但临摹
14、的好，而且在临摹中有自己的风格，这就是“神似”；还有一些大臣如冯承素亦步亦趋，虽然他临摹出来的作品也非常象王羲之的字，但没有自己的风格，人家把他称为“形似”。那么，什么是法人治理结构的“神似”呢？很难定量，简单说，我认为就是体制设计要符合国情、行情，体制形成要深入人心，体制运行要顺畅自如。第三论是“南桔北枳论”。大家都知道“晏子使楚”的故事。齐国宰相晏婴长的又矮又黑又丑，但非常聪明。一次，晏婴到楚国访问，楚王为了羞辱他，就把城门关上，在城墙上挖了一个洞，要晏婴从洞里钻过去。晏婴就对楚王说：“请问，我访问的是人国还是狗国？”楚王说：“当然是人国”。晏婴回答说：“如果是人国，我就要从城门走进去；如
15、果是狗国，我就从洞里钻进去。”没办法，楚王只好打开了城门。进城后，楚王宴请晏婴。在宴席上，楚王问晏婴：“你们国家是不是没有人了呢？怎么派一个象你这样的人来我国访问？”晏婴回答说：“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规矩：到上等国家访问，我们就派长相比较英俊的人去；到中等国家，就派长相一般的人去；到下等国家，一般就派长相比较丑的人去。”噎得楚王没有话说，但心里又不服，后来，楚王又故意让武士（也就是现在的警察）押了一个犯人经过。楚王问武士：“押的是什么人？”武士答道：“是齐国的一个盗贼。”楚王就问晏婴：“你们齐国人怎么都喜欢做贼？”晏婴答道：“我听说有一种树，把它栽在淮河以南，它就是桔树，可以结出能够食用的桔子；
16、如果把它种在淮河以北，它就只能结出酸而不能食用的枳子。我们齐国人在齐国都奉公守法，但一到楚国就变成盗贼。这就和刚才讲的那种树一样，都是水土的原因。”所以，国有银行改革也要讲“南桔北枳论”，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国情。国有银行改革的问题要展开讲，有很多内容，专业性非常强，非常枯燥。在座的同学中各个专业的都有，因此，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大致的情况。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问题。回顾二十多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历程，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从此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帷幕。那么，经过
17、20多年的时间，现在，有224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营业机构，有200多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代表处。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从当年的“一枝红杏出墙来”发展到今天的“千树万树梨花开”。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由过去的单纯引进资金转变为主要是引进技术，从过去简单的业务合作转变为目前的股权合作。关于股权合作，大家都知道有一个“20%”、“25%”的说法。今天上午我参加高盛债券高峰论坛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20%”、“25%”是什么意思？这是两个很专业，也很敏感的数字。“20%”就是单家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不能超过20%，“25%”就是多家外资银行集合参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不能超过25%。我
18、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以前，也就是加入WTO前。在这个阶段，对外资银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依据国内法律。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06年，也就是加入WTO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依据过渡期的承诺完善我们的法规来规范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第三阶段从2006年12月11日开始，也就是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以后，我们要完全按照WTO的承诺来规范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这里面有这么两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编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讲到为什么要进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的问题，我就联想起了前些天听的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报告。中日关系应该说非常
19、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我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四句话。八个字是：“一衣带水，一言难尽”。四句话的第一句话是“学我们”。日本人学我们的历史、文化，连天皇体制也是向我们学去的。日本人骨子里是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但最敬佩中国的历史，最敬佩中国的文化。2000年，我率领一个代表团与日本大藏省会谈，内容有一项我们的到期债务不能偿还的问题。日方代表团有很多人，而我方代表团只有两个人。他们很激动，反复问我：到期债务为什么不能偿还？等他们讲了一阵儿，我就说：“你们说完没说完？该轮到我说几句了吧。”我就开始讲我们为什么暂时不能偿还的原因，也讲到中国言必信的儒家文化，一下子就扭转了气氛，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纷纷向我了解中
20、国文化，还提到了陶渊明、诸葛亮。（听众大笑）会谈后他们又宴请我，一直喝到半夜。日本人非常注重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学完干什么？第二句话就是“打我们”。其实日本本身也有一部被侵略的历史。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日本正在遭受美国的侵略。中国和英国之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日本也和美国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这之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进行了富国图强的思考。我们进行了戊戌变法，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但是，我们的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成功以后，他们就打我们。先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与日本人谈判，最后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也不容易，在谈判中还挨了一枪。根据中日马关条约，中国政府
21、赔偿日本白银两万万两。两万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除赔款外，还割让澎湖列岛、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分赃不均，德国和俄国出面干涉，加上辽东半岛又是满清的发祥地，最后清朝又多赔了3000万两白银才保住了辽东半岛。所以，甲午战争等于总共赔了23000万两白银。接着是八国联军打我们。八国联军的主力也是日本人，英国主要是派遣了一些印度的雇佣兵，总司令是德国人瓦德希。为什么是德国人担任总司令呢？因为义和团把德国公使克林德给打死了。以上说的是“打我们”。打完我们干什么？“用我们”，这是第三句话。就是用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教育，发展他们的军事工业，然后再
22、打我们。后来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第四句话是“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鼓掌）怎样才能不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就要让自己强大起来！（鼓掌）怎样才能强大起来？关起门来是强大不起来的，一定要对外开放。所以说，为什么要对外开放？我不讲大道理，只是用事实说话。落后就要挨打，摆脱挨打就要对外开放。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引进战略投资者？首先什么是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就是同中资银行进行长远的合作，提供技术支持的投资者。我们国有银行现在缺的不是资金，缺的是体制，缺的是技术，所以我们这次国有银行改革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的条件，我们要求它持股比例在5%以上，持股期
23、要在三年以上，要向参股银行提供网络支持，还要向参股银行派出董事。只有这些条件约束，这些投资者才可能会成为长远的合作对象。否则就不是战略投资者，就是与战略投资者相对应的财务投资者。财务投资者就是在银行上市前拥有一定数量的银行股份，在银行上市后随时都有可能将这些股票抛出去。再有一类就是公众投资者，他们在银行上市后在市场上买卖银行股票。关于为什么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在安徽省的一个十分贫困的朱姓农家，有一个十分聪颖的孩子，由于是八月初八出生的，大家都叫他朱重八。朱家家境非常贫寒，但朱重八天资聪颖。有一次发大水，他的父母、哥哥全都被淹死了。朱重八就当了和尚，靠化斋
24、维持生存。后来由于元末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叫红巾军，它的首领叫郭子兴。朱重八就投靠了红巾军，成了郭子兴的一名警卫。由于朱重八非常聪明、办事干练，很讨郭子兴的喜欢，郭子兴就把他的一个养女马小姐许配给了朱重八，还对他说：“你不能没有名字，给你起个名字，就叫朱元璋吧”。朱元璋娶了这个马小姐，也就成了后来的马皇后。这个马皇后就是朱元璋的战略投资者。（听众大笑）朱元璋娶了马皇后以后，就今非昔比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对战略投资者的几项要求，马皇后都具备了。在朱元璋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关禁闭的时候，他几天没东西吃，马皇后就烙了一张大饼送过去。由于怕人发现，马皇后把刚烙好的大饼藏在
25、胸前，胸部都被烫起了大泡。马皇后这个帮助朱元璋的行为，就相当于对参股银行的“救助”。（听众大笑）后来朱元璋在前方打仗，马皇后就在后方动员妇女支援前线，给前线纳军鞋、送干粮。这就相当于提供“网络支持”。（听众大笑）朱元璋后来当了皇帝，猜忌心越来越重，经常滥杀无辜。每到这个时候，马皇后就劝他。这就是“建立内控机制”。（听众大笑）当时有一名大儒叫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由于他的孙子牵涉到胡唯庸案，朱元璋就想杀他。马皇后苦苦哀求：“要是把太子的老师都杀了，后人将怎么看这件事？”这样，朱元璋才免了宋濂一死。所以，为什么要在国有银行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这么个道理。朱元璋当皇帝，有马皇后的作用在里边，
26、朱元璋娶了马皇后，股票行情才看涨。建行得到国际资本市场认可，有美洲银行的作用在里边，建行同美洲银行合作，才能成功上市。（听众大笑）可能有的同学会说，你这不是亵渎爱情吗？（听众大笑）同学们，皇帝哪有什么爱情？即使是比较好的皇帝，也是出于传宗接代的需要；至于差的皇帝，就完全是满足生理的需要。爱情只存在平民之间，爱情在你们之间！（热烈鼓掌）当然，也不能胡乱引进战略投资者。我刚从成都出差回来。成都有一个金牛宾馆。为什么叫金牛宾馆呢？因为成都有一个地方叫金牛坝。为什么叫金牛坝？据说是在战国时代，秦惠王对蜀国这个天府之国垂涎三尺，但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无法占领蜀国。秦惠王就派人给蜀王讲，秦国准备送五个
27、美女和一条金牛给他，但由于没有路，无法将这些礼物运过来，蜀王能否专门修一条栈道？蜀王答应了秦国使者的要求，在今天的广元明月峡一带修了一条栈道，打通了从秦国到蜀中的道路。栈道修成后的一天，秦惠王叫人抬着一条金牛和五个美女来到成都，后面跟着十万大军，等到蜀王率领文武百官出来迎接的时候，秦军就把他们统统拿下，一举灭亡了蜀国。所以，战略投资者不能随便引进，要慎重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能引进慈禧太后这样的，最后把大清朝搞破产了（听众大笑）；也不能引进武则天这样的，最后把唐朝兼并了，她自己当董事长了（听众大笑）；也不能引进吕后这样的，要不是陈平、周勃出来重组，汉朝的董事长也要换了（听众大笑）。刘邦在临死前就预
28、料到会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向周勃交代“安刘氏者勃也”。周勃除掉吕氏家族，汉文帝才重新坐上了董事长的宝座（听众大笑）。 (/编辑)第三个问题讲讲银行资产质量问题。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可以说，这十年中国银行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同不良资产的斗争史。在1995年以前，我们还没有不良资产的完整统计，也没有降低不良资产这个概念。1995年，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时任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第一次提出降低不良贷款的概念。那时，不良贷款率是20%。会议提出，不良贷款率要每年下降三个百分点，如不能做到，对相关的银行行长要实行“一年警示，
29、二年黄牌，三年撤职”。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文件中又进一步写道：中央决定，不良贷款率每年要下降三个百分点。到1999年，不良贷款率变成38%。1995年至1999年，一共五六年时间，不良贷款率果然每年变化了三个多百分点，不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听众大笑）所以说，总理的要求没有实现，中央决定也没有实现，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无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初我们对不良贷款产生的复杂性和解决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不良贷款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凭简单的主观命令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是多少呢？不知道在座的同学知不知道贷款风险的四级分类和五级分类？我所说的95年的20%实际上
30、是四级分类的结果，这个结果到1999年变成接近40%。而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标准，1999年我们的不良贷款率应该是50%。如果再加上一些没有纳入统计范围的不良贷款和分类不准的贷款，实际上不良贷款率接近了60%。当时银行是这种情况，亚洲金融危机的烈火又烧到了国门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断然采取措施，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国有商业银行13939亿元不良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按四级分类口径在账面上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40%降为30%。然后经过清收、核销等手段，以及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加强管理，使不良贷款从2000年以后开始逐步得到控制。这次国有银行改革，又采取了注资、
31、不良贷款剥离、核销等措施，到现在，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降到了10%以内。这个数字是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所以说，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过去，不良贷款成了中国金融风险的代名词。说到金融风险，人们就会想到不良贷款。到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容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我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降低不良贷款阶段，这个可以说初战告捷。第二阶段是全部的资产质量的控制阶段，就是从单纯抓信贷资产的下降转变为抓全部不良资产的下降。这方面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过去的单降（就是只抓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变成双降，就是既抓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又抓不
32、良贷款余额的下降；二是由双降再转变成全降，就是不仅仅抓不良贷款的下降，而且抓全部不良资产的下降；三是由全降再到真实性下降，就是说我们判断不良资产的下降，不单是通过看银行的报表，而且要检查银行贷款风险分类的真实性。在检查银行贷款风险分类的真实性方面，我们还提出了“偏离度”的概念。如果监管部门现场检查中发现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贷款率与实际相比有差距还要调正。所以，有不少媒体问我，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数字是否真实？我就回答他们：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真实的东西，更何况不良贷款本身就是风险分类人员根据贷款的流动性、现金流等因素主观判断的结果。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
33、数字相对真实、比较真实、接近真实。第三阶段，是整体金融风险的防范阶段。什么叫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就是金融企业在经营中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那么，具体有哪些风险呢？对此各种教科书和巴塞尔协议中都有很多表述，我认为，中国银行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简单说就是银行贷款不能偿还的风险，它仍然是当前银行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市场风险是股票、黄金价格以及利率、汇率变化给银行机构所带来的风险。操作风险是由于不能有效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而带来的风险。我们现在正处在巩固第一阶段成果，深入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并进入到第三阶段的时期。在降低不良贷款方面，大家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2000年国家通
34、过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动用公众资金，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剥离。而银行是企业，国家这种为银行承担损失的做法合理吗？国际上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国有商业银行在几十年运营中，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自身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商业银行出现这么多的不良贷款，固然有它自身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原因，但又不完全是自身的原因，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因素造成的。具体来说：第一，是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即直接融资占比过低，间接融资占比过高。我们现在整个中国金融资产总额为42万亿元。如果不算中央银行资产，也有38万亿元，其中，银行业资产占95%以上。这说明间接融资占比过低，资本市
35、场不发达，大量的企业资金需求靠银行贷款，企业经营效益又不好，又没有自有资金，所以必然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第二，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国有银行为国民经济发展、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付出的代价。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价，或者说是由财政付出，或者说是由其他方面付出，而我们是由银行付出的。大家都知道有个政策性破产的说法。企业破产分政策性破产和依法破产。在依法破产中，企业拍卖抵押物和进行破产清算后的收入，是要依照法律规定分配的；而在政策性破产中，企业拍卖抵押物和进行破产清算后的收入是优先用于安置企业职工的。因此，政策性破产必然给银行带来大量不良贷款。政策性破产实际上破了很多银行的资产。过去，纺织业的限产压锭和
36、煤炭业的限产压井，给工行带来了大量不良贷款；外贸体制改革，给中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不良贷款；农村供销社改革，给农业银行造成了大量不良贷款；大量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给建设银行造成了大量不良贷款。那么，这些体制改革和政策性破产不进行行不行？显然是不行的。要进行政策性破产和体制改革，就要由银行承担损失。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银行自身存在的体制、管理方面的问题。虽然法律上95年就已经明确国有银行是自主经营的企业，但法律的颁布到真正实施是有一个过程的。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行政干预仍然存在，这也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第四个原因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本来是一个
37、很讲求信用的国度，孔夫子早就讲“仁义礼智信”。在重庆，我知道有一个与讲信用有关的历史故事。战国时期，重庆当时属于巴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将军叫巴曼子。现在在重庆的韩国领事馆附近还有一个巴曼子墓。有一次，外敌入侵巴国，巴国的国力难以抵御侵略，于是派巴曼子去向楚国借兵。楚国答应派兵援助，但条件是要巴国割让三座城池。等到楚国把敌人打败以后，巴曼子不愿割让国土，但又要讲信用，所以就把自己的头割了下来，以头抵城，送给楚国。讲信用本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但当前我国的信用环境确实太差。2000年的一天，我应湖北省政府的邀请去武汉给该省的党政领导干部作金融讲座。当时，我讲到信用环境问题，望着窗外的黄鹤楼，突然来了灵感
38、，说道：“债主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债主一去不复返，银行资产空悠悠。”（热烈鼓掌）社会信用环境差是造成国有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已降到一位数，要保住这个成果，我们就要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树立全社会的诚信意识，防止行政干预，建立起防范风险的机制，实施国有银行的综合改革。最后再和大家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金融文化问题。其他的问题恐怕就来不及谈了，比如现在的金融监管体制问题。现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都成立了基金公司。由于这些基金公司都是各家银行的子公司，所以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业经营。但是，我们实行的监管体制却是分业监管体制，而
39、国外目前大多实行的都是综合监管体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我看来，体制没有一个完全好与不好的问题，要结合客观情况全面分析。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是经过二十几年实践摸索的结果。总结二十年的经验，摸索出这样一套分业监管体制来，目前应该有它的相对稳定性。实际上，人们往往留恋过去的，憧憬未来的，不满意目前的，这样对当前的状况就容易产生偏见，我称其为“即期视角误差”。比如说在国外，社会上往往都批评执政党，都认为在野党好。等在野党上台执政后，选民一般有48年的承受期，等过了48年后，选民又会觉得现在的执政党不好，还是原来的执政党好。因为谁在台上，谁就把负面暴露给公众；谁在台下，人们就往往注意它正面的一面。这
40、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恐怕人们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看法也是这样。在综合监管时期，大家都说分业监管好；等到现在实行了分业监管，又都说混业监管好。其实，实行分业监管后，应该说监管力度加大了，监管的专业性也加强了，金融机构的效益明显好转了，国有银行改革也开始起步了，不良资产率也控制到了一位数。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监管的摩擦成本加大了，原来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要经过两个部门甚至几个部门协商来解决。当然，我们现在正在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客观来说，现行的监管体制是有利也有弊，但总体上说有利于防范风险和提高监管效率，符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关于金融文化问题，最近去一些高等院
41、校演讲，学会了一个新名词，叫“互动”。就是说，同学们听完演讲后，要留出时间提问题，演讲人回答。今天，我将专门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我思考金融文化问题的起因是这样的：上个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陈玉杰给我打电话，说侨办邀请了100名海外优秀华裔中青年人士来中国访问，并将安排几位部长去给他们作演讲。陈玉杰主任希望我能去给他们作一个讲演。这些华裔人士的父辈都是华侨领袖，对祖国的感情很深，但是到了他们这一代，都吃西餐，穿西装，讲外语，与祖国渐行渐远了。这些人当中有赵小兰的妹妹，李嘉诚、曾宪梓的儿子等，都非等闲之辈，是第二代的侨界首领。接到陈主任的电话后，我就在想，这些人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有搞实业
42、的，有经商的，有教师，有行政管理人员，我给他们讲什么好呢？如果给他们讲金融，讲M1、M2，他们中的很多人肯定会云里雾里。我想来想去，最后觉得真正能把我们和海外侨胞联系起来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那次演讲中，我就从中国传统文化讲起，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到金融文化。那次演讲后，我就开始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就在想，80年代初，我们只有4000亿元金融资产，一家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4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3万多家金融机构，包括4家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0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700多家城市信用社，3万多家农村信用社，5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
43、，200多家外资银行营业机构，还有200多家外资银行代表处，75家财务公司，56家信托投资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5家汽车金融公司，还有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等等。应该说，我们的金融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快速。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法律制度从来没有这么健全，监管力度从来没有这么大，银行的内部管理从来没有这么严格，对违规违纪问题的处罚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厉。我们这次国有银行改革就处理了违纪人员5万多人，今年上半年处理的行长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就有600多人。但是，现在我们银行的风险仍然很大，案件仍然高发，并且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许多也不和谐，银行同地方政府部门、银行同客户、银行同监管当局、行长同员工、总行同
44、分支行之间的关系普遍缺少互信。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既要法治又要德治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问题。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就是说，光靠法律和施行刑罚，老百姓虽然按要求去做了，但心理不认为这样做可耻，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如何建设金融文化的问题。什么叫文化呢？文化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就是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则是指相对于物质世界而言的整个精神世界，它包括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45、？去年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听清华大学的胡东成副校长说到，他在台湾清华大学听杨振宁讲过，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回来后就想，如果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诗词算什么呢？他认为，诗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又进一步想，如果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孔孟老庄的思想又算什么呢？他认为也应该是精髓。后来，受他的启发，我进一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包括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诗词曲赋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棋琴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过去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误解，认为它是保守的文化、消极的文化。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积极向上的文化。比如，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我认为是
46、“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讲“无为而治”，这里，“无为”是手段，“治”才是目的；孙子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是手段，屈人之兵才是目的。那么，作为一种主流是积极向上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从一个角度看，它主要表现在是发展的文化，从两汉到盛唐，再到明清，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没有停止过发展。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改革的文化。从商鞅变法到文景、贞观、开元之治，再到王安石变法，历史上就没有停止过改革。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法治的文化，萧何是汉律的制定者，房玄龄是唐律的制定者，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法治，而是有着悠久的法治历史。第
47、四，中国传统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是开放的。除此之外，还有信用文化，比如刚才讲到的巴曼子就是坚守信用的典范；还有信仰文化，比如孟子提倡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内修文化，比如孔子讲的“修身齐家”、“克己复礼”。以上所讲的是从一个角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我们的金融机构对这些传统文化有些是弘扬的比较好的，比如发展的文化，改革的文化，开放的文化，法治的文化；有的则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有欠账的。比如，信仰文化方面，一部分人奉行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名誉拜物教，挪用公款、贪污盗窃、行政干预、乱拉存款等等；信用文化方面
48、，到期不还贷款，不讲信用，逃废债务；还有诈骗、假账、假钞票、假银行，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仅仅是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我就提出了金融文化的问题。我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首先不能没有躯体，不能魂不附体；但有了躯体，也要有灵魂，体要生魂。如果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前段时间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一些单位请我去讲话。我只讲了两句话：一句话是“把人的精神境界提起来”，另一句话是“把本职工作落下去”。为什么说要把人的精神境界提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与以前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精神境界可以说是大不如前，而人是应
49、该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境界特别重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我认为，不承认物质的第一性，是唯心论；但仅讲物质的第一性，不讲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就是机械唯物论。只有既讲物质第一性，又讲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才是辩证唯物论。关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时代，飞将军李广一天夜间看到一只老虎，惊吓之余射出一箭，以为把老虎射死了。但第二天一早发现，昨天晚上的箭射到石头里去了。后来他又连射了三箭，结果怎么也射不进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作用。所以，当前，我们要搞好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强法制建设，但同时一定要重视金融文化问题。关于金融文化的涵义，我认为，金融就是资金的分配，而资金是人的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金融说到底也是人的行为，金融文化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营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也就是人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从事金融活动。这些精神状态的正确部分就反映为金融法律、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