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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 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一、早期维新思想及其与洋务思想的分离,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指甲午战争前后的维新思想，它的发展可以1884年中法战争为断，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它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是洋务思想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后期它成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逐渐分离出来，表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成为康、梁等资产阶级变法改良思想的先驱。,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1861年刊行校邠庐抗议。王韬：1828-1897，原名畹，又名利宾，号兰卿，江苏长洲人。后因上书太平天国事被清政府通缉，在英人的保护下逃到香港，改名为韬，字紫铨，号
2、仲瞍，晚年自号瞍园老人。1867-1870游历西方，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任主笔，著述40余种，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薛福成：1838一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1889-1893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多有了解，著有庸庵全集十种。,马建忠：1844一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早年入李鸿章幕，后奉派到法国，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是第一个获得法国学位的东方人。长期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还有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文法著作马氏文通。郑观应：1842一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
3、。先后当过英商宝顺洋行买办，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著有盛世危言等书，主张“商战”，提出设立“议院”。,陈虬：1851-1903，字志三，原名国珍，号蛰庐，浙江乐清人。1892年著治平通议8卷，刊行于世。陈炽：?一1899，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当过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1892年著有庸书内外百篇，1896年著续富国策。,邵作舟：生卒年不详，字班卿，安徽绩溪人，少孤力学，屡试不中，曾在北洋大臣幕府十余年，办理中外交涉事件，1887年写成邵氏危言28篇，对封建专制多有批判，对西政民主不乏向往言辞。汤寿潜：1857-1917，原名震，字
4、蛰仙，浙江绍兴人。1890年著有危言4卷50篇，主张尊相权而抑君权，开议院扩民权，时人将此书与盛世危言 邵氏危言合称“三危言”。,何启:（18591914）广东南海人，字迪之，号沃生，出生于传教士兼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获医科学位，1879年入林肯法律学院以律师为业，1882年归香港以律师为业，是香港大学创办人之一，回香港后，连任三届议政局议员。,胡礼垣（18471916）广东三水人，号翼南，晚年自号逍遥游客，出身于商人家庭，曾读于皇仁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习二年，后任循环日报翻译员，两年后离职到上海，陈兰彬要求他随同赴俄不就，后应邀访问苏禄国（即菲律宾），帮助国王整理国
5、政，受到国王器重，欲以王位相让，但他“志不在此”，遂谢绝，后一度游历日本，代理过中国驻神户领事，1895年回香港，研究哲学、法律、宗教，其著作合编为胡翼南先生全集，何、胡往往共同从事著述，何用英文写，胡用中文译。,1887年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并附设西医书院，孙中山曾在此读书。1895年参与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在港督卜力的授意下，建议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据两广“独立”。1909年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1913年将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他们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成长于广东和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活跃于中法战争前后（冯桂芬稍早），除何启等个别人外
6、，早年都接受过封建正统教育，涉足科场，有的程度不同地获得一官半职。他们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或经历，表明他们有相近的思想认识而一度热衷于洋务运动，同时也因其洞悉洋务内幕而较易于看清洋务思想的局限和弊病，进而怀疑批判乃至抛弃洋务思想。,如同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共同点表现在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相同认识一样，二者差异最初也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上。,在对待“中学”即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意识形态方面，洋务思想家为提倡西学，虽然也提出过“古无久而不弊之法”，提出过办洋务不必“事事拘守成法”的观点，但归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封建统治旧机器，绝少对这个机器本身提出批
7、评和指责，即如后来严复所说：“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P319）。,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不一样，他们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批判思想，对清政府的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封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当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封建政治和君权的批判仍然是站在维护和完善封建制度本身的角度，但他们敢于揭露这个统治的疮疤，而当这个疮疤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不是治癒而是更加恶化时，就必然要导致对君主政制的怀疑和否定，更加向往西方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政
8、治制度，从而与坚持维护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分手。,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派一样，首先看到和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和自然科学等资本主义的长处。所不同的是：（1）早期维新思想家所理解的西学和学习西方的范围比洋务派所认识的要更为广泛，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上述各种“长处”，较早地积极提倡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注意探讨西方国家的本与末，体与用。,如薛福成说：“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利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
9、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陈法之变化宜讲也，不讲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第1册P160）,郑观应明确提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的论点，说西方国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其“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盛世危言.自序戊戌变法第1册P40-41）认为中国只学习西方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王韬则认为西方各国立国之本在于“家富”，说“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
10、住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转引自赵清，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P20）,（2）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长处，而且勇于揭露资本主义侵略的事实，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的“师夷”、“制夷”主张，在学习西方的目的和动机上，他们比洋务派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而不是对外。,如冯桂芬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郑观应揭露外国宗教侵略的危害：“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其中煽害，倍其通商”。（论传教易言卷下P9
11、）,薛福成指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贻患于无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一国获利各国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既因有此条，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一是“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即领事裁判权，使洋人在中国胡作非为而“无法以治之”。（筹洋刍议约章戊戌变法第1册P152-153）,二、早期维新思想的精华,中法战争后，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摧毁，清政府在陆路战场上“乘胜即收”，未败乞和，早期维新思想家开始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重新思考中国富强之道，开始了与洋务思想分离的历程。,在70年代，只有王韬这样个
12、别的思想家在鼓吹洋务思想的同时，对某些洋务措施提出过批评意见。如他针对洋务派本末倒置，治末不治本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他指出中国办洋务，学西法后仍“萎靡不振”，不是西法不善，也不是不该学西法，而是没有学到根本上，“徒袭其皮毛”。,他说：“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主张“结民之心，作民之气”。（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下戊戌变法第4册P142-143）,到了80年代，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中体西用”论的批判。如陈炽在庸书中批评洋务派学习西
13、方是“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洋务运动的失败深有感慨地说：“六十年来，万里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这实际上是对洋务派首领们不指名的批判。正是在对洋务派的批判声中，80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想家在政治上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在经济上提出了“以商为本”的思想，成为当时思想界进步政治思潮的重要特色。,1、资产阶级民权思想,（1）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产生的条件 第一、19世纪6、
14、7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深，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它是民权思想产生的现实诱发因素。,第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包括传教士的片断介绍和中国出使人员的实地观感，为民权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图。,第三、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为民权思想提供了立足的物质基础。,（2）民权思想的主要内容A、“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早在1875年郑观应在易言一书中具体比较了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7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维新思想家都谈到了君主立宪这个问题，“政治改革的议论盈于朝野，民权要求蔚成风气。”,王韬在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君主、民
15、主和君民共主三种政体后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述，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弗，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P23）,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出使日记卷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原君中完整地论述了议院制的三大好处：第一，议院是“御侮救国之要方”。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第
16、二，议院是根绝专制之良方。有了议院，“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第三，议院是国家富强之根本。,B、公平概念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公平”概念的思想家是何启、胡礼桓。何、胡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新政真诠一书，共七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篇：曾论书后、新政论议、劝学篇书后。,何、胡在曾论书后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他们主张公平的民权思想，该文写于1887年，全名为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曾文发表在伦敦亚细亚评论季刊上，曾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不明外情，昏昏大睡，战后渐渐醒悟。,何、胡不同意此说，认为中国当时非但未醒，无异于“睡中之梦，梦中之梦”，认为
17、曾文只谈外交，回避了内政问题。何、胡认为治理国家就好比造房子一样，首要的问题是使“基础永固”，然后“大厦可成”，基础是内政而非外交。,“吾所谓国之基址者，不须求之远也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帖，众志成城，此其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穷之业也”。（新政真诠初编P3）,他们写道：“猛士如云，谋臣如雨，勇夫如海，铁甲如山，若不公平，则不能服人心、昭公信。”那么怎样实现公平呢？七年后（1894）他们在新政论议中指出：实行公平的途径就是开议院，他们所设想的议院类似于英国的君
18、主立宪，即虚君制，“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乱之所兴，在于民心之不服，在于政令之不平。若人人能如愿以偿，何不服之有？”,C、反对压迫妇女的思想 在近代反对君主专制中系统批判“夫为妻纲”的第一人是宋恕（18621910），浙江平阳人，原名存礼，改名恕，后改名衡。字平子，号六斋。1886年移居瑞安，1887年到上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金陵中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等处任教，1891年写成六斋卑议，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以议院、报馆、学校为三大纲领。,宋恕在六斋卑议中特列旌表章、伦始章、救惨章3章，涉及女性的缠足、女学、婚姻、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尤其对童养媳、娼妓、奴婢、
19、妾等四种女性，深表同情，并积极探求解放之策，力图以“法”保护女性的人身权利。,宋恕主张男女婚姻自由，认为，夫妻不和，夫有出妻之礼（与公婆、前妻子女不和），妻有请去之礼（妻妾不和，归养父母）。主张严禁童养媳，违者两家父母处十年徒刑；已成事实者，未满十六岁者归其父母家，成人者择偶良配；严禁逼良为娼，违者立斩；丈夫、公婆逼妇女为娼，许该妇女格杀无罪；若自愿为娼者，必须在官府登记，别其车服以辱之，重税以困之。娶妾也要六礼齐备，与大房一样。近代学者孙宝瑄评价宋恕：燕生风节第一，律己为严，从不言违心之语，旷世之大儒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曾为中国女性鸣不平：“人生不幸做女子，更不幸为中国女子”。并且反复说明
20、“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的道理。陈虬在救时要义中列举富国之策和强国之策各16条，其中有3策涉及妇女问题：“弛女足”、“限姬妾”、“严嫁妻”，他说：“中国丁口约五万万，今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何启、胡礼垣于1899年写的劝学篇书后全面批判了三纲，认为：“三纲之道违反人道，大道之颓，世风之坏，皆由于此。何则？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推而广之，官可无罪而杀民，兄可无罪而杀弟。长可无罪而杀幼，化礼仪之邦的中国为蛮貊矣。
21、,2、“以商为本”的重商思想,重商思想也是发端于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的。70年代，王韬根据对英法等国实地考察所见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针对当时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观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篇中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故“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还探讨了商业与工业的关系，认为商业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而工业又是发展商业的条件和保证，提出“以工翼商”的主张。即只有大规模地进行工业经济建设，才能“粗者使精，贱者使
22、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才能与外国实行商战。,要实行商战，还必须发展本国的交通运输业，扩大桑茶种植和棉纺织业，以兴贩运之利、艺植之利和制造之利。唯其如此，才能于中外“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如是而就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戊戌变法资料第1册P156。,他们还对束缚生产发展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进行了批判和抨击，郑观应说：“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雀成怨府。”因此主张：“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
23、商办”。这表明他们已看清了洋务的压制和垄断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不能顺利发展的根源。,甲午惨败后，探讨洋务运动得失成败及其根源成为当时社会的热点，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指责洋务派的改革和学习西方的活动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洋务思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而趋于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三、戊戌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变法思想，一般都是因事感时而发的个别言论，（如郑观应作盛世危言就是因为“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虽然涉及面很广，但终未能形成区别和独立于洋务思想的维新思想体系，更未能从理论上对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出说明。戊戌时期的维新变法思想区别于早期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内
24、容就是它不仅提出了完整的变法措施；而且从理论上说明和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是继龚、魏之后的今文派大师，他著新学伪经考14卷，运用历史考证的学术方法，全面推翻古文派经学自东汉郑玄以来的神圣地位，认定古文经学是王莽“新”朝的御用之学而非汉代之字，故称“新学”；其主要典籍春秋左氏传、周礼等书皆刘歆等人的伪造之作，故应称为“伪经”。,新学伪经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第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初十四博士年传经典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第三，孔子创作六经所用文字，即是秦汉间篆书，故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第四
25、、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第五，刘歆所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簒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孔子改制考凡21卷，则是致力恢复被古文经学长久湮乱了的孔子的微言大义，其核心思想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康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茫昧无稽，“无复书记”，“六经”所载的古圣先王，沿革史事和名物制度等并非实有，而是孔子为了救世济民，改制立法而假托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所为。实际是孔子自己的理想寄托。,孔子之所以要把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假托为古代所曾实施，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常常是“荣古而虐今，贱近而贵远”的缘故，“非托之古，无以说人。”孔子托古是为了改制；作六经，是为了拨乱
26、世，改太平，他以“布衣改周之制，本天伦，因人情，顺时变，裁自圣心”而为“天下所往归”。这样一来，孔子就被康有为打扮成“改制”、“变法”的始祖了。,康有为在论证自己倡导的变法理论时，还着重宣传了“布衣改制”的思想，说孔子本是“有其德而无其位”的一介“布衣”，却能为“后王立法”，“托古改制”，被尊为“素王”。既然孔子能以布衣改制立法，那么康亦可效法孔子，康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后来在给光绪帝的谢恩折中透露出了他所以推演鼓吹“托古改制”的“苦衷微意”，说“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图，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钳制人口”，而“古先圣人莫大于孔子
27、”，于是他“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藉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在于是”。（杰士上书汇录）。,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还是本能地意识到了康有为的意图，他们认为：康有为“伪立经，灭圣籍也，托改制，乱成宪也”，是“隐持民主之说，煽感人心，而犹必托于孔孟”，是“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中其改制之义”，“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之，”奏请朝廷毁其书，杀其头。因为康是“心迹悖乱”、“辩言乱政之人”。这从反面论证了康有为两书在奠定变法理论依据方面的巨大成功。,2、严复及其所译天演论,(1)严复简介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瘉壄老人，福州船政学堂第
28、一届毕业生，在军舰上实习五年，曾至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1874年日、美犯台期间，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至台，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赴英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处长），后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执教达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斥历代帝王为“大盗窃国者”。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理论。,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
29、化论与伦理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极大。曾主办天津国闻报，百日维新期间，受光绪帝召见，被询问办理海军及办学堂事甚详。,政变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等书，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态度严谨，首先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倡组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曾短期任第二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1913年名列发起孔教会，1915年参加筹安会，晚年反对新文化运动。,190
3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曾短期担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1913年列名发起孔教会，1915年参加筹安会，晚年反对新文化运动。,（2）严复天演论 天演论即进化论。严复于1895年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刚刚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1896年完成，先分期连载在他主编的1897年国闻报上连载（未完），直到1898年4月才正式出版。严复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为了“警世”，将原著24节改作35节，在译文中加了许多按语以阐发自己的观点，有的按语竟然超过原文，按语总字数占全书1/3，所以鲁迅说天演论是严复“做”出来的
31、。,严复天演论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生物进化、生存斗争的观点，更借取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一套关于自然和社会进化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的结果是今胜于昔，后胜于今。,第二，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规律，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第三，在这一无法抗拒的社会变化规律面前，“任天为治”、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只要发奋图强，“与天争胜”、“以人持天”，就能在竞争的世界生存发展。,天演论用自然科学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化不已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
32、性和说服力，暗示中国如不及时“竞争”走资本主义的路，则必然亡国灭种，这是中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虽然天演论将生物自然界“生存竞争”的进化观引人人类社会，包含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素，但赫胥黎的“自强保种”，“与天争胜”，鼓励弱者劣者奋发争胜的思想论点，都能给予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人民和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途径的志士仁人以信心和力量。,天演论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在主张维新的士大夫中享有盛誉了。梁启超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大力宣传并据此撰写文章；康有为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称“眼中未见此等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P110）夏曾佑更是“倾佩至不可言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P110）,以
33、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了天演论，认为中国自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读书的感觉简直如“刘先主之得荆州”，（严复集第五册P1560）激赏之余，亲笔全文抄录，视为秘宝。思想进步的孙宝瑄看到天演论后，喜不自胜，闭门不出，终日研读，有事外出亦带在身边。,3、梁启超与新民说（1）梁启超简介（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幼承庭训，饱读诗书，博闻强记，通览四部，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有“神童”之称。一生著述甚丰，约1400万字，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述字数最多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
34、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
35、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此文后，派人送去20万支票，要求他不发表此文。,191
36、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2）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把“伸民权”作为改革政
37、治的根本问题，这也是梁启超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因而，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认为，为拯救民族存亡，“必曰益民权”。只有用民权取代君权，推翻专制主义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才能使国家消除积贫积弱的状况，民族才能日益昌盛。,梁启超根据他老师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并把西方民权思想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世六别”的理论。他说，“春秋之言治也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又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
38、，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所谓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如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欲兴民权，必须改造“国民”，培养“新民”。梁启超着力于“开风气，开民智”。他认为民族的优劣，国家的强弱，取决于该国的国民的智慧。指出“民智不开”是中国御侮自强，维新变法的“大患”，原因在于统治者“抑民权”、“塞民智”。推行的愚民政策。“诸国竟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
39、愚其王公，以与智敌”他认为当今世界“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对腐败不堪的清王朝民气衰、民智塞的怪现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怎样才能开明智，改造国民培养新民呢？梁启超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教之而已矣！”因此，他建学校，办报纸，宣传教育。倡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新民”形象。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民族主义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就必须克服国民的惰性，养成积极进取，富于冒险的民族精神。，他说：“欧洲民族所以优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其次，就要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坚强毅力。一定要改变国人身上那种苟且偷
40、生、随遇而安的不良习气，就要消除“翩翩少年弱不禁风皤皤老成，尸居于气”的颓废心态，“去老龄之中国，迎少年之中国。”使中华民族焕发出青春。梁启超的这些思想对开民智、改造国民性格培养新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黄遵宪所说，梁的新民说“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唯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他鼓励梁启超“努力”，“努力”“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梁的报刊书籍言论冲破了封建统治的罗网，吹响了20世纪新民的口号，也感染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把他们推向了维新、革命的道路。,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民权思想是其核心部分。“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
41、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为君相者而多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所以他认为：“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言爱国者必由兴民权始。”只有兴民权国家才能富强起来。要爱国、救国，就必须兴民权，所以梁启超坚信“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4、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1）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甘肃 武威。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
42、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政变发生后，友人劝其出走，他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谭嗣同临死不惧，敢于牺牲自己，以唤醒天下苍生，决不逃亡，毅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其后狱中题壁写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终语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真可谓一仁人！,（2）谭嗣同与仁学 谭嗣同的独立意识与批评意识在仁学一书
43、有较为强烈的体现，其宗旨在于冲决网罗。仁学自叙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此即其追求真生命之大义所在。,谭嗣同在书中大声疾呼：“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梁启超评价他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谭嗣同反三纲五常，开启湖湘乃至中国近代伦理革命之先河。谭氏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正面呵斥纲常名教者，他说：“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对于中国历史，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
44、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五常之中，惟有朋友一伦最无弊而有益，谭嗣同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根据人本意决定结交与绝交），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兄弟与朋友之道差近，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夫欲变法，必先变教，“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乎！”,谭嗣同倡言自立，力主变法，通过“师夷”而达到“超夷”。在政治上，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把设立议院作为改革政治的首要之举。在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热情讴歌大机器生产，批判小农意识，主张与西方进行“商战”。在教育上，主张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以开民智，大胆提出性解放与性教育的问题，最早提出汉字拼音化的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