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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91933年间美国海军历次“舰队问题演习”以及航母航空兵的发展作者：Ryan David Wadle目录1、序言2、海军航空兵，191019283、以往的演习，188919284、“来路漫漫，前途遥遥”：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5、舰队作战中的航空母舰：第十、十一次舰队问题演习6、“最有趣的研究”：第十二次舰队问题演习7、战时的无价之宝：第4次联合大演习和第十三次舰队问题演习8、失败与奖赏：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9、结论第一章 序言自从1911年尤金伊利首次从军舰甲板上驾机起降的那天起，美国海军对于航空的兴趣便与日俱增，一战的爆发更加速了其发展的步伐。美国海军航空兵虽然不断壮大，并初步取得了政治
2、层面上的支持，然而其进度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已经在“混血航母”上做过测试的英国人于1918年服役了该国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百眼巨人号，而美国海军直到1919年才获得了建造一艘航母的拨款。2 0年代初期，美国海军决定利用每年冬季舰队集中的机会来举行演习，以便让舰队的大部分兵力都能参加。这一系列年度演习一直举办到二战前夕。在初期的舰队问题演习中，飞机出场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海军航空兵此时还处在襁褓之中，而且美国也只有一艘航母试验性的兰利号。第二、三艘航母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于1927年服役，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对航空兵在舰队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这两艘新型航母因华盛顿条约而
3、诞生，并从1929年起参加年度演习。本文将会分析航空母舰在19291933年间的第九至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表现。虽然已经有许多著作提到了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航母活动，特别是演习对于海军观念发展的影响，但此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航母的演习表现对于未来航母设计的影响、航空兵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或是舰队问题演习的政治影响等等问题。从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到第十四次，航母部署方式和演习背景设定的变迁过程反映了海军航空兵对于独立性、进攻性的航母空中力量的向往，这一点也表现在了约克城级航母的设计中。然而即便是这样大张旗鼓的公开演习也没能加快航母的建造步伐。（译者注：序言的后面一大半篇幅都是对现有相关论文、书籍的
4、简介和评价，这里不再译出。貌似“舰队问题演习”这个题目还不曾有人专门写过，现有文献均着墨不多。于是本文作者多少有些以我为尊，不是说甲不够全面，就是嫌乙不够深刻。现在想起来，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在上大学时也没少干）自上而下为：列克斯夫人、萨拉小姐、兰利，1929年11月11日摄于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伊利从伯明翰号上起飞第二章 海军航空兵，19101928莱特兄弟和其他航空先驱们固然创业较早，美国海军却迟迟没有跟进，直到1908年才对航空事业投之以官方的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发动机不够可靠，飞机的滞空时间也不长。又过了两年，海军才开始实际接触飞行。1910年末，海军终于开始逐步运用
5、航空兵，这一年的11月14日，尤金伊利（Eugene Ely，一位为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打工的试飞员）从伯明翰号巡洋舰艏部临时搭设的木头平台上成功起飞。柯蒂斯本来担心这次试验一旦失败将有可能危及他向军方出售飞机的计划，这次飞行显然不能算是失败，但也没成功到能够赢得军方大力支持的程度。两个月后的1911年1月18日，伊利从宾夕法尼亚号装甲巡洋舰的甲板上起飞，降落，随后再次起飞。到了3月4日，海军已经对航空兵的潜在价值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一共拨款25000美元购买飞机。关于航空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华盛顿埃尔文钱伯斯（Washington Irving Chambers）上校在航海局
6、里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在1910年的大半时间都非正式地从事航空工作。在伊利先生成功试飞之后，海航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培训第一批海军飞行员，包括从1911年起为期两年的训练，地点分别在圣迭戈、安纳波利斯、以及纽约州的Hammondsport格伦柯蒂斯开办的航空学校和测试中心所在地。在这批老鸟中有一位名叫约翰H陶尔斯（John H. Towers），他日后将成为海军上将，并在戎马生涯中屡任要职。同期，布莱德利费斯克（Bradley Fiske）少将，一位著名的海军改革家和杰出的枪炮技术发明家于1911年提交了一个用鱼雷机群来保卫菲律宾的计划。毫无悬念的是，他的上司很快就将其束之高阁。费斯克虽然受挫，
7、但仍在此后多年中致力于制造适用的鱼雷机。随后的进展发生在1914年。年初，旧战列舰密西西比号被选为海军第一艘用于航空作战的测试舰。舰长亨利穆思定（Henry Mustin）少校把军舰开到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那里有一个专为航空训练设立的全新海军站。4月，一支由威廉S西姆斯（William S. Sims）少将率领的舰艇支队路经这个海军站，在此期间有命令传来，飞机奉命转场至墨西哥的Tampico，密西西比号（及其载机）则驶向Vera Cruz（墨西哥海港）。在到达Vera Cruz外海不久后的4月24日，一架飞机起飞去侦察港口，这也是美国飞机在作战环境下的首次飞行。两支分遣队（指陆上飞机和舰载机）
8、此后的飞行都平淡无奇，6月13日，密西西比号带着全部载机离开墨西哥水域，返回彭萨科拉。在行政方面，钱伯斯不断申请建立一个航空办公室（Office of Aeronautics），但始终没有成功，而且他在工作中得到的各方支持也十分薄弱。费斯克显然认为钱伯斯并不能算是一个强有力的海航支持者，1913年12月他用马克布里斯托尔（Mark Bristol）上校换下了钱伯斯。按照费斯克的设想，布里斯托尔在军械方面的专长也许能对航空兵有所帮助，但布里斯托尔的表现却是好坏参半。虽然钱伯斯飞行的时间不长，但他总是听取飞行员的意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反过来，布里斯托尔认为冷漠，超然的态度更有利开展工作
9、，他时常无视飞行员的期望，甚至是合理的实践经验。举例来说，飞行员要求用拉进式飞机取代推进式飞机，但布里斯托尔却迟迟不予答复，这一延误导致了多人丧生。然而，布里斯托尔确实设法让航空兵在官僚系统中获得更大也更为持久的立足之地，这也许不仅仅是出于追求个人晋升的动机。最终，不成熟的航空技术加上海军体制的变更让布里斯托尔的希望落空了，而他也缺乏像此后的航空领袖威廉莫菲特（William Moffett）等人那样的个人魅力来挑战这种变革。在海军航空兵的初创时期，先驱者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费斯克作为一名航空支持者，固然能轻易革去钱伯斯的小小乌纱。但在布里斯托尔担任海军航空总监（Direct
10、or of Naval Aeronautics）期间，航空兵仍然没有从统治着海军官僚体系的各个局手中赢得独立的地位。海航缺乏坚实的立足点，使得它很容易受到个人兴趣或偏见的影响，第一任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CNO）威廉本森（William S. Benson）的例子就是如此。1916年，本森上校超越了多位将军（包括费斯克），被选为第一任海军作战部长。原因是在此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前身作战官（Aid for Operations）的费斯克与海军部长（Secretary of the Navy）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关系闹得实在
11、太僵了。设立“海军作战部长”一职是为了在海军官僚系统中建立新秩序，也是由于海军内部有很多人认为延续70年的陈旧官僚结构无力筹划并打赢一场战争。本森在海航形成时期的表现同样是要一分为二来看的。虽然他的传记作者宣称本森对航空很感兴趣，但与其同时代的人并不都这么认为。航空兵的地位在本森任职期间有所弱化，布里斯托尔的“海军航空总监”职位被撤销，他改任的“航空勤务队司令（Commander， Air Service）”一职也更像是一个位于北卡罗莱纳号战列舰上的指挥职务（注），该舰代替了密西西比号成为航空作战舰。总务委员会（General Board）的一份批评性质的报告也未能扭转形势。然而，可以用来为本
12、森辩护的事实是，在他的指导下海航于一战期间迅速扩张，战后他也试图建立一支独立的、统一的空军。注：布里斯托尔此前一直没有满足过彭萨科拉海军站提出的需求，穆思定对此人并无好感。布里斯托尔调职后也来到了彭萨科拉，穆思定又怎会舒服呢？在美国参战前，陶尔斯和其他在国外担任武官的飞行员曾向华盛顿的官员们报告说欧洲的飞机设计远胜于美国。1916年海航的拨款大大增加，但还没达到许多人的期望值，这是因为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向国会申请的拨款数额远远少于海军提出的要求。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航空支持者们多年梦寐以求的发展愿望终于实现了。人员训练和物资调拨数字节节高涨，在战争期间一共有超过37000名官兵受训成为飞行
13、员或技术人员。1917年6月，第一批飞机和飞行员在肯惠廷（Ken Whiting）上尉的带领下到达法国。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海军继续在西欧和意大利组建航空部队，他们需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需要确定适当的部署位置，需要确定飞机扮演的角色，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便推迟了他们初阵的时间。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些航空部队才最终经历实战。对大量地面目标进行的轰炸（主要由陆战队飞行员完成）以及巡逻机实施的25次反潜攻击，这些就是战争期间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主要成绩。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总务委员会为了考量海军航空兵的地位和潜力，曾经举行过大量的听证会，最杰出的海军飞行员代表，包括穆思定、惠廷和陶尔斯等人都曾上场发言
14、。他们坚信飞机不仅能起支援作用、更能成为一种进攻武器，委员们对此却满腹怀疑（注）。不管总务委员会与海军飞行员在航母角色的问题上有过怎样的分歧，1919年4月总务委员会还是建议将木星号运煤船改装成航母（即后来的兰利号）。注：最明显的例子是1922年的听证会，当时委员会的怀疑态度接近于敌意。战后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陆军准将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试图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的空军。在1918年12月曾有人就此寻求国会的支持，但以失败告终。1919年初米切尔从欧洲回国后，便亲自上阵大力游说，乃至口出狂言，宣称各国海军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面前已然完全落伍。此后两年，米切尔及其支持者要
15、求建立独立空军的呼声从未减弱，而他本人也在1919年的总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亮过相。在有关航空兵的论战中，海军决定以旧战列舰印第安纳号作为靶舰进行试验，以验证空袭对于设有分隔舱的军舰的效果。对印第安纳号的试验内容包括：从飞机上投下模拟炸弹，随后安放炸药以模拟炸弹在舰上和周边爆炸。海军于1920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举行了上述试验，其本意是对外保密的，然而印第安纳号因炸药爆炸而受创的照片竟然外泄了。米切尔对此善加利用，1921年初他向国会陈述说：“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可以摧毁或击沉任何现有的军舰。”米切尔在国会的表演导致论战愈演愈烈，海军部长丹尼尔斯于3月1日下令进行新的轰炸试验
16、，目标是旧战列舰衣阿华号和一批原属德国的战争赔偿舰，包括战列舰东弗里斯兰号、轻巡洋舰法兰克福号、雷击舰G-102以及三艘U艇。试验从1921年6月20日开始，第一批被击沉的是U艇。海军飞机在6月29日衣阿华号的试验中出场，对该舰（加装无线电操纵系统，可以航行）进行空中搜索，并用模拟炸弹进行轰炸。7月13日，米切尔亲自带队进攻G-102，20分钟就击沉该舰。7月18日法兰克福号被陆海军飞机联合击沉。对于东弗里斯兰号，预先设定的试验规则是在7月20至21日花两天时间用1000磅和2000磅炸弹击沉这艘原德国战列舰，每次攻击之间还要进行损伤评估，但是米切尔对这些规则完全无视，一口气将其击沉。考虑到这
17、些德国军舰没有自卫手段、没有护航、没有损管人员，而且在晴朗天气下处于锚泊状态，对她们的试验很难说是有结论性的。两个月后，米切尔又对退役战列舰阿拉巴马号进行了类似的试验。由于这些轰炸试验，米切尔建立空军的努力已经家喻户晓，但与此同时海军成立了航空局（Bureau of Aeronautics），力图保持对于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切尔对于统一的空军的诉求反而刺激了海军高层人物，使之最终决定在海军内部永久性地建立一个航空机构。正如Charles Melhorn所说的那样，海军中的某些人也许对于航空兵的未来评价不高，但是如果有一个“外人”试图把持海军的某个部分的话，他们便会对此深恶痛
18、绝，甚至比对某些推销低效能武器的“飞行暴发户们”还要厌恶。正由于此，米切尔的举动才最终让相当一部分海军高级军官统一了意见，于1921年7月10日建立独立的航空局。此后偶尔还有人重提建立独立空军的念头，但在1926年米切尔遭受军事审判后，这种观点沉寂了20年。航空局的首任局长是威廉莫菲特少将，在该局建立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担任了四个月的航空顾问。虽然莫菲特投身航空的时间相对不长，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不知疲倦的鼓吹者，推崇一切形式的海军航空兵（包括舰载航空兵）。莫菲特的表现极为成功，以至于此后又连任两届航空局局长，直至他1933年在阿克隆号飞艇坠毁事件中英年早逝，结束了如恒星般闪亮
19、的生涯。虽然航空局掌握的权力比其前身要强大许多，它还是没有像鼓吹者们希望的那样，全面控制一切航空事宜。例如，航海局（Bureau of Navigation）仍可以对海航的人事问题施加影响，其他各局也关系到能否取得空战所需的重要部件，比如军械和无线电台。就像陶尔斯1925年向莫罗委员会（Morrow Board）抗议的那样，“军官们觉得航空局是一个有全责而无全权的机构。”1921年11月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开始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展开磋商。莫菲特作为有关航空事务的附属委员会成员，说服了各国代表不要对飞机的发展设定限制。最初的航空母舰总吨位限定为80000吨，英、美、日三国保持与主力舰相同的5:5
20、:3比例。受到英国代表团和他本人的海军顾问团的压力，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将航母总吨位的限制提高到135000吨。英、美、日这三个主要海军强国均可以将两艘原定拆毁的战列巡洋舰改造成航空母舰，美国的两艘改装舰便是后来的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虽然各国代表同意将单艘航母限制在27000吨以下，美国海军顾问团还是成功地将改装航母的吨位放宽到33000吨，再加上条约新增的一条“允许现有舰船再额外增加3000吨重量用于改装”的条款，美国的两艘改装航母便保持在条约范围内了。照片中带礼帽的那位就是人称“史上最强的反舰武器”的国务卿休斯，有评论说“休斯先生在半小时内
21、击沉的军舰比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海军上将击沉的军舰的总和还多！”旁边穿军礼服的是大西洋舰队总司令Hilary P. Jones上将。1922年8月摄于马里兰号战列舰上反动派围绕着改装前后的列克星顿级模型，弹冠相庆中。左二为莫菲特航母航空兵显然是华盛顿会议的受益者，他们得到了两艘由战巡改装而来的航母。此外，Mark Allen Campbell认为五国海军条约以及此后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战列舰的发展延缓了15年，节约的资金可供航母和飞机使用，航母航空兵也因此间接受益。除了这些甜头，条约对航母的限制在间战时期的余下时间里严重影响了航母航空兵的发展。关于设计、建造、操作海军飞机的实践经验，以及海军航空兵
22、在海军内部的合法地位方面，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出现若干重大进展，由此确保了海军航空兵在海军内的一席之地。1925年11月莫罗委员会的建议书或许引发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变更。莫罗委员会由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创立，德怀特莫罗（Dwight Morrow）任主席。其使命是调查整个军用航空事业，由于委员绝大部分来自民间，该委员会据信可以在陆海军之间保持不偏不斜的公正态度。最终莫罗委员会得出了鼓励航空发展的结论，并且提出了许多关键建议。国会根据这些建议立法后，海军航空兵的未来也得到了保障。国会立法中最著名的一项，是制定了在1931年前建造1000架飞机的规划。这一规划
23、意味着大大增强海航兵力，它后来也导致了一些困惑：1000架是不是海军所有飞机的总数上限呢？国会在1934年拨款建造总共1650架飞机，从而澄清了这种困惑。另一项关键性的变革，是立法规定所有的航母、水上飞机母舰和陆地航空站都必须由航空人员（aviator，包括飞行员和航空观察员）指挥。由此，航空人员可以与当时主宰着海军上层指挥结构的水面舰艇军官们一样，平等地晋升到指挥职务。在莫罗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公布后，海军成立了泰勒委员会（Taylor Board），令其就如何使用1926年国会海军航空兵扩充法案（Naval Aviation Expansion Act）拨给的资金一事提出建议。在蒙哥马利泰勒（
24、Montgomery M. Taylor）少将的领导下，委员会提议增建航母，并制造各种专用飞机，而不是想方设法弄出一种三脚猫的多用途飞机。与此同期，约瑟夫里夫斯（Joseph Reeves），一位拥有近三十年军龄的德高望重的海军军官加入了海军航空兵。他在53岁的年纪参加航空兵的确切目的无人知晓，而且他此前的航空经验也比其他高级军官少，但他将在随后几年成为海军航空兵的领袖人物之一。里夫斯投身航空兵的方式是参加航空观察员（aviation observer）课程，这是莫菲特为了吸收中高级军官而设计。他们因此无须经受训练新飞行员的全套程序那即使是里夫斯一半年纪的年轻人也是很难通过的，航空观察员的课程
25、短得多也容易得多（译者注）。译者注：1935年5月15日，53岁高龄的海军上校“公牛”哈尔西取得了飞行员资格。他坚持选择飞行员课程，而不是容易得多的航空观察员，并以全班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他随后执掌萨拉托加号。顺便一说，里夫斯的绰号也是“公牛”。19251928年间，里夫斯作为战斗舰队的飞行部队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Squadrons， Battle Fleet），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兰利号上，该舰是由木星号运煤船改装而来。虽然这艘航母此前已经服役三年，直到里夫斯上任之后才真正有人努力将兰利号的作战活动融入舰队的整体。里夫斯对兰利号的第一印象是纪律松弛（注），非得好好整顿一
26、番才能形成战力。当时形势严峻，莫罗委员会还在开会讨论，结论未定，而米切尔准将和支持他的国会议员们始终置疑海军发展航空兵的能力问题。为了集思广益，里夫斯设计了后来被称作“一千零一问”的问卷，问题范围涉及航母作战的各个方面。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兰利号及其官兵才能做好与舰队并肩作战的准备。注：按某些书的描述，兰利号上的工作节奏是“懒洋洋的”。为了把兰利号从实验室变成一艘战舰，里夫斯采取的两条主要措施：一是大大扩充舰载机数量（此前一般为68架），二是提高飞机的起降频率。但他发现其他航空人员并不赞同，比如陶尔斯便基于安全的考虑反对提高起降频率。里夫斯将诸如此类的顾虑抛在脑后，一年过后，兰利号已经能携带2
27、0架以上的飞机。到1927年6月，里夫斯相信兰利号可以在战时携带多达48架飞机。飞机运作数量如此戏剧性增长的原因，是甲板人员通过“甲板系留”（deck park）的方式提高了起降效率。比如说，把飞机移动到甲板上不影响起降的部位，而不是花时间降下机库甲板。因为每次起降之间如果间隔数分钟，就意味着即使像兰利号那样载机极少的航母有时也要花上半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让整个航空大队降落。现在的做法不是每降下一架飞机就把它送回机库，而是将其推到飞行甲板的前半段，好让其他飞机继续降落。这一改进导致了后来把相当比例的舰载机停在飞行甲板上的习惯做法。在海军有机会使用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之前这两艘在战列巡洋舰舰体
28、上改建的航母于1927年末服役，美国第一艘专门建造的航空母舰突击者号的性能参数就已经确定下来。突击者号的设计方案受到了兰利号的运用经验、以及海军军事学院在20年代中期一系列战术推演的影响。海军军事学院从这些推演中得出结论，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放出尽可能多的飞机将会决定航空作战的胜败。人们习惯性地担心将太多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将舰队的全部航空兵力集中于一两艘大型航母而不是四艘较小的航母的做法，也存在类似的风险。既然列、萨两舰已经占用了华盛顿条约为美国海军规定的135000吨航母吨位的将近半壁江山，就意味着为了使航母数量最大化，必须选择更小、更有效率的平台。由此，建造多艘小型航母（如排水量138
29、00吨的突击者号）而不是数量较少的大型航母（如33000吨的列、萨之流）似乎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当这三艘航母服役后，实践将会最终改变这一结论。当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1928年加入舰队时，海军航空兵已经在海军中站稳了脚跟。虽然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还落后于英国等其他强国，美国在20年代已经迅速追赶上来。虽然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还处于襁褓之中，只拥有性能有限的兰利号，但是在制度和操作层面上，某些关键性的障碍已经于1929年之前得到克服。海航的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但航空兵在海战中应该扮演哪种或是哪些角色？这个问题仍需解答。答案蕴含于间战时期的海军演练和舰队问题演习中，特别是19291933年间的第九至第
30、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里夫斯（左）和莫菲特（右）在兰利号舰桥上兰利号“甲板系留”一例，1928年5月摄于珍珠港突击者号第三章 以往的演习，18891928美国现代化海军的演习始于1889年。这一年，美国海军为了预备从风帆动力转向蒸汽推进，挑出了最先进的几艘军舰单独组成一队。这个所谓的“变革中队”（Squadron of Evolution）包括“ABC”防护巡洋舰（即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外加较小的约克城号炮舰。中队里最大最强的是旗舰芝加哥号，排水量约4500吨，但以当时欧洲海军的标准来看，其武器和装甲都羸弱不堪。从1889年12月至1890年春，中队利用首次巡航的机会拜访了欧洲11个主要港
31、口，美国军舰的薄弱程度在横向比较之后显得尤为刺眼。这次巡航或许是自内战以来美国海权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展示，但中队司令约翰沃克（John Walker）少将却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军舰与欧洲海军之间的差距。沃克在给海军部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约克城号的诸多机械故障，随后他写道：“一想到要进入某个外国港口或是与某艘外国舰艇碰面，我便会犹豫再三，唯恐让这个美国工业的可悲范例在外人面前抛头露面。”欧洲巡游结束之后，变革中队经南美回国，于1892年并入北大西洋中队。变革中队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美国水兵学会蒸汽舰艇编队航行以及其他重要技能。当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传统的破交战转变为舰队战时，这些技能将会非常关键。当然这次
32、巡游也有其公关目的，其一是让美国公众相信有必要建立更强大的海军，其二是向欧洲国家发出信息美国正在强化其海权。在变革中队存在之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都在迅速扩军。与后来的历次舰队问题演习如出一辙的是，变革中队也被海军赋予了在战术和技术上探讨新型舰艇使用方式的重任。然而，由于内战之后美国海军未能跟上欧洲海军的技术步伐，此时的美国人有很长的路要追赶。除了建造前面提到的“ABC”巡洋舰外，国会1886年拨款建造美国第一批战列舰缅因号和德克萨斯号，两舰均于19世纪90年代初服役。海军军官们与有影响力的民间领袖掀起了一场大海军主义的运动，从而激发了以上进步。这一运动的思想领袖是斯蒂芬卢斯（Stephen
33、 B. Luce）准将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两人都已在“后内战时期”的美国海军里呆了许多年，目睹着欧洲海军的迅速扩充，而美国海军越来越执迷于争取预算，却在技术上故步自封。两人出于海军发展（和个人晋升）所作的努力引发了社会名流（不论是否从政）的更大关注。马汉在其1890年出版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论述了英国海权的崛起过程，他随后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海权的文章，使得公众的关注上升到了狂热的地步。在美西战争中，海军的增强使美方占了上风，更为现代化的美国舰队在菲律宾和古巴消灭了劣势的西班牙舰队，为美军奠定了胜局。变革中队缅因号，油
34、画作者Richard C. Moore大白舰队启程在美西战争后、一次大战前，美国海军最重要的演习是1902/1903年的冬季机动演习。与之前变革中队的演习和之后的舰队问题演习不同，这次演习并不是出于技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政治影响。这次演习在加勒比海东部举行，以回应英、德、意因为委内瑞拉无力偿还债务而发动的封锁。封锁舰队虽然规模很小，只有14艘军舰，但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眼里，这却是一次对于美国在西半球统治权的严重挑战。与后来的舰队问题演习每年所做的相似，1902/1903年机动演习集中了美国当时在役可动的大部分军舰。总共有54艘舰船参加演习，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舰队由著名的乔治杜威（Georg
35、e Dewey）上将指挥，表现了总统对于事态的严重关切。美国海军领导人此前不久刚刚开始制定一系列战争计划，这次演习实际是在排演“黑色计划”。该计划假设在敌对情况下，德国将试图在加勒比海占领一个基地（可能是古巴或波多黎各），并用这个基地来骚扰美国航运，攻击美国海岸城市。作为对德战争的反应，美国海军将增援波多黎各，随即搜索任何开来的德国舰队。海军军事学院已经进行过一次搜索推演，以确定在北大西洋进行搜索行动的可行性。在这次演习的搜索阶段，处于希金森（F. J. Higginson）少将指挥下的北大西洋中队将要阻止乔治萨姆纳（George M. Sumner）少将指挥的黑色舰队抵达任何一个加勒比海主要
36、港口。11月的最后一周，舰艇陆续集结到波多黎各，演习于12月4日开始。萨姆纳决定将舰队一分为二，最慢的四艘从南面，其余舰艇从北面，一起攻向波多黎各的Mayaquez。他的计划十分有效，两支部队都设法躲开了蓝色舰队的侦察，于12月9日抵达Mayaguez。杜威直到搜索演习结束的前一天12月8日才加入舰队，他参加了在波多黎各外海举行的机动演习。舰队于12月20日合兵一处，在波多黎各海岸上练习登陆战。舰队于圣诞期间解散，随后又重新组织起来进行最后一周的战术操练，1903年1月5日演习结束。罗斯福后来宣称他在演习期间曾向德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但这份最后通牒的存在与否至今仍有争议。杜威相信，正是由于他的
37、舰队当时在场才能迫使德国作出退让，于1903年1月结束了这场危机。根据George Baer的说法，与美国海军演习的影响相比，危机的结束更多地是由于英国在委内瑞拉作出让步后撤销了封锁，从而使德国陷入孤立境地。不管怎么说，在演习结束后不久，杜威便要求进一步扩充海军；作为海军规划概要（General Naval Scheme）的一部分，他提出要以一年四艘的速度建造48艘战列舰。国会没有同意如此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但在1905年批准建造10艘战列舰和21艘较小的舰艇。1902/1903机动演习最重要的成果是改变了海军的部署方式，虽然舰队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日趋集中，但仍然是以中队作为部署单位，这种做法
38、甚至可以追溯到风帆时代。在演习后，中队体系仍然保留，但所有的战列舰，包括那些在太平洋服役的，都被编入北大西洋舰队，以便强化训练。这是对内森萨金特（Nathan Sargent，杜威的副官）中校等人意见的反应。萨金特认为当时海军的“编队队形，不管是横队还是纵队，都十分混乱，距离和方向控制不好，速度不能协调一致，转向不能熟练完成。”在美国参加一战前后，海军都定期举行演习，但就重要性而言，没有一次能够达到之前和之后的演习那样的级别。但是在这一期间，航空兵开始在舰队机动演习中展现身姿。航空兵参与的第一次发生在1913年1月。总务委员会建议新生的航空部队与舰队一起南下，参加每年一度在南方温暖水域举行的演
39、习。1913年3月6日，海军飞机首次用于侦察任务，陶尔斯上尉驾机发现了一个“敌方”战列舰编队。不幸的是，机载无线电台出了毛病，舰队没能收到他发出的警报。演习中的其他试验包括模拟轰炸、航空照相、发现下潜的潜艇等。为了在军官团之中激发对航空兵的兴趣，几位军官作为乘客参加了飞行。可以说，飞机与舰队的初次合作是成功的。一战以前，舰队与航空兵的另一次重要互动发生在1916年春。当时奉命携带并试验飞机作战的北卡罗莱纳号在关塔那摩外海加入舰队参加演习，内容包括模拟空袭和侦察，并试图为战列舰炮火的空中校射创立一些理论观念。飞机发动机、电台以及北卡罗莱纳号弹射器在演习期间故障不断，为航空作战平添了许多烦恼。完成
40、各种任务所需的规范性流程也不齐全。与1913年的演习、1914年将海军第1、2航空组的4架飞机部署于墨西哥并在占领地Vera Cruz上空做侦察飞行的成功案例相比，这次演习对航空兵而言并不成功。一战后，航空兵被整合到间战时期的舰队问题演习之中，至此它才永久性地成为海军演习的组成部分。战后初期，每年到了“集结”期都会举行演习，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在冬季一起训练，地址通常是在加勒比海或是巴拿马附近。舰队编制在1922年底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舰队转变成战斗舰队（Battle Fleet）和侦察舰队（Scouting Fleet）体制。此后的年度集结演习也被正式地称为“舰队问题”（Fl
41、eet Problem）。下辖有最新锐战列舰和全部航空母舰的战斗舰队驻在太平洋，而主要由比较老旧的战列舰组成的侦察舰队驻在大西洋。（译者注）译者注：个人认为在“Fleet Problem”一词中，Fleet等同于“海军”，而Problem指的是“想定的冲突情节（scenario）”，合起来就是“海军根据想定情节而举行的模拟战”。1922年舰队改组意味着海军主力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因为在一战结束后，日本就荣升为美国海军的头号假想敌。舰队问题成为了间战时期演习体系中最全面、最持续的一支，从1923年起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只有和陆军联合举行的联合大演习（Grand Joint Exercises）才能
42、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与之相提并论，但联合大演习在1925年之后就只举办过一届。而舰队问题演习一共举办过21次，1941年的“舰问二十二”由于国际局势紧张而取消。虽然在间战时期有过许多次陆军参与的其他演习，但是对海军来说舰队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海军借此验证了在各种想定情节下控制海权所需的战略和战术。侦察舰队和战斗舰队分别扮演交战双方，一方是“好人”蓝色舰队，另一方则是“坏蛋”黑色舰队；为了达到兵力混成的效果，两个舰队之间还会做一些舰艇调动。20年代的许多次舰队问题演习将背景设定为防御巴拿马运河区，因此在中美洲西海岸和加勒比海曾经举行过多次演习，另外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东太平洋水域也是一个频繁的演
43、习地点。实际上，“舰问一”的想定情节便是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模拟攻防。由于兰利号还没有准备好参加演习，战列舰俄克拉荷马号和纽约号被假设成了“航空母舰”。两舰各出一架水上飞机，分别代表将来由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携带的一个航空大队。水上飞机对Gatun水坝泄洪道发动的攻击被判定为成功，但海军里的人们或是其他兵种并不把这些攻击当成一回事。原因之一是水上飞机的航程比当时的任何航母舰载机都要长得多，一直到二战前夕，这一点对所有舰载攻击飞机仍然适用。原因之二是孤零零一架水上飞机与一队攻击飞机相比，不易引发守军的反应。防守者对这种“以少代多”的空袭缺乏模拟应有的反应，这一问题在多年后的“舰问九”里仍会出现。重
44、要的是，在此次演习过后有人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尽快获得航母，特别是“又大又快的那种”。“舰问二”是兰利号参加的第一次舰队问题演习，但她本身并没有加入到演习对抗中去，该舰的军官们成为了演习观察员，海军将由此决定她加入未来的舰队问题的最好方式。兰利号虽然没有配属给任何一方，仍然派出一队飞机飞临地峡上空，对地面设施拍照，几架飞机对Porto Bello的港口发动了一次模拟鱼雷攻击。这次展示的目的是表明位于狭窄港口内的舰队在空袭之下是何等的脆弱，但显然没有给高级军官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在演习后的讲评报告中，兰利号的存在仅仅是被提到而已。总的说来，兰利号在初期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表现是默默无闻的。在演习中，她
45、总是从事侦察工作，并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她甚至连这种任务都会力不从心，因为其16节的航速居然比战列舰队还要慢。因此这艘航母不得不经常在放飞飞机时脱离编队。即使在里夫斯少将努力将兰利号载机量提高到36架后，飞机相对较少的问题仍必然地导致她的角色局限于简单的空中掩护，而这也就是保守派军官们对于航母的定位。事实很简单，海军手头的航母舰载机不足以对敌方舰队形成显著威胁，或是履行多种任务。兰利号在载机量和速度上的限制也意味着，即使舰长或是其他航母拥趸们挖空心思地揽到了攻击任务或是独立作战的机会，兰利号也八成会搞砸。正由于此，兰利号在初期舰队问题演习中的角色实际上是助长了人们对航空母舰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的
46、怀疑。考虑到兰利号的初期服役记录，她可以被看作是护航航空母舰的前身，后者在二战期间的船队护航任务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因此永垂史册。早在1928年，莫菲特就看到了把商船改造成为与兰利号相似的航母的价值，他认为这是一种“对潜艇和水面舰艇造成非常严重威胁”的武器，效果好且效率高。兰利号克服固有缺陷的例子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发生在1927年3月初、“舰问七”前夕的一次陆海军联合演习中。在里夫斯少将指挥下，该舰奉命支援一次针对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攻势。但是里夫斯不甘心接受舰队防空和炮火观测之类的标准角色，他指挥兰利号舰载机群护航并协助一队水上飞机攻击了陆军机场。坏天气和飞机故障影响了这次进攻的规模，
47、但演习裁判组仍然判定负责保卫运河太平洋一侧的陆军飞机已被成功消灭。据Thomas Wildenberg说，里夫斯的上司对兰利号10分钟起飞20架飞机的效率评价甚高。在当月晚些时候的“舰问七”过程中，里夫斯又对敌方驱逐舰队发动空袭。然而这两次进攻只是例外，并不是兰利号在“舰问”中的通常表现。兰利号的典型体验是在1928年4月的“舰问八”中。此时列克星顿和萨拉托加还在整训，尚未加入舰队，因此兰利号作为唯一的航空母舰，被指派去侦察一支试图登陆夏威夷的黑色舰队。对于兰利号，这次演习了无趣味。但在“舰问八”结束后，她有机会在5月16日对珍珠港发动一场突然的空袭。一个月后的1928年6月，列克星顿号抵达夏
48、威夷，搭载了里夫斯本人和兰利号的部分飞机，随即高速驶向西海岸。在这次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短暂航程中进行的演练是新航母富有意义的首次行动，也暗示了列、萨二舰的能力。新型航母的加入，使得舰队能够对空海协同进行更为广泛的试验，第九至第十四次舰队问题演习将为大型舰队航母大展拳脚提供舞台。兰利号，摄于1928年圣迭戈外海列克星顿号，摄于1928年3月25日巴拿马外海第四章 “来路漫漫，前途遥遥（WE HAVE GONE FAR， YET WE HAVE FAR TO GO）”：第九次舰队问题演习在讨论海航特别是航母的发展历程时，“舰问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1929年1月演习举行之日起，它便饱受关注，并
49、时常为后世的历史学者引用，作为二战之前美国航母成熟理念的证据。举办“舰问九”的目的，一是让军方探讨如何保卫巴拿马运河免受海空联合攻击的方案，二是让舰队在诸如侦察、船队护航之类的任务中得到锻炼。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这次演习最大的贡献是验证了航母独立发动空袭的威力。这次演习也为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争取更多造舰预算的报告提供了素材。然而细致研究表明，虽然航母航空兵在演习中表现出了巨大潜力，但要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合格的武器还需要解决许多重大课题。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早期舰载机的技术缺陷，以及确定航母在战时的护航舰艇数量和舰种比例。海军不太愿意将这次演习以及两艘新型航母称作是一次完全的成功，这也是有一定理由的。海军保守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