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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女真族统治者特别重视金源内地经济建设，在金初就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实行“移民实内，将中原汉族人口迁往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上京路经济发展。虽然海陵迁都燕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京路经济的发展，但世宗以后，所采取有利于上京路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了金代上京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关键词：金代；上京路；经济；发展金代上京路是女真族发祥地、金源内地，金朝统治者特别重视对上京路的开发，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促进上京路的经济发展。金建国前，女真族聚居区就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经济繁荣景象。上京路经过了太祖、太宗、熙宗30多年的健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海陵王贞元时，海
2、陵王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令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燕京（今北京市），大量女真人南迁燕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上京路的经济发展。但金在灭辽、伐宋中，将大批汉、契丹、渤海人，迂入上京路，移民实内，以充实上京路。如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破城汴京，掳掠辎重人口不计其数，靖康稗史笺证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大批中原汉族人口被迁往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金代上京路的经济发展。一、金代上京路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形态金建国前，女真人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渔猎、畜牧为主，当时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受气候的影响.女真人长期活
3、动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这一地区“冬极寒”，衣履梢薄则随指裂肤，上京路“夏天比较短暂，寒冷是这里最重要的气候特征。上京路的这种气候，不利于农业生产。二是受女真人生产习俗的影响，女真先祖处于半定居状态，“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住其中，迁徙不富，这种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能发展出较南水平的农耕技术。因此，“早期女真人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占据重要位置。直到四世祖绥可时期，才“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字之制，开始定居，从此奠定了上京路的农业经济基础。女真族统L后，金朝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上京路经济发展。金初对辽战争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将辽军丢弃的耕具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分赐给猛
4、安谋克女真人。辽步卒尽殖，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阿骨打在举行登基大典时，宗族阿离合懑与宗翰等人以耕具九为献，祝曰：请陛下毋忘稼稿之艰难Z以示农业为立国之本。即使在激烈的抗辽战争中，宪,颜阿骨打亦未忘记组织农业生产他不断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鼓励农耕。对于奚、汉、渤海、室韦等各族来降附者，或择膏腴之地处之，或以牛头地分配原则，分给土地，免除赋税以示优惠。完颜阿骨打还命“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工金大宗对农业也十分重视，分遭使者诸路劝农，甚至下令民间诉讼之事，待农闲进行，他说：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令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金熙宗时，为了扩大耕种面积，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汉户地与民耕牧”
5、还将皇帝狩猎的U禁苑隙地分给百姓，待到金宋和议达成，战争平息，政治中心南移之后，世宗、章宗等在发展新统治地区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上京路农业经济。世宗在晚年北巡祭祖时，还下令.遗使临潢、泰州劝农”。女真是在反辽侵宋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女真.族本身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较比辽、宋社会生产力相比，相对落后，所以金朝统治者就采取学习契丹的做法，从中原大量移民，以实内地，发展金代上京路经济。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又充分发挥猛安谋克赤兵亦农的特点，利用军屯发展农业。因此实内和军屯是金国发展上京路的特殊道路。金代实内是指女真人将金代上京路视为其发祥地，由于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因此，女真族为促进这一地区
6、的农业发展，所采取的把中原汉族人口迁往上京地区。由于金代上京路，地广人稀，缺少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祖每收城邑，往往徒民以实京师”，这一措施从金大祖完颜阿骨打时起，便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积极推行。例如，天辅二年（1118年），阿骨打就命孔敬宗等“率鬻州民徒内地-。天辅五年（1121年），辽都统耶律余睹军部族3000余户降金.祓,徒之内地”？?椎？就。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ft?幅？就天辅七年（1123年）二月，金军攻项燕京，“尽徒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ft?械？前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攻破宋都汴桀，掳掠男妇不下2
7、0万，役卒、医工、监工匠等百工北归。这部分人口，大多被迂入上京路。战争的掳掠，在带来破坏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和其它先进技术带到上京路地区。金太宗为达到以实内地的目的，历时五年从辽宋的燕京、山西、显州等地，强迫迁徙大批能工巧匠和领导反抗斗争的义士，初步达到了1实内”的目的。然而海陵王于皇统十九年（1149廿）夺取权以后，为实现其吞并南宋的目的，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改“实内”国策，迁都南下，重心南移，把实内变成了“虚内”，给上京路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破坏。金世宗继位以后，恢复了祖宗之法，继续充实金源肇兴之地。“盖欲上京兵多，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掘？?就于是先将会宁府恢曳为上
8、京路治所，接着便调入人户，大定十三年（1173年）徙东北等戌边汉军于内地工？混？麟？就十七年（1177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狼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工？规？插？故大定廿五年（1185年），“诏于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三十谋克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意之地，以实上京，?鞋?蟠？就如果说太祖、太宗的迁徙民户主要出于经济原因，那么金世宗的派兵遣将，则多出于军事目的，印从军事上加强对上京的防卫，以保证其经济发展。金朝是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第一个提出以农为本的王朝。女真建国前,就重视农业发展，他们和中原汉族一样，以农为本。在金太祖先颜阿骨打登基仪
9、式上，大臣就以农具九具为献，并说勿忘稼楂艰辛。女真族掌政后，为了战争的带要和社会稳定，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虽然伐辽灭宋战事多且紧，但是大祖、大宗均不忘农业，尽量减少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多次诏令1今农时将兴，可追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凡属重大战事，均以每年八月秋高马肥之际。这样既可保证军粮的供应，又不妨碍农时。这样的措施，对上京路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朝为了发展农业，还专门谈置了劝农之官，在吉林省扶余县出土上京隆安劝农副使印，在吉林省农安县曾发现会州劝农之印”，这些文物，充分证明了金朝重视上京路农业生产。收国二年（1116年），太祖就分鸭扭、阿懒所迁谋克二千
10、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天辅五年（1121年），太祖命婆卢火为都统,率诸猛安之民万余户，赐耕牛五十，屯田于奉州”大宗继承了大祖的军屯政策，于天会二年（1124年），命徒耶懒路都率某先颠忠于苏宾水以术实勤之田益之。上京路川平地康，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先进技术进入北方，农耕面枳大幅度扩展，品种增多，人口大幅度增长，农机具与中原水平相当。世宗时，上京一年生产粮食足够五年之用，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上京路以种粟为主，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俄、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栗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
11、万六千余石工这则史料足以证明，金代上京路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二、金代上京路的两税户与牛头税和物力钱金代女真族人和汉族人，在赋役制度上不同。女真人税赋,有牛头税，亦称牛具税。在中原实行两税，都是以耕地为征税的对象，但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同，二者征税办法与性质也不相同，各有其特点。（一）女真人的两税户金代汉人所输纳的田税，因袭宋朝两税制，但在金朝有了发展。关于两税法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这里只是个人看法，就两税源流及其演变过程作简单叙逑。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使读者了解上京路两税及其发展。两税法主要是租庸调制。租博调制是封建国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的赋税制度。在唐建中（780年一783年）年
12、间，两税没确立前，两税这个名称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还只是施行于局部地区，大部分地区依然施行租庸调。两税法是因夏秋两征而得名，是继租博调后的一种新税制，与租庸调制度是旧制和新制的关系。这种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而丁额不废。”因夏秋两征而得名的两税，在唐代建中年以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户税与地税。两税包括原来租（地税）庸调（户税）两方面内容。张博泉认为“庸调乃租用调之异词，其省租席调之租为庸调，完全是由于文体的原因造成的。”五代、辽、宋的两税，比唐之两税主要表现在两税的地税化上。金之两税是继五代、辽、宋发展而来的，在原基础上，有发展和改进。“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
13、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桔L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百里外，纾期一月。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日：十月民获未毕，遂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稽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工2混？统？就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上京路在金章宗时，已经施行两税制。但上京路的女真谋克户，主要缴纳牛头税，两税的缴纳，当是从中原迁来的汉人缴纳。（二）女真族的牛头税与物力钱牛头税和物力钱，是实行于女真族猛安谋克的一种特殊田税制度。1 .牛头税。牛头税地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所负担的一种地税，它以牛具税的土地占有关系为基础
14、，并与女真族奴隶制土地所有制的特点相适应。金史食货志载：牛具税，猛安谋克女真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榆栗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从这则史料可知，牛头税是以牛具税地的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从发展过程看，女真族税赋由无到有，由无定制到有定制，这与女真族土地公有到土地私有的转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女真族土地占有关系的转变，以及战争的需要，女真内部便出现了原始的税赋。这种税赋最初是无定制的，根据需要而定的。天会初，牛头税的征收，巳由无定制发展为定额征收。金史：“天会三年（1125年），大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怪，招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
15、为一麋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赎粟五斗，为定制。牛头桃是分得牛具税地的女真各家，向国家缴纳的一种地税，牛头税的制度化是女真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牛具税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所有分配到牛头具税地的女真人，不管贵族与平民，都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牛头税。牛头税征收的基础是民二十五口，一来具所耕地四顷四亩有奇的土地，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分收狸多寡，定额交臬。其二，牛头税不是奴隶主向奴隶征收,也不是奴隶向国家交纳赋税，而是分得牛具税地的女真人向国家交纳。金史徒单公弼传栽：“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时，伐宋军兴，有司督逋租及牛头税告急，公弼奏：军士从戎，民亦疲弊，可缓征以纾民。朝廷
16、从之。”从这则史料说明，牛头税的缴纳，不是女真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在有司严厉督催之下缴纳的。其三，牛头税的征收对女真人是有利的。女真人负担的牛头税，比汉人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其四，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设储藏牛头税的仓爆，以与郡县的常平仓区别。牛头税设有专门仓麋储藏，其目的是为“备饥馍”，“备凶年，“备欠岁工另外,牛头税还作为支付猛安谋克贵族薪俸之用。猛安谋克薪水，最初是由牛头税支给的。2 .物力钱。物力即资产，按物力征钱即资产税。金朝物力的征收，前后是不一样的。世宗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年），才正式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了根据物力征收赋调，实行三年一
17、大比制度，这种制度与周礼的三年一大比之制相似，金史食货志记：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辩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日：粤自国初，有司常大比，至今四十年矣。正瞪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尤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三十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工这里所说的大比，就是每到三年对全国物力进行通检，重新登记，以便征收赋调。到了金世宗，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发生变化，版籍不实，贼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
18、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效，因而金朝在其占领区，开始统一的物力钱征收。这种征税制度的推行，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货币关系的恢复，是分不开的。物力钱的征收，是国家在征税之外，增加的赋皴手段。金史食货志记：官田日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维多寡，征钱日之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遂民庶，无苟免者。”从这则史料不难看出，金代物力钱征税制度，就其来源而言，是多方面的。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制度，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税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产多禀随时征收制度，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
19、是统一的中央桀权制代替勃极烈制，为了对其隶属的汉户及女真猛安谋克户实行统L的物力钱征收，便源取米物力钱之名，加之以唐户税之内容与精神，便形成了金朝物力钱征税制度。三、金代上京路的农业发展金代上京路农业生产经历了残破、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上京路农业经济在金熙宗与南宋议和以后，社会相时安定，北方人口逐渐增长。人口的增长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工商业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上京路处于女真贵盗的境治之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仍然受到种种的限制和阻碍，因此，发展还是有限度的、不充分的。尽管如此，上京路农业的发展，在整个金代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上京路开盘仍呈插花制形式，插花田主要分布在城邑周围。据文物考古
20、调查，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地区，留下许多金代城址，这些城址与金史地理志所载州县，共同显示了这一地区农业空间结构特征。农业生产虽然与城镇建设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城稹所处的位置，却与农业生产发展有直接关联。江河既是便捷的交通线，也是农业生产的灌溉资源J江河两岸的阶地上，既可利用江河水源，又很少水患之忧；既是建城筑寨的可选之处，又是发展农业的有利之地，故大量村寨都以城市为依托，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插花式农田。最初女真人不筑城.城的出现是在金太宗时期。这时候的城。虽然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但在城址附近，一般都分布大面枳遗址，居住在这里的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平民。他们平日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入城，参加守
21、城之战。”较大的开垦地都以城邑为依托，在城外形成一定规模的农田。许多城址周围都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如关西县双榆树屯出土的器物中有锅、铁犁。阿什河附近的城高子一带则有铁井、铁嫌等金代生产工具出土。肇东县八里地遗址出土了犁、锄、镰、手锤、锹、刀、垛叉等农业及鱼猎工具50多件。“吉林省农安市万金塔乡发现锋、镐，三宝乡宝成村发现铁镰、锌，新阳乡发现铁铮、犁境等农具。“吉林省前郭县发现金代犁锌。吉林省德患布海乡发现犁锌、镯、说，这些农具制作技术去多与中原地区接近。金上京路辖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最应注意的是锄、锄的发现表明这一带已有精耕农业的萌芽。金上京路的城址虽多，但各类农业生产工具出土最多
22、的地区仍在上京会宁府及周围地区。虽然海陵王迁都燕京，使金代上京路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但是金世宗视上京路为“内地”成“金源地”、“国家兴王之地”，对上京路在政治上、经济上梆给予很大的重视。金世宗为了尽可能地维持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在政策上暹行调整，其中令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农忙时实行互助等各项措施，都对恢曳金代上京路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金上京路，在民族构成上，女真.族处于优势地位。金朝前期，本户和汉户是分地而居的，金史食货志：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女真人以猛安、谋克为单元聚居，汉人和契丹人另居。大定二十年（1180年），以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
23、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物力钱是金代杂税之一，其内容是按照民间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林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税。遇到临时差役，按照所缴物力钱数额排定户等，征派差役。大定四年（1164年），以贫富变更，赋役不均，始行通检。大定二十年（1180年），在猛安、谋克人的户内，也开始进行推排，先自中景路，然后于二十二年（1882年）八月，向外推行。上京路实行物力钱征税制度，当在大定二十年之后。具体办法是“集耋老，推贫富,脸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因为奴婢数额是确定户等皴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上京路的女真户，为了躲避榭力钱，有卖掉奴婢的。这样就使农业生产失去大量劳动力，造成
24、土地荒芜。金世宗针对这样的现象，明确规定：“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报？辑？就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分居的现象，促进民族融合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金世宗重视金源内地的农业，使得金代上京路地区的农业生产，虽因都城的南迁，一度中衰，但与其它地区相比，仍显示出优势。大定三年（1163年），临潢府一带饥荒，朝廷诏令“临演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靓？梯？就从这则史料记载的临潢府百姓，长途至会宁府等地逐食，充分说明了金代上京路农业生产，与其它地区相比，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金与辽相比，农耕区域的范围，有了大幅度扩展。农耕区
25、北界已经达到了乌裕尔河流域。乌裕尔河流域在浦与路行政区划内，主要生活着女真人。乌裕尔河流域金代遗址很多，有城址、村落和墓葬。在克东县，除满与路故城遗址外，还有许多金代遗址。荒与路故城及其周围金代遗址中，发现了“筑甲片、铁锅、车钏、三角形铁器、铁率尖、铁锹、铁铲以及石弹。这些工具为三类：一类为生活用具，一类为农业生产工具，一类为渔猎工具。由此可知乌裕尔河流域的女真人，选择距河不远的台地作为定居之地，是经过认真考察的。这里属森林草原地带，夏季高温多雨，积累大量有机质，形成深达30100Cm的黑土层。还有各类动物可以猎取，平坦的台面上，可以发展农业，河沼中又可获取各类水生物。这样的自然条件，满足了女
26、真人兼营农业、渔猎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金上京路农业生产扩展地区主要在阿什河、乌裕尔河一带，辽代这一地区是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由于上京路治所会宁府是金朝的政治中心，促进了上京路地区经济发展，使原来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型为农耕生产方式。这样一耒，不仅农业经济在上京路得到了发展，而且陵着民族与部落之问的文化交流，农耕生产方式逐渐向北推浦与路境内的乌裕尔河流域。从而使上京路的农耕区域，较辽朝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扩展。四、金代上京路矿冶储造的发展矿冶工业直接关系到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军事实力和财政收入等方面.因此，矿冶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金代上京路矿冶开发、铸造及手工业作坊，在维承了辽以及
27、北宋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使得上京路矿冶铸造业得以恢复和发展。（一）金代上京路的矿山开发冶炼的主要目的是为铸造各种生产、生活工具，以及为制造兵器提供原料。冶煤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工业的发展水平。金初在上京路，女真人还没有掌握冶炼技术，尤其没有学会冶铁。金史乌春传记载：“生女真旧无铁，”指的就是这种情泥。但是临近部落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1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因此，完颜部用铁是通过向临近部落购买的办法，来解决缺铁问题的。邻国有以甲胄来粥者.顷赞厚贾以兴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失，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原附者众。据记载，女真人学会冶铁是在献
28、祖绥可时期，“随阔（鳗可）自幼习射采生，长而善,射猎，教人烧炭炼铁。到景祖时，女真人的冶燥业初见规模，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时出现了职业燎铁部落。温都部的乌春率族属来归时，景祖命其.以本业自给:这时女真族已经掌握刽水为器，制造舟车，烧炭炼铁，打制弓箭的技术了。随着对辽战争的胜利，女真人获得了辽朝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辽史栽：辽朝境内铜、铁、金、银矿藏颇多如“辽太祖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铁利州，地亦多铁。辽朝境内这些丰富的矿藏，为金上京路冶炼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量的北宋技术人才，进入金源内地，使金上京的矿冶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61年，黑龙江省博物馆
29、王永祥，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矿井10余欠，估计从这些矿井中踩出的矿石四五十万吨之多，在矿洞附近，还分布着许多煤铁的高炉。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禹浪先生先后3次对五道岭以东至蚂蜒河流域，以及五道岭以南的五常1县的山区地带，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大批金代炼铁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炼铁炉、铁矿渣、铁矿石、铁块、木炭、冶铁工具，以及铸制的铁箭头、铁刀、铁矛、铁剪刀等制品。？掘？辑？就从以上考古调查材料可知，金代的矿山开发，已经初具规模。（二）金代上京路的铸造业在金代上京路地区，出土和发现了大批金代帙器。根据所出土的铁器，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生产工具，主要有各种
30、犁、锌、镣刀、铁锹、镐、垛叉、侧刀等；手工工具主要有斧、铁、锯、手刀、刮皮刀、钳、铁锤、铁砧、凿、锂、剪等；二是生活用品，包括菜刀、剪刀、铁钩、铲、抹、泥板、拍屉拉手、铁定熨斗、各种铁锁、钥匙、铁凿(打冥钱用器),腰铃、门鼻、大小铁圈、锅、铁鼎、火盒、高三足火盆、铁签子、烙铁等；三是兵器及渔猎牧业和交通工具，主要有鱼叉、鱼钩、鱼网坠,铁马镇、马衔、铁马钉等各种马具饰件。铁牙、铁镶、军用铁刀、铁及藜、铁环、车管籁，以及手铐和脚镣。上京的制铜业，以黄铜器物为主。黄铜的应用范围，在金代社会中十分广泛。在上京路出土的大量金代铜器，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铜器物数量增多，如：铜镜、铜人、铜佛像、
31、铜龙、铜象棋、铜嘎拉哈、铜锅、铜盆、铜三足锅、铜剑、铜勺、铜模子、铜碗、铜杯、铜车马饰件、铜飞鱼、铜佩饰、铜酒器等。铜镜具有代表性。例如，金上京博物馆收藏金代铜镜226面，其中EI形镜象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上京路就出土了双鲤鱼镜百面之多。现在齐齐哈尔市博物馆还藏有金代圆形鸳鹫海等葡萄镜一面，讷河市博榭馆藏有金代圆形双鲤鱼铜镜一面，金代圆形双童踩蓬镜L面，龙江县博物馆藏有双鲤鱼铜镜一面。1974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在对新与路故城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一面飞鹤铜镜一面，在阿城县舍利乡太平村，征集到牛郎织女故事镜一面，圆形，直径8.9厘米，绿厚0.4厘米。上京路这些铜器，说明金代上京路铜器铸造业相当发达
32、。二是，随着上京路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雷求增加。1983年，王禹浪在上京城以东，今黑龙江省宾县宾县铜矿附近发现了“金代开采和冶炼铜矿的遗址，遗址内大量的铜渣和矿石。”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金熙宗年间所储造的里统通宝铜币，海陵王于1158年铸正隆元宝铜币。金末还铸造过“崇庆通宝M贞祐通宝1等铜币。此外，在上京路发现的窖藏铜币中,多为北宋铜钱，及辽钱、西夏钱、高丽钱和南宋钱，还有少量的半两、货泉、五代十国尊钱币。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金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周围，包括宾县、方正,尚志、延寿、呼兰、五常、双城、木兰、巴彦、通河、兰西、依我、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不断发现和出土了金代窖藏铜钱，
33、初步统计，达十几万斤以上，仅1980年宾县三宝乡，一次就出土了近3000余斤窖藏铜钱。三是用于兵器和官印，“其中最多的是铜官印、铜押记等。阿城区半拉城子古城出土了一件铜火铳。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门火炮。”王禹浪先生注簪说：“关千这件铜器的断代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一说是元代的制品，另L说是金末元初的制品，本文暂采用了后L种观点。”金矿在上京路已被发现。女真人制造金器有悠久的历史。女真人黄金来源，主要是对辽、宋战争。从上京路的金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有金耳坠、金带挎、金腰牌、金项圈、金串珠、金配饰、金伞顶、金鼻环、金铃、金双鹿等。银器有银马鞍、银锭、银钏、银耳坠、银等、银碗、银盘、
34、银秤、银杯、银酒器、银龙头香炉、银牌饰等。出土的这些金银器中，有的器物之上打印有上京翟家、上京香家1等戳记，无疑这是私营作坊，主要来自中原汉人工匠。在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内外，先后出土了数枚银铤，银铤上刻有1伍拾两文、“库使”、库子，行人王林、翟家记、“其花银”、,便司”等文字及戳记。这些银铤的出土，说明上京地区的银铤极为流行，银铤上的文字为了解上京路的金融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收藏一枚“承安宝货”银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以白银为币材，正式颁行的法定货币，是直接投入流通领域的白银。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同城区巨宝乡出土的翟记
35、银铤，上刻为四十九两九钱，哈尔滨市南岗区出土的使司银铤，上刻有伍拾雨”的标记，这与金史的记载基本吻合。(=)金代上京路的手工业上京路的手工业，是金朝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铁器制造业在金代上京路手工业中，属于重要门类，它是最为广泛的手工业门类，包括农具、手工工具、车马具、日用工具、民间制造兵器等。农业生产工具的扩大和民间制造兵器技术的进步，反映了金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由于金朝后期禁铜，铁器制造业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其技术水平已超过了北宋。1 .兵器制造。金初，对辽和北宋战争的需要，推动了上京路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女真族十分重视兵器的制造，在对北宋战争中，把大批北宋工匠掠夺到上
36、京路。北宋工匠带耒了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可以说，金代的兵器制造技术，大部分继承了北宋的工艺，在种类上还有所发展。2 .陶瓷业。上京路的陶费业，有很大的发展。在上京路的金代古城、墓葬和所有的遗址中，都出土了陶器，说明陶器是上京路地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京路出土的陶器，反映了金代陶麦生产水平。20世纪50年代后，在金上京路的墓葬及其它遗址之中，不断出土窖藏陶费器。上京路的陶徙器分为两类，一类是辽宋制造的，一类是金初仿制和自己制造的。后者占多数，为日常粗糙的陶瓷器。例如“在上京会宁府就发现了这种陶器遗址。”在上京路的金代遗址中，普遍出土了金仿造北宋的定窑麦产品。黑龙江省兰西、宾县、双城、五常等
37、，均出土过这种三系或四系瓶罐。如兰西县文管所收藏有“清酒肥羊1四系瓶，宾县文管所收藏有商家好人家”四系瓶，双城县出土的白触黑花四系瓶小口细颈圈足，器身绘有弦纹及草叶纹。这些器物，粗笑不着、自由奔放，显示了金代赛舞的特殊风貌。金上京遗址，还普遍出土了金仿造北宋的定窑究器。宋代采用“覆烧”工艺，而金代则采用“砂圈叠烧法Z从烧造技术上看，金代多采用烧造器物与火焰直接接触的办法，这种技法给器物造成了釉而不够纯净，容易变形等缺愧。”而一些民间小窑烧制的器物，在技术及品质上更落后。3 .纺织业。女真先民林格时代已有生产细布的记栽，大金国志记：女真地绕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叁细布“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
38、以布之粗细为别。可见织布是女真人较早掌握的一项技术。随着政治、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大批汉人迁入，使得上京路纺织业兴旺发达。路提出便契丹，看到辽国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大后丝蚕户。”由于纺织业的发展和丝织品的丰富，金朝政府把丝织品作为各级官吏的俸给，从王公大臣到九品外官，乃至从猛安谋克到下层的阿里喜，其年俸中都有几十匹乃至几百匹数量不等的罗、纹、绢、绵。金史百官志记载：红遍地云气翔鸾锦襟，红遍地云鹤锦襟红遍地龟莲锦裸，红遍地水藻戏鳞锦襟。金代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建立完备的纺织管理体系，设置了许多负责纺织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分工明细，是金代官营纺织业发达的象征。在金上京路置下的蒲与路
39、故地，今克东县的满绣，就是金代传承下来的。4 .制盐和制酒业。金代手工业还包括制盐、制酒等手工业。盐业在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金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上京路产盐主要在今肇东、蹙源、蹙州。金史记载：“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暂肇州盐，速叛食海盆”，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肇州产盐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金上京路制酒业也比较发达，在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臣的行程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酒楼的记载，有的还详细记载了酒名，从侧面反映了金代制酒业的发展水平。上京路的榷酷制度(酒类专卖)一直是比较严格的。1982
40、年秋，在依兰县迎兰乡的金代古城内，出土了一方“堂底公使酒库之印的金代锢印，在金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内，还出土了缝制的温酒炉。这些文物，可以证明金代上京路制酒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五、金代上京路的商业贸易与交通往来建立金政权后，极大地促进了上京路的经济发展。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得上京路的商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当时上京路各大城市和要冲之地，都设立了商品交易市场。上京路的商业税收，在金朝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商业的发展已成为上京路经济发展和社会迸步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上京路的交通运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金代上京路的商业贸易金代上京路商业贸易的发展，与辽朝奠定的商业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41、辽朝虽然僻处北睡，但商业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行宫市场、城镇市场，科国部之间市场，边境榷场都初具规模。”上京路作为金朝前期的首都和后期的陪都，商业发展尤为突出。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周围的一些新兴城镇，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随着辽与北宋的部分地区并入金朝版图后，II与北宋的商业贸易，也随之进入金上京路，使得金上京路所管辖的路、府、州、县的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商业贸易呈现繁荣景象。上京路商业贸易的发展，重要表现为城市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女真人虽以武力得国，但也非常重视商业。例如上京路会宁府，最初也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首长活动的中心村寨，城制极为简略，商业活动处于初级阶段。金大宗时，会宁府只有乾元殿
42、，天会十三年又建庆元宫，殿日辰居，门日景晖，后来金熙宗习染汉文化，宫室之壮，服饰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兴之贵，蔡卫之严，礼仪之算，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中原）为君之道，“出则警辟清道，入则端居九里，而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从金史地理志记载的看，会宁府的宫殿建筑板为完备，其中多数是熙宗时建造的。宋史陈亮传栽；昔者金人草居野处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中原）。会宁府是金初京城所在地，城内有华丽的宫殿，这样的城市，即使在当时中原人看来，也是较大的城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经来中国。”当时上京路会宁府已成为女真内地新兴的大都市。天会初，时
43、任西南路招讨使的耶律怀义，“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海陵王继位，为消除奴隶主贵族在上京路的势力和加速其向封建地主转化，同时为了加强对中原汉人的控制和南侵，把女真宗室贵族并徙之南迁往燕京。虽然都城南迂，但上京路境内的各城市商品贸易，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女真统治者根据其政治、经济的需要，在上京路建立许多城堡。其中铁骊、哈州、剖阿里、奴儿干等城都在今黑龙江下游。这些城堡既是金代上京路的政治据点，也是金代上京路辖区内的各地区活动中心。上京地区的各城市，商贸往来相当发达.在松花江下游的奥里迷古城附近墓中，出土的中原盥器和南方地区的产品丝绢的残迹，都说明金代上京路与中原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
44、来往和贸易关系。（一）金代上京路的交遹建设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之间的商业贸易，与商业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的,便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金朝建立之初，女真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对交通要道的建设和管理。金代对道路交通一直由兵部和工部共同分工管理。兵部学铺驿”“工部掌道路、桥桀之事。”各路、府、州设都水监，正四品，掌川泽、津梁、舟辑、河渠之事。”金代还设有四方馆。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控诸路驿舍、驿马，井陈设器皿等事。在上京总管府设街道司（正九品），掌酒街遒、修治沟渠。金代在上京路设立的驿站称为“寨”、铺或馆。铺驿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女真人担任。铺设有铺头，掌管铺兵。每个驿铺（寨、馆）均备有一定数量的马车
45、、牛车，另外还有数匹快马。临近江河的驿铺还要准备供涉渡的运输工具。驿铺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传递圣旨、文信、军情、运送物资、招待使节、官员等事项。铺驿所需的费用，完全向民间摊派，称为“铺马钱。有关上京路地区的交通路线的文献记载很少，但是根据考古调查资料，完全可以勾画出金代上京路的交通情况。金朝在上京路以会宁府为中心，开辟了通往东、西、南、北各方的交通线路。关于金代的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两部分。今黑龙江境内.残存的157座古城遗址？报？辑？就，大多依江河而速。松花江成为了重要的水陵交通要道。承安五年（1200年），金章宗曾在“蒙州置漕运”？褪？鞠？就以总领水运诸事。在今阿城区西部与哈尔滨市西南部与西部郊
46、区，有一条上通松花江，下接阿什河的古河道，俗称金兀末运粮河。在运粮河两岸，发现了金代遗址，并出土了大批金代铜钱、谷物、陶器。1982年,在新农乡的运粮河畔，还发现了木船，长约9米，宽1.5米,木杷内有“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可知，金代遗留下来的。阿什河流域的金兀术运粮河，在清代的吉林通志中，称苇塘河。G吉林通志：出滨州厅西南广庆庄西直阿勒楚喀城50余里，西流入双城东界，经西拉山南，东受一小河（河出半拉山北），又曲折西北流，经新立屯西，直北注入混同江。凡行一百五十余里”。1925年出版的双城县志载：城西北80余里古城，俗称单城子，西距拉林河口30里，北距松花江10里，城旁有无水长沟L道，似水道
47、遗迹，俗称金术运粮河。哈尔滨市地名录载：运粮河，原名芾塘河，俗称金兀术运粮河，在哈尔滨市西郊，道里太平镇与新农乡界河故道，自阿城市阿什河乡白城村西，经双城市周家镇、新乡村、五家乡、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乡和道里区榆树乡、新农乡、太平镇，北至松花江，长150里。运粮河清末尚有积水，后淤断，是往金上京城漕运粮食、布匹、食盐而开苗的人工运河。沿河有立功、友谊、兴隆等三座水库，有哈五、哈前、哈临公路桥和哈大、拉滨铁路桥”。在金兀术运粮河沿岸有八座金代古城堡，即松山古城、四方台古城.半拉子古城.永胜古城.平乐古城、射马古城，分布在哈尔滨市双城区、阿城区、道里区、平房区内。通过这些古城可以看出，“当时的金兀术
48、运粮河，是重要的军事通道。古城堡还起着对运粮河的保卫仓储等作用。当时中原往上京运送物资，“多顺松花江而下，行至阿什河口再溯流而上，这就十分费力。为了缩短运输路程，使物资顺利的到达上京城，金代才开辟了这条运河，它是金代上京路地区漕运史上的杰作。上京路会宁府故城通往五国城有一条水路，即从按出虎水（阿什河）沿河而下，在今哈尔滨荒山口而东去，直达五国城。据洪皓松漠纪闻我：“运粮者多自国都（会宁府）经五国城。”有人符肇州通往荷与路的交通考证为“由混同江乘胎下行转活剌浑水（今呼兰河）上行，再转通铿江（今遹肯河）上行，即到今黑龙江省拜泉县三道镇附近，然后舍舟登陆西行，越过一段草原道路，可抵蒲与路，全程九百余里。相对水路来说，上京路的陆路交通辐射更广。金朝在沿用辽朝旧有陆路交通系统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造。设立驿站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早在金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金太宗就命“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闰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王禹浪在金代黑龙江述略中，介绍了以会宁府为中心，上京路地区的16条交通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