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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综述） 在天则所的第248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做了一场题为“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的学术讨论会。下面就是李教授讲座的主要内容。李教授首先给出了理论背景，即首先讲了在转型过程中谁输谁赢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80年代起在社会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康奈尔大学教授维克托利为代表的，认为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建立在再分配体制之上的。当市场机制取代了再分配机制之后，社会分层结构会发生重组。用另外一个话说就是会发生循环的现象。在社会结构的上端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员更替。原来社会的下层会依靠市场提供的上升渠道取代原来的上层阶级。这个被称为市场转型理
2、论。很多研究东欧和中国的社会学家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虽然这些社会都在向着市场机制转变，但是这些社会的结构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重组。所以后来一个社会学家就把它归结为一个命题，从精英的角度说，制度转型和精英的变化究竟是循环还是再生产的？说精英是循环的就是市场理论讲的，说精英是再生产的是说在这样的制度变革当中，社会精英还会延续下来。李教授做的研究就是利用中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的变化来对制度变迁、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来做一个讨论。具体的研究对象就是谁输谁赢的问题。接着，李教授讲了基本观点与假设。首先，如果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过程，那么阶级阶层的变化就会是再生产为主的。第二个看法是说
3、市场机制的出现和兴起，改变的是阶级地位获得的方式和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机制而不是他们的相对地位。如果说以前更多的是以政治权利为基础的话，现在更多的会以市场权利、家庭背景、教育等作为一个地位获得的机制。过去那种一个政策改变千百万人阶级地位的政策作用会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越来越弱。所以阶级的再生产会由间接的随着市场发展会变得越来越直接。所以归结起来第一个可以把它叫做双重再生产的。就是说这个阶级结构本身是再生产的，在这个制度转型中他依然被延续了下来。在一个再分配的社会里边，再生产的机制是以间接为主的话，那么在一个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中，就会是直接的再生产与间接的并重的。然后，李教授介绍了再生产的问题
4、，就是说这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更封闭，还是以再生产为主，以流动为主。他认为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以再生产为主的，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从代际流动的情况来看，阶级的相对位置和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在对市场机制的看法方面，李教授认为即使市场逐渐成为资源分配主导的机制，一些普遍的机制比如教育仍然会成为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他认为市场本身就不是一个平等化的机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市场本身就是财富和贫穷在两端的积累，市场就是一个分化的机制。权力上是平等的但结果是分化的。所以韦伯就曾经讲过，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行政命令权力，一种是交易型的权力。其次他强调了是结果出发。制度上是相对独
5、立的，经济是一种制度，政治也是制度，文化也是制度，社会分层的结构也是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也是制度化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是再生产的，人们可以从以前的位置转到现在的位置上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机制是相对独立的，不一定是谁决定谁的。也不一定说市场机制出现了原来的再分配者就垮掉了。换个角度说，这个社会的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机制，而且还取决于其他机制，取决于政治机制，取决于变迁机制，取决于利益的机制。在阶级结构当中，阶级结构的存在、发展和变化不仅仅受到经济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逻辑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分层结构的存在不仅仅是建立在经济机制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国家的传统
6、，文化和利益等机制的基础之上的。最后，李教授认为社会分层的结构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的，其中应该说国家或者说政治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当中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包括市场本身。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国家所造的，也不是脱离政治的。所以现在政治学强调制度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关系是嵌入到社会关系里边的，强调资源分配的体制是嵌入到整个环境里边的。所以在基于社会制度转型的问题上，有人提出来社会主义的转型到底是过渡还是转型，是说我们从一种理想的再分配体制转变为一个理想的市场体制，还是说我们就会弄出一个四不象的社会来。他认为制度的变革不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而是一些制度的重新组合。制度转型与
7、分层结构的变迁天则经济研究所248次双周学术讨论会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唐寿宁（主持人）：今天很高兴请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教授来做演讲。李教授早年毕业于人大哲学系，现在是国际协会会员，北京市社会学协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社会分层与制度结构的研究。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他给我的提纲理论色彩浓厚，表明这是一个偏向纯理论的研究。下面我们欢迎李路路教授开始演讲。李路路：首先谢谢天则所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这里讲讲。本来我有一个稿子，不过忘带了。但是基本内容是记得的，待会演讲也可能有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我这次主要是想讲述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可能有
8、点偏向理论化，但不是想要做什么理论上的创新，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回答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下面我就开始演讲。大概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我想讲一下研究的问题和理论背景是什么？社会分层的问题在社会学里面是一个长期的主题，有很多的研究。我这个题目涉及到的是针对苏东和中国出现再分配经济转型以后，在这种制度变型后社会分工是怎么变化的？在这方面有两个题目在90年代是集中讨论的。一个是说在这样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不平等性是如何变化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哪一个阶级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简单的说就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到制度转型以后给社会分层结构带来的变化问题，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变迁
9、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状态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出现转型以后，使得社会研究又出现活力。上一次社会变迁研究的高潮出现在50年代，二战以后。今天我做的研究不涉及到社会不平等如何变化的问题。我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是第二个，在转型过程中谁输谁赢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80年代起在社会学界，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场比较大的讨论。主要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康奈尔大学教授维克托利为代表的，认为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建立在再分配体制之上的 。当市场机制取代了再分配机制之后，社会分层结构会发生重组。用另外一个话说就是会发生循环的现象。在社会结构的上端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员更替。原来社会的下层会依靠市场提供的上升
10、渠道取代原来的上层阶级。这个被称为市场转型理论，89年第一次发表引发了社会学界很大的反响。很多研究东欧和中国的社会学家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虽然这些社会都在向着市场机制转变，但是这些社会的结构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重组。所以后来一个社会学家就把它归结为一个命题，从精英的角度说，制度转型和精英的变化究竟是循环还是再生产的？说精英是循环的就是市场理论讲的，说精英是再生产的是说在这样的制度变革当中，社会精英还会延续下来。这是社会背景。这样的一个讨论在社会学里面不是随着市场的出现才出现的，二战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会如何变化就一直是讨论的重点。现在的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和50年代的研究是联系
11、在一起的。当时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教育在社会地位的获得方面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会流动性会越来越高，社会结构会越来越开放。这被认为一种强调经济理性、强调功能主义的观点。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虽然工业技术在发展，虽然教育有着重要的地位，虽然有着理性化的发展，但是这个社会分层结构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业化，分配机制，或者是技术进步，而是取决于文化、传统、现有的阶级结构、阶级利益。这被称之为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阶级结构和工业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功能主义的关系，而是一个更复杂的关系。所以关于谁输谁赢，社会分层的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如果非说有什么理论性的话，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理论背景在后面。我做的研
12、究就是利用中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的变化来对制度变迁、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来做一个讨论。具体的研究对象就是谁输谁赢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讲一下我做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基本观点。关于阶级结构究竟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制度改变以后社会结构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不能抽象地讨论。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阶级结构的改变的话，我们必须对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制度转型的过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才可能推导出一些理论上的假设或者说基本的看法来。如果这样考虑问题的话，中国的改革有一些什么特点，从这些特点中能够推导出一些什么假设来？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其中一些跟我的研究有关的特点我想是
13、会影响到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的。我想强调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你可以说农村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但是改革的推动，特别是短短两三年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变迁。这是跟国家的推动、国家力量的干预分布开的。第二，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这样会使社会长期处于一个混合经济、混合体制的阶段。因为改革是从边缘开始，从某一个领域开始，从某一个部门开始，从某一个层次开始。所以在改革过程中会长期存在一个多种体制并存、多种机制并存的状况，所以说渐进不是一个缓慢的问题，而是一个混合的问题。第三，中国的改革确实是一个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它有一个表现说过去对于社会生活包括阶级结构的政治
14、干预会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的减弱。只是减弱的过程和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当市场的力量得到强化的时候政治干预会在很多方面开始弱化。第四，任何社会的改革，他都有一个很强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只不过我们做研究的往往只重视理论研究而忽略了路径依赖的特征。特别是在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特点会更明显。如果中国改革的这四个特点存在的话，就会对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或者说阶级、阶层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四个特点出发，我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或者说判断：第一，如果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过程，那么阶级阶层的变化就会是再生产为主的。因为所谓国家主导用社会分层的理论来说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占
15、有优势的阶级他们来主导的改革。而且那些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在现在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他们依然是胜利者。第二个看法是说市场机制的出现和兴起，改变的是阶级地位获得的方式和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机制而不是他们的相对地位。如果说以前更多的是以政治权利为基础的话，现在更多的会以市场权利、家庭背景、教育等作为一个地位获得的机制。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社会里边由于政治干预的影响，阶级结构经常处在变化之中的话，那么市场的兴起就会令阶级结构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少受到政治的干扰，如果是再生产的话那么这个再生产会随着市场的兴起稳定下来。过去那种一个政策改变千百万人阶级地位的政策作用会随着市
16、场机制的发展越来越弱。所以阶级的再生产会由间接的随着市场发展会变得越来越直接。所以归结起来第一个可以把它叫做双重再生产的。就是说这个阶级结构本身是再生产的，在这个制度转型中他依然被延续了下来。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再分配的社会里边，再生产的机制是以间接为主的话，那么在一个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中，就会是直接的再生产与间接的并重的。第三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资料的来源和分析方法。我做的是1998年在三个城市作的问卷调查，北京、无锡和珠海，每个城市作了2000份的居民入户抽样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作的。一共6000份问卷。研究对象做了限定，只涉及本地城市居民，排除了两部分人，一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二是从外
17、地城市到我们所调查的城市的人。因为有户籍制度的限定，这两部分人的流动变得比较复杂。我就没办法在一个比较一致的框架内作比较、作分析。我也没能力去把农村人口流动造成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城市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分开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农村和城市合起来做。排除完以后最终有效的样本大约是3700多份。这是资料的大概来源问题。分析方法主要是两个方面，针对再生产的假设主要是想通过分析阶级阶层的相对关系来看，在这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里边，阶级结构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是流动性更高还是再生产性更强？所谓阶级阶层的相对关系就是比较他们的机会。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50%的学生来自城市，50%来自农
18、村，但是你不可以说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平等的。因为农村的人口基数是很大的，大学里面这50%在农村里面可能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机会。城市里面的人虽然也只有50%，但他们的机会可能是1/50。可能是1/100，所以从机会的角度讲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比较阶级结构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再生产的还是流动的，主要是看人们跨越阶级界限的机会，不同的阶级他们跨越界限的机会是如何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再生产机制，主要是他们获得目前这样一个阶层地位是什么样的因素起主要作用来反映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家庭背景更重要，还是政治身份更重要，还是他们本身的教育更重要？基本的做法主要是通过代际之间的关系来看阶
19、级结构的性质、他们的相对关系以及他们的流动问题。之所以用代际关系主要是可以通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所以说代际之间的阶级相对关系主要就是讲某一个阶层的子代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还是流动到了其他阶级，通过这个来看他们的阶级结构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然后通过家庭背景，他们本人的政治面貌，政治身份，教育来看是家庭因素，还是政治因素，教育因素在他们获得某一个社会地位的时候具有最重要的影响？所以代际的流动是分析入手的地方。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要做这样的分析你必须有一个阶级结构的框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论不休、长期没能解决的问题。按照我的分析，我做了一个包括五个阶级或者说五个阶层的框架。一个
20、是所谓的权力阶级、权力阶层，一个是专业技术人员，再一个是一般管理人员，再一个是工人、农民，再一个是自雇佣者。之所以做这样的划分是基于权力的考虑。简单的说，权力阶层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或者说他们具有命令他人、指挥他人的权力；专业技术人员如果按照标准来说的话对于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他们不支配其他人；一般管理人员也如此，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权力来源主要是科层制的组织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工人、农民是既不支配他人，又被他人支配，对自己的工作还没有自主权；自雇佣者对自己的工作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既不支配他人也不被他人支配。刚才忘了一点，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是受他人支配的但是不支配
21、他人，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主权。大概是一个通过新韦伯主义的逻辑出发划分的。我们就看改革前后这5个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地位获得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从而来看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的问题。后来我们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在这就不讲了。我简单的把这个结果说一下。先说关于再生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更封闭，还是以再生产为主，以流动为主，我的基本的结论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以再生产为主的，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从代际流动的情况来看，阶级的相对位置和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我们过去的上层阶级，在改革进行的这20年里边他们的子代还是上层。过去的再分配体制里边的下层在我
22、们作调查的时候他们还是下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具体说是三个方面：一是阶级之间的继承关系最强烈的表现是在权力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子代继承父代的地位的可能性高于他们流动到其他阶层的可能性，比其他阶层进入他们这两个阶层的可能性要高的多。第二，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这三个阶层和工人农民、自雇佣者两个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简单的说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改革前后都一样。第三，在上三个阶级和下两个阶级内部也有相对高的流动性。也就是说，权力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他们虽然是以继承的方式主导的，但是在它们之间的相互流动至少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流动的规模相对也比
23、较大。这是关于阶级之间的相对位置、相对关系在经济体制发生变化以后改变没有？我做的结果是没有改变，或者说保守一点是基本没有改变，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再生产占主导地位的，20年的改革中没有改变的被延续下来的一个阶级结构。关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或者说获得社会地位的机制发生了变化没有？应该说是发生了变化的。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的干扰作用，体制的因素，阶级之间的再生产是以间接为主的，就是说通过影响下一代的教育从而影响下一代的阶级地位，而不能直接的把自己的地位传递下去，如果说过去是间接的再生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再生产与间接的再生产并存的机制。第二，无论改革前
24、后，教育都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尤其是高一层的地位的重要机制。这也是争议较大的问题。如果说教育是地位获得的一种机制，那么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有两种解释：一是教育是普遍的，如果说教育成为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就说明社会是越来越公平的，越来越开放的；另外一个就是从再生产的角度，从资本传递的角度看，虽然教育是普遍的，但是教育本身的获得是跟家庭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接着做了这样一个分析，也和这个类似。第三，政治性、意识形态在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很多过去的研究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政治占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行政官僚，政治身份是他们获得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做的调查显示，政治性仍然是有着一定
25、影响的。我是以党员身份作为研究参数的。党员身份依然是一个显著的因素，但是它的影响力在下降。他对于不同的阶级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某一些阶级在改革以前它的影响力是很强的，但是改革后弱化的很厉害，对于某些阶级是一直保持的但也弱化了，而对有些阶级已经不重要了。基本结论就是政治影响依旧存在，但是在弱化。这是一个基本的结果。第一个假设讨论的模型主要是父代的地位和子代的地位获得的关系。第二个模型讨论的是家庭背景、本人教育、政治身份对目前的地位的影响，看哪一个因素更重要，从而看机制有什么变化。第一个分析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包括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来做一个比较看看地位获得的机制有没有发生变化。后一个分析我们是把所
26、有的被调查者地位的获得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来比较机制有没有变化。前边是通过调查后我的一些想法、观点和一些结论。后边我想做一个讨论，来获得一些启发。关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问题和谁输谁赢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讨论，在没有新的材料的情况下现在的基本观点是，在改革初期，社会不平等性的程度会有所降低，随着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不平等程度会加大，而且混合制度、混合经济会把两种不平等性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只会在初期减少社会不平等程度，然后就会像所有的市场体制那样把距离重新拉大。这个讨论主要是因为有人提出，社会的不平等性与社会机制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主要是和整个社会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27、。当时的观点就认为，在一个再分配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边，市场机制就存在着平等化的效应，在一个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边，再分配机制就存在着平等化的效应。所以社会不平等并不是和市场或者再分配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谁输谁赢，96年有一个讨论给出了基本的结论，根据90年代末期各个国家研究的结论来看，阶级结构的再生产是主导的特征。东欧的材料里面讲，过去的上层阶级他们仍然是胜利者，过去的工人农民仍然是失败者，但是上层阶级中也是有差别的，那些纯粹的官僚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将成为失败者。而过去的技术背景的官僚是最大的胜利者。我刚才讲的没有严格区分，中国的过去的纯粹的行政官僚也是以再生产为主的。过去的上层阶
28、级从总体上看依然是上层阶级，胜利者、优势阶级。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些讨论：第一，如果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制度的转型，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化究竟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就这样延续下来？我觉得这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取代了行政分配，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变迁的过程或者说制度转型的过程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中国的制度转型是以国家为主导的，以优势力量阶层为主导的话，那么结构的变化就不太可能是翻天覆地的，而很可能是延续的。所以我觉得谁输谁赢主要是取决于谁主导的问题。至于过去经济理性或功能主义认为的，经济机制改变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机
29、制改变了，那么他的地位当然也要改变，我的认为是如果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话，在不同机制不同体制并存的情况下，不同体制、不同资源获得的机制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中间存在多种渠道来沟通这两种机制，两种体制的。所以市场机制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原先依赖于再分配体制的那些阶级就一定会衰落。关于沟通的渠道社会学里有很多讨论，比如说权力变形理论，认为过去再分配中的权力可以通过网络，通过技术转变成为市场权利，还有权力延续的理论是说市场机制的转变是通过再分配中的权力的推动来实现的，所以不可能避免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转变过程中的影响。那种权力就可以逐渐转化到市场中来。还有讲双重市场化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仅仅是经济市场
30、化，也是政治的市场化，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本身就包含讨价还价的体制。在一党专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了，就需要寻求政治利益化的代表。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下，原来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会变得更加强烈。掌握政治权利的人在市场上也会变得更加重要。还有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讲的是在基层里边，权力不仅来源于国家体制，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而且根植于地方的社会网络当中。美国社会学家林南在大邱庄做的研究，他认为像禹作敏这样的人在共产党体制下也是个书记，但是在市场机制下他也能很好的变成胜利者。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多种机制并存的社会里，过去的命令式的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是可以再交换的。就好像我们说政治资
31、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谁能够取代谁，谁不能取代谁，谁输谁赢的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机制而且取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谁占据主导地位的。我第二个想法是，即使市场逐渐成为资源分配主导的机制，一些普遍的机制比如教育会成为地位获得的主要机制。我的观点市场本身就不是一个平等化的机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市场本身就是财富和贫穷在两端的积累，市场就是一个分化的机制。权力上是平等的但结果是分化的。所以韦伯就曾经讲过，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行政命令权力，一种是交易型的权力，后者就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下的，他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结果上面占有资源多的人就可以发挥命令性的影响，权力的影响
32、。在市场经济当中，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作用，他会有市场的作用，如果没有命令式的权力他会有交易式的权力，所以它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如果跟国家主导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话，市场对于主导这个变革的阶级来说就不一定是颠覆性的力量，而可能是一个加强型的力量。只要这个转型是平稳的话。第三个要强调的是从这个角度这个结果出发，对于制度转型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在理论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制度上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是一种制度，政治也是制度，文化也是制度，社会分层的结构也是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也是制度化的。如果说苏东和中国的情况证明了上述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所谓经济理性化、技术理性化、功能主义就应该有更多的质疑。在一个资源
33、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社会结构，社会各阶级的相对位置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像过去维克托利说的、功能主义说的。我觉得是不一定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是再生产的，人们可以从以前的位置转到现在的位置上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机制是相对独立的，不一定是谁决定谁的。也不一定说市场机制出现了原来的再分配者就垮掉了。换个角度说，这个社会的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机制，而且还取决于其他机制，取决于政治机制，取决于变迁机制，取决于利益的机制。在阶级结构当中，阶级结构的存在、发展和变化不仅仅受到经济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逻辑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分层结构的存在不仅仅是建立在经济机制的基
34、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利益等机制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阶级结构建立了以后，他就是相对独立的。如果用过去的话说，是反作用也好，他就会对经济的机制，对理性的机制，技术的机制，对工业化的机制就可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相互作用。社会分层的结构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的，其中应该说国家或者说政治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当中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包括市场本身。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国家所造的，也不是脱离政治的。所以现在政治学强调制度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关系是嵌入到社会关系里边的，强调资源分配的体制是嵌入到整个环境里边的。所以在基于社会制度转型的问题上，有人提出来社会主义的转型到底是过渡还是
35、转型，是说我们从一种理想的再分配体制转变为一个理想的市场体制，还是说我们就会弄出一个四不象的社会来，而这个四不象的社会对于中国就是适合的，就像西欧的“第三条路线”。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克讲过，其实制度的变革不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而是一些制度的重新组合。东欧最后推翻了社会主义是为了市场经济，还是为了什么？他的认为是他们是为了过得更好，什么能让他们过得更好他们就会选择什么社会。所以说我们不是一个理想性的选择，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最适合的社会形态。所以现在的所谓过渡转型究竟我们是在过渡还是一个新的转型，再创造一个不同于人们理想中的再分配也不同于人们理想中的市场，而是一个四不象也许跟这个社会相近的东西。
36、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功能决定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出发点在于有人问我做这个有什么社会意义。就算说是再生产的，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怎么变革也没有发生改变又怎么样呢？反正这个社会总会有人认为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而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变化的。至少政治的影响在弱化，家庭背景的影响在上升，教育的影响在保持着，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形成的阶级结构和原有的阶级结构是不同的。在过去你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地位的界定完全是取决于再分配体制，命令的经济。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在行政分配，命令分配的体制下形成的。当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因素越来越弱化，那么尽管这个社会的阶级结构还是保持
37、着过去那种阶级结构，但是他们之间的相对关系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而如果是完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那就像韦伯讲的，那不是一种命令式的权力，而是一种交易式的权力，就会在这个阶级结构的形成和维持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个社会还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从那种命令式的关系演变成交易性的关系。如果说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话，如果说取决于社会变迁的话，那么只有革命，社会革命，那种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才会导致阶级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那样的变化更多的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阶级结构的存在是有很大的惰性，那种路径依赖性的。所以即使发生了革命，有一些阶级还是会延续下来，比如说二战
38、以来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个阶层，由于其他的因素也会延续下来。我的研究就大概是这么些意思。因为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关系，如果说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的话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的。用另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来说，政治与市场是共同进化的，而不仅仅是取决于一种经济的理性或者说一种经济机制。好了，就这样。唐寿宁：感谢李路路教授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是评议人评议。今天我们请到的评议人一个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汉生教授。现在先请李培林教授评议。李培林：李路路教授的这个研究在社会学界引发了很大的反响或者说争议。本来大家以为，或者说有一个逻辑上的推论，
39、感受，中国改革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做着一个中国梦，在这个梦里凭着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通过广泛获得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事业的理想，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经过这20多年他突然做了一个东西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还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大家的反应首先是震惊或者说怀疑，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把他的数据跑一遍，他还是根据一个很严谨的很规范的数据抽样调查做出来的。无非是用一种家庭性的先赋因素，还有获得性的比如教育这样的因素，他们做一些比较。在先前的社会学研究中，已有的研究结论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才是再生产，我叫它社会复制的一个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更多的是一
40、种精英替代的过程。以前很多经验证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在国外最早对这个提出挑战的是在教育方面，因为国外60年代一直在提教育的平等化效应，随着教育的发展，教育可以使人更多的改变命运，很多人这是改变社会地位最有效的道路。后来西方有些调查证明的就是社会复制，那些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总是上最好的学校，而且是选最好的专业。其实每个社会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像北京的四中沿线都是北大、清华，上学的都是什么人？像台北的建国中学，台湾大学，像英国法国这些也有像路易十四学校什么的等。但后来大家解释可能就在社会快速变动的时候就会出现社会复制到社会精英替代的转变。当社会处于一种稳定阶段以后，社会复制
41、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路路的理论主要是依据改革以后，出现制度变迁这个纬度的时候，把东欧和中国放到这些国家的时候，美国出现的新制度学派把制度这个新的变量介入到变迁当中去，现在大多数的研究证明在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出现了市场化的平等效应，但到一定阶段以后又重新回到一个社会复制的过程。但这个结论是包括社会学界很多人不大愿意接受的。所以就涉及到对这个结论怎么来解释的问题。所以我第二个评论就是是不是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维持这个结论的准确性，就是说我们可能表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深层次其实可能还是这么个东西。很多西方学者在描述东方村舍生活的时候都有一些这样的描述，就是说中国的村舍社会虽然历经
42、王朝更迭，但是底层最基本的制度从来不为外界的风暴所动，基层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再一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来解释这个结果的问题。社会科学就是这样，他不像自然科学，方程都是封闭的，可以把所有的变量限定住。所以社会科学中你根本不知道所有的变量你漏掉什么没有。或者说一些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他代入这个方程，而一旦这些因素代入以后可能会改变所有的结果。就是说你现在能证明专业人员的子女他们更可能成为专业人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阶层的地位在这个模型里面反应不出来。专业技术人员在改革以前是个什么地位？现在又是个什么地位？再一个就是说社会升迁的道路也没法代入，比如说以前就是一个官本位的道路，甭管
43、各行各业就只有这么一个升迁道路，大家都来挤这个独木桥来当官，而且官阶要一阶一阶往上上，除了这个道路没有别的升迁道路。现在虽然不能说条条道路同罗马，但至少有比较清晰的三条道路，当然行政的道路依然存在，另外出现了一条道路就是财富，谁挣钱多谁就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逻辑。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社会声望，大学教授，律师什么的。也不一定非要挣钱，也不一定非要当官，但是这里我凭借自己的一块独立天地。社会声望是我所追求的。也就是说大家追求的道路毕竟还是比以前多的。这些东西方程里也不好代入，另外还有一些细致的东西，比如说，专业人员或者说人力资本，我们现在也只能按照大学、中专、中学这样一个连续变量，或者说你受教育多少年这
44、样一个变量代进去，但是这不能反映人力资本本身的变化。国外的很多调查问卷更加细致，学校专业都包括了，实际上这些东西你在方程外边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文史哲的变化，在当年人力资本的含量，现在人力资本中的含量，反正我知道在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学哲学和物理的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最精英的人，是人力资本含量最高的，而现在我觉得这两个学科在两方面都已经快降到最低了。现在是金融、财会，在工科里面是电脑、自动化最好。这些东西在方程里面也反映出来了。我的意思是数据可能是这么看，但是发生的深层的可能可以解释制度变迁的变化在这里面解释不出来，所以有时候觉得这和我们的经验常识还是不太一样。大家觉得还是发生了
45、很大变化。尽管在财富声望权力之间可以进行交换，有权你就更可能拿到一个空的博士学位，或者通过钱权交易获得金钱。尽管有这些东西，但是上升的渠道的流动性毕竟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发布在百富榜上的那些人在改革以前不都是上层阶级的人。李路路：我补充一下。我们做过私营企业主的，没有做过百富。从私营企业主的数据来看，90年代初期以来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主要是两个变化：一个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一个是刑满释放，工人农民转向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李培林：所以我说涉及到数据解释是个问题。最后我想说这个结论预示的前景。一个是给我们提醒，我们所认为的中国梦形成了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想法。比如说贫富差距的加大问题。90年代
46、中期，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会出现一个什么库兹涅兹倒油型曲线，我们现在扩大了是改革要求效率优先，要求打破大锅饭，这当然是政策推行的自然结果。到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就会出现倒油型曲线，出现减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末这种状况就会到来，但是直到今天我们非但没有看到这种迹象，甚至种种数据，前景表明，这个东西不但不缩小反而在加速的扩大。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把它控制住，几乎控制不住，所有的东西都在预示着还会加大。所以说也可能有一些和我们以前的理论、假设相反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扩展，现在看来不仅没有看到，反而一个新的富人阶级和一个新的底层阶级正在形成。恐怕我们又回
47、到了一个阶级迅速形成的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和阶级社会不同的，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由于我们社会的开放现在也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假定的从公共的阶级利益、共同的阶级需求，共同的行动取向，通过阶级意识达到共同行动的这条逻辑线索，应该说现在不太明显。也就是说你假定穷人闹革命的话这条线索不是太明显，反而在意识形态里面出现了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比如说，90年代以来北京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新民主主义、新权威主义，我们以前的这些理论上的朋友至少在十年前可以划出一个很明显的界限，你属于那个流派。现在都弄不清楚了，今天新保守主义，明天新自由主义，一开始甚至弄不清新保
48、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到底什么区别。新保守主义说，我们只要自由不要民主。但是他有时候还有一条符合逻辑的推论。在这个社会中他到底代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时候你弄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农村、基层与知识分子、上层的距离太远了，所以上面的讨论和下边的执行过程可能出现了一个断裂的趋势。路路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可能四不象的东西更适合我们的社会。当然这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杂交优势，一种则可能出现怪胎。但是这个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是会的运行机制，和经济学界的朋友讨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逻辑和社会本身发展的逻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学社会学的总是觉得不是经济逻辑在决定社会最终发展的
49、方向，而是经济逻辑所嵌入的社会逻辑在决定着发展最后的趋势。唐寿宁：谢谢李培林教授的评议，现在请王汉生教授评议。王汉生：我觉得路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判断型的结论和问题，给我，给社会学界研究这方面的人有很大的启示，推动大家思考，而且我认为在社会学里面做这方面研究是比较扎实的。我现在提两个问题，也是分层的问题。就是希望路路能不能用你的这套数据和你的理论来解惑我的问题。我曾经看到，学界研究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比较了一下印度和中国，究竟谁能够最后赶上全球化的快车或者说搭上全球化的轨道？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可能。因为从全民的百人中受高等教育比例，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政治的开放程度，民主化程度都比中国有优势。最后一大帮学者研究的结果是中国比印度更容易搭上全球化快车，比他更有机会。他们所依据的就是社会分层的结构，固然印度的百人受高等教育程度这些都比中国好，由于它的社会结构非常的僵硬，四个等级婆罗门、贱民、武士、工商，四个等级界限非常的鲜明，而社会所有好的东西都集中在婆罗门这个等级里面。其他人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获得。而实际上进入全球化是整个国家的动员，太集中于一小部分人不行。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非常有弹性的，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