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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文明通论,两汉文明概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研究所马志冰,两汉时代历时四百二十六年：,西汉二百一十四年（前2068）王莽新朝十六年（824）东汉一百九十五年（25220）,两汉文明概述,一、政治思想二、政治体制三、土地关系四、史学成就五、科学技术,一、政治思想：,从“黄老无为”到“儒法合流”,（一）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选择,1.主观因素2.客观因素,1.主观因素,秦帝国短命速亡的现实教训汉帝国开创者刘邦的个人偏好,秦帝国短命速亡的现实教训,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贾谊过秦论：今秦二世
2、立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刘邦鄙视儒生（郦食其的故事）,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2.客观因素：西汉初年的社会状况,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老子“君人南面之术”法家学派的思想理论渊源,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政治上：镇以无为，休养生
3、息；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法制上：务在宽厚，约法省禁。,“萧规曹随”,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惠帝二年，萧何卒。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
4、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黄老无为”政策的实效与问题,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贾谊治安策）,（二）西汉中期“儒法合流”思想的确立,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
5、”理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霸王道杂之”,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绕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
6、法，宜为吾子。”,从“天人感应”到“君权神授”,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二、政治体制：,从君主专制的重建到中央集权的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公卿制度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制以郡县制为依托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乡党里邻组织与家族宗法结构为基础的民间基层社会机制,“汉承秦制”，“颇有所改”,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一）增设“中朝”及尚书台阁制度,高祖：任
7、用功臣为丞相，位高权重武帝：增置“中朝”，牵制“外朝”成帝：分置“四曹”，设官分职光武帝：改置“六曹”，形成“八座”后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仲长统语）,（二）削夺诸侯王国 分裂割据势力,从“异姓诸王”到“同姓诸王”,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西汉前期形势图,文、景、武帝的“削藩”措施,文帝十六年，采用贾谊治安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三年，采纳晁错“削藩策”，引发“七国之乱”；武帝元
8、朔二年，采纳主父偃建议，下达“推恩令”同时颁布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事国人过律、酎金律等。,（三）加强地方监察控制,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三、土地关系：,从土地的私有化到小农社会的形成,秦
9、及汉初的土地私有化,夏商西周实行宗族国家土地所有制。战国时期向领土国家土地所有制转变，各国普遍授田制与等级授田制并行。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武帝时期的土地兼并之害,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限制“名田”之议,董仲舒“限民名田”议：“
10、塞并兼之路”，“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师丹“限田”议：“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王莽“王田制”：“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东汉田庄制,仲长统昌言：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
11、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两汉小农社会的基础,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户数为12 233 062户，口数为59 594 978人，平均每户4.87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户数为10 677 960户，口数为56 486 856人，每户平均5.29人。东汉国家掌握的户籍人口，比西汉减少1 555 102户，人口减少3 108 122人。,四、史学成就：,纪传体“正史”传统的诞生,（一）史记的史学成就,内容丰富，体例详备 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约52.65万字。取材广泛，选材审慎 传世文献；
12、皇家档案资料；实地考察。寓论于史，观点鲜明 历史观；思想认识；修史原则。,（二）汉书的史学成就,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编撰体例，对后世影响深远。首创十“志”体裁，记载典章制度与历史现象。,五、科学技术：,古代科技体系的初步形成,（一）天文历算,1.天文天体结构学说：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东汉蔡邕指出：“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一）天文历算（续）,2.历法太初历：汉武帝颁行，定正月为岁首确定
13、置闰原则，包容日月食及五星会合周期等天文数据，第一部综合性天文年历。乾象历：东汉后期完成，提高了日月食和修正回归年数据的推算精确度。3.算学周髀：汉武帝时出现，认识了勾股定理，唐朝列入数学教科书算经十书。九章算术：定型于1世纪左右，数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汇编246个算术命题及解法。,（二）农学技术,氾胜之书：西汉成帝时完成，中国第一部农学著作，总结了关中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经验，提出了区种法技术。四民月令：东汉后期崔寔著，记载了农业生产及管理方面的方法与经验。,（三）医学知识,内经：西汉定型，唐代始称黄帝内经，共18卷162篇，包括素问和灵枢经（针经）两部分。神农本草经：两汉之际出现，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收药物365种。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张仲景著，后人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麻沸散”与“五禽之戏”：东汉末年华佗发明,（四）造纸技术,西汉麻纸东汉“蔡侯纸”,参考文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