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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海”之外：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与北方革命文学BeyondBeijingandShanghaiiNationalRevolution,NationalRevolutionandNorthernRevolutionaryLiterature作者：张武军作者简介：张武军，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21年第20216期第144-164页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上海左翼文学和北方“学院-京派”文学这一格局，主导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取向，北方革命文学因此遭遇双重的“不见”。本文力图在“京海”研究思维之外，以考辨诸多北方左翼人士的回忆录为起点，
2、检视这一时期北平革命文学刊物，梳理北平两大报纸河北民国日报华北口报的副刊，并结合具体作家作品，重新进入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作为国民革命延续和民族国家革命主导的北方革命文学，承续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实践，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主体性与独特性的体现。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1年10期关键词：北平左联/北方革命文学/华北Fl报副刊/河北民国Fl报/京派北京曾以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策源地著称，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沦为旧京的北平，虽保留着“文化城”的名号，但似乎与“革命和革命文学无缘，没有了五四运动时的朝气与火热，沉默、冷清、老旧、荒原成为搭配在“北平之前的惯用修饰词。革命文学乃
3、至新文学的中心都转到上海，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起笔就是“1928年的上海和上海：文人的趋归”，他的论述与其说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时代演进，毋宁说是北京（平）到上海的文学空间转换，革命文学完全等同于上海革命文学。这样的论述逻辑，也是学界的普遍认知，有学者就认为：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的诞生地。与此相对应，研究界一提到1930年代的北方，就只看到京派文人的风采，也就是学院派的风采，学院-京派主导着北方文学的历史叙述和研究取向。不管倾向和立场如何，各方似乎有意无意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了两大文化中心，并且形成了京派和左联两分天下的格局。北方革命文学要么成了胡风当
4、初所说的京派看不到的世界”，要么被收编到上海左翼的叙事框架，遭遇双重的不见。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沿着胡风提出的命题继续开拓，探寻京派视野和学院-京派研究中的看不到，还要进一步挖掘上海左翼视野下的盲见”，再现和重构那不能被上海左翼所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历史。一、回忆所建构的北方革命文学“文革之后，调查和考证左联成员名单，征集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搜寻和编撰左联和革命文学史料，是当时研究界的重大课题。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和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各自整理的左联成员名单和访谈录中，开始出现北平（北方）左联成员的身影和活动。与此同时，新文学史料刊发的系列左翼作家回忆录，也逐步推出了一
5、些平津地区左翼作家的文章，包括孙席珍、杨纤如、王志之、王余杞、陆万美、陈沂、刘尊棋、张磐石、李俊民、郝冠英等，北平（北方）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逐渐浮出地表。相较上海左联，北平（北方）左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和档案资料，因此健在者的回忆和口述弥足珍贵。然而，作为史料的回忆录，问题也不少。首先，人的记忆有时限，晚年的回忆可信度更要打折扣。孙席珍、端木蒸良、陆万美、王志之等撰写回忆录时，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时错记漏记，彼此之间叙述有出入，这都很正常，也无法避免。例如李长路回忆北平左联成立大会有郑伯奇和宋之的参加，言之凿凿且提供了细节，但郑伯奇这一时期根本就没来北平；陆万美回忆潘训找曹靖华
6、一起筹备北平左联，而这时的曹靖华还在苏联；王志之把和他一起邀请鲁迅作演讲的同学潘炳皋误记为谷万川，虽有人指出，但王仍坚持自己没有记错，比对潘炳皋当时发表在北国月刊上的鲁迅先生访问记、张永年发表在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的鲁迅访问记，就可知他真的记忆有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其次，回忆录与其说提供的是过去的历史，毋宁说呈现的是当事人写作回忆录时的心态。文革期间，不少文艺工作者曾因左联活动而蒙冤受屈，因此，自我辩诬、相互证确、突出革命贡献，成为诸多左联当事人讲述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正名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自我美化?口不断抬高就无可避免。陈白尘曾毫不客气地批评新文学史料上的诸多回忆录：有人借名
7、人以自重，说郭老、茅公（茅盾）对他如何如何,或说周总理生前多次召见他、或说几次看过他的戏等等，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又有人自称与左联的关系如何如何，或称对地下党干过什么什么，也都无从查对，有些深知内情者，又不愿公开揭露，以伤和气。这就使史料成为某种宣传品，害人不浅。”北平左联回忆录中的这一现象更加突出。最明显的例证当属孙席珍，他在北方左翼享有较高声誉，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也常常被认为是最关键的材料。但很显然，他有意无意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把不少未曾经历的活动揽到自己身上。他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和潘漠华等人如何一开始就推动筹备了北方左联，并经由其他筹备人的建议，由文委任命为首任负责人。”成立会
8、上，通过了章程和工作纲领，推选了潘漠华、台静农、刘尊棋、杨刚和我为常委，除一人兼任书记外,其余分管组织、联络、宣传、总务等等，下设几个干事，分在各组。我名义上虽兼任书记，因为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反而比较轻松些。”然而孙席珍的这一说法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当事人回应和印证，比对杨纤如、刘尊棋、李俊民、陈沂等真正的筹备者的叙述，就可发现孙席珍的回忆和北平左联成立之初实际情形的差异。杨纤如回忆左联成立时推出来的执委有段雪笙、潘训、谢冰莹、张璋、梁冰、刘尊棋、郑吟涛(郑蜀子、郑纹波)、张郁棠、杨子戒(后来她修正为陈壁如)，并提供了段雪笙作为筹备负责人的相关细节。刘尊棋的回忆指出段雪笙以筹备会负责人名义主
9、持会议，当选的执委是潘训、谢冰莹、郑德音、杨缤(杨刚)、段雪笙、张璋、梁冰、张哲之、陈壁如、陈沂。李俊民(11)、陈沂(12)、郝冠英(13)等当事人也提供了类似的叙述，虽然他们提供的执委名单略有出入，大致上还算比较接近，但都?口孙席珍所说相去甚远。仔细辨析孙席珍的叙述，有关左联成立之初的工作情形，几乎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外围事件，没有任何细节作支撑。这和其他筹备人的叙述有明显反差，也和他自己对左联后期的历史叙述形成鲜明对比。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孙席珍没有参与早期北方左联的筹建，也未担任执委，更不是什么负责人，他和范文澜、李霁野、曹靖华等人一样，最多是处于背后支持者地位或暗中支持者。Q4）早期北方
10、左联的事情要么是他道听途说，要么是后来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相关记忆的误植。孙席珍后来不断补充早期北方左联的参与者，而且都是执委级别的参与者，这显然不是记忆模糊所能解释，他回忆录中也说到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应该是没有实际参与的托词。还有像陆万美绘声绘色讲述了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夸大得实在太过明显；（15）王名衡回忆自己当选北平作家协会执委的履历，已经是有意造假。（16）此外，鲁迅“北平五讲，几乎也是每个北方左翼人津津乐道的主要业绩，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考察：鲁迅与北方左联，其实原本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因为鲁迅并未实际参与其组织和活动，也未与其成员有过多的关系可谈，只是在1932年北上省亲
11、时有过一次短暂交往，再就是与个别成员的单向交往和支持过几篇稿件。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却因为鲁迅的贵为左联盟主以及后来被请上神坛的特殊地位，一些亲历者便由此联想、比附和升华，在回忆、记述和阐释中不断添加进一些想当然的元素，使得鲁迅与北方左联的关系被夸大至无限，从而实现了各自初始与终极目的.Q7）鲁迅与北平左联成员未有过多关系可谈，这说法略有武断（18）,但不少回忆录无限夸大，借鲁迅以自重，也是显见的事实。然而，后来为数不多的一些北方左翼研究著述，常把一些明显有误的回忆用作支撑材料。因此，对于每一位后来者的讲述，作为研究者，都应保持审慎的怀疑。还有另夕1些亲历者后来的讲述，看似很客观，并
12、不凸显北方文学的革命性”，且刻意剥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例如，推动筹建北平左联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当属谢冰莹，可是，因为她后来定居台湾和美国，一再否认自己参加左联的历史。1981年7月她给魏中天的信中说：我不是左联发起人，因为教书、上课太忙，所以没有功夫参加工作。(19)后此，谢冰莹接受采访时，索性回避一切和政治、革命相关的活动：不管他是共产党国民党，什么党，搞政治的人我都不大喜欢。随便你们做什么，还有国家主义派，什么好多派。反正我不管。(20)事实上，她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一样丰富，或可说，正是这些丰富的政治活动成就了作家谢冰莹。很多人的回忆录都可证明她是北平左联的
13、发起人、北师大党小组负责人，艾芜还证实在上海加入左联时和谢冰莹夫妇编在一个小组(21),而胡风也说起过他和谢冰莹一起在东京左联活动的经历(22);谢冰莹不仅是北平左联最早的党员，也曾参与牵扯到北方党内斗争的筹备处，亦和托派”一起活动(23),一二八”之后还加入了福建人民政府并任妇女部长”，和国家主义派的胡云翼交往甚密，迁台后她又加入了国民党(24)。可见，谢冰莹无党无派的自叙很不可靠，而后来很多人尤其是不少台湾学者却以此作为论点支撑，其偏颇可想而知。总之，诸多北平左联回忆录，是研究北方革命文学的重要材料，但各方回忆录的“建构性也非常明显。因此，结合历史材料，对各种回忆录再造的附加内容”，进行一
14、点一滴的剥离，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开展北方革命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二、左就刊物与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脉络比起诸多后来者的回忆，北方左翼作家聚集的刊物，才是我们重建北方革命文学历史叙述的可靠材料。封世辉曾指出：三十年代前中期的北平左翼文学，不但在当时全国左翼文学中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左翼文学，而且还具有它自己的鲜明特点，不应长期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忽视。而要了解它，研究它，必须首先要了解刊载了关于它的大量资料的当时的北平左翼文学刊物。(25)但是，除了封世辉的简单且并不完整的钩沉，学界很少有人系统关注和整理北方左翼文学刊物(26),而这些刊物究竟有哪些特点，特别是相较于上海左翼刊物的独特性
15、，就更少有人探究。首先，从时间节点来看，九一八是重要的分水岭，绝大部分北方革命文学刊物都诞生在“九一八之后。根据封世辉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和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中的“报刊目录索引统计,北方革命文学刊物有70多种。封世辉列举的“九一八”之前的刊物只有三种，分别是1930年2月出版的新亚洲、1930年3月出版的转换、1930年10月出版的摩尔宁；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中收录的“九一八”之前的刊物有星星夜鹰廛尔转换，共计4种。其实，1928年北大学生李定中、傅浮沫、娄凝先等创办的谷风，王余杞和交大同学朱大树、北师大的王志之等创办的荒岛，也应算作北方早期革命文学刊物，前者据说是得到
16、中共北大支部的授意和支持，后者是得益于北京地下党组织的指示。(27)其次，从形式来看，北方革命文学刊物普遍存续时间较短,没有超过10期以上的，不少只有创刊号而已。后来诸多当事人回忆说，北方左翼刊物因为政治形势的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和北方军阀的围剿，多被查禁，很难持久。田涛就曾回忆说：北平出现过一种进步的文学月刊北国，如流星一闪即逝，大概只出版了一期。主编人澎岛(许延年)。在书市上发现彭岛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蝶蚣船出售。北国和娱蚣船后来都遭受被查禁的不幸的命运。（28）陆万美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文学杂志的命运，不能再继续编下去的原因，主要是特务对西北书店不断地搜查、禁止（29）;1936年斯诺活的中国一
17、书中下列杂志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提及王余杞主编的当代文学，并注明出版年代是1934年，现已直禁，多年以后，王余杞引述斯诺这段话，并加上“一切属实（30）。类似的回忆还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北平左翼刊物，都在后来的回忆中被叙述成因革命性而受查禁。近些年学界逐渐把革命文学置于更宽阔的社会历史场景。研究界普遍注意到上海租界为左翼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和保障（31）,但是，很少人关注北平革命文学的政治空间问题，相比较而言，南京政府对北平的控制始终有限，阎锡山接手北平、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倾向等各种状况不断，各方势力先后实际掌控北平、争夺北平，这都为左翼和
18、革命文学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胡风的张天翼论无法在上海发表，而北平的刊物却可以公开刊登。担任文学季刊的编辑靳以就曾提到：那时的文学季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设法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甚至已经在上海被检察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题换名印了出来.（32）宋之的动员王余杞办当代文学，主要目的也是以容纳在上海被检查抽掉的稿子（33）。北方左就文学刊物存续时间普遍较短，主要原因还是北平和上海不同的出版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沈从文批评上海左翼文学的“商业竞卖未免有些言过，但在上海，商业化助长左翼文学的繁荣，推动进步文学的发展（34）,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我们理解上海革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19、。然而，北方革命文学兴起的过程中，商业因素几乎不存在，不论是星星这样只有创刊号的杂志，还是出版了6期每期有上百页的北国这样的“大型”文学刊物，抑或是被誉为北平左联重要机关杂志的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它们都并非是书商、出版机构推动的结果，而是谢冰莹、澎岛、谷万川、张露薇这样的左翼青年的文学理想与志业结晶。最早的谷风杂志，虽有人回忆说是在中共北大支部动员下得以成立，但经费方面一无基金，二无来源，都是一般穷大学生，掏腰包缴社费，能力有限究竟难以为继。总共出了超不过四期就烟消云散了。（35）星星社同人致有志于投稿者：我们都是些经济未能独立的青年，所以报酬只以本刊；如真正穷得没有办法，需要现金的酬报的，则
20、请于篇末注明，我们自当竭力想别的办法；我们希望爱护本刊的投稿诸君，能以真实的态度对待我们！（36）展望社出版的新亚洲在投稿规约第6条申明，”来稿发表后，暂以本刊为酬，穆雨君写的创刊号编后又再次强调，不过因为经济的关系，对于来稿不能有报酬，尚希投稿诸君见原.（37）北国作为最持久的北方左翼文学刊物，澎岛他们不仅不考虑盈利，还要贴钱印刷和出版，维系刊物运转。北国创刊号编后中声称：本刊是公共的文艺园地，对于外来的稿件非常欢迎。不过，这里有一句说出来对于赐稿的诸位朋友们非常惭愧的话，就是除了友情上的感谢和本刊之外，暂时没有金钱上的酬报，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压迫下挣才酒的穷朋友。这点还请赐稿的诸位朋友们
21、原谅。（38）第三期的编后也谈到刊物运转的艰难，“每期的印刷费，完全由我们的穷朋友们从最氐的生活费里头瘠节出来，并总结说，文章并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用友谊聚拢来的。（39）其他北方左翼刊物，基本上都没有稿酬，特别强调“友情和“同人”支持。被誉为北平左联机关杂志的文学杂志，也是几个“友人”凑点钱自费印行，刊物宣言和编后亦强调公共性公开性，欢迎各种主张不同的文字，但又特别声明，作者之于刊物仍然是友情资助，来稿一经登载，暂以本刊为酬r。（40）北平左联另一重要机关刊物文艺月报，没有什么人给津贴，编者也特别感谢友人和读者：并且我们这一群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能像别人似的一筹就是两三万的基金。一切社会现象，
22、决定于经济的因子，这样使得这刊物几乎要流产；倘使没有许许多多爱好这刊物的读者们，一再的催逼，帮助，鼓励；我们的计划怕难有实现的日子。（41）张露薇主办的文学导报,尽管报社同人后来闹了矛盾，对张露薇颇为不满，但也阐明我们的合作完全是靠友情的关系（42）。唯一明确对外宣称每千字两元稿费的，是王余杞编的当代文学，因为稿费的缘由，刊物的作者队伍更加多元，也有很多像宋之的从上海拉来的稿子。但即便同样是租界的天津，出版市场和商业氛围也根本无法和上海相比，很快王余杞就被稿费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承印当代文学的天津书局以销路不好为由，要编完三期之后看收益情况再付作者稿费，而作者尤其是上海的作者屡屡催要稿费，第四
23、期编成付印后，书局依然拖欠，作者却不断催要稿费。王余杞有自己正式的工作，同时还在勤奋写作，他一人又要兼职编辑与校对，委实忙不过来，居中协调稿费事宜，更是他所不能应对的，结果还落了个吞没稿费”的嫌疑，刊物自然就无法继续办下去。王余杞把这些委屈，以及他对当代文学杂志的投入，对文学事业的热爱，都在关于当代文学中倾吐出来，文章就发表在他和澎岛等联合创办的左翼刊物每月文学创刊号，这个杂志也只有创刊号而已。北方左翼文学刊物不能持久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党组多变而又“左倾”的政策。自彭述之1927年恢复北方党组并担任顺直省委书记以来,就有了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路线的批判，此后北方党组顺直省委一直矛盾冲突不
24、断，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顺直省委”问题；一两年间省委三次改组，四次更换书记和常委，中央不断委派特派员接管工作，最后重组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依然纷争不休。受此影响，北平左联这一机构屡次被叫停，又屡次重新恢复。大革命之后很长时间，中共北方党组并不很重视文学文化工作，而是主要想利用北方军阀混战的形势发起暴动。1929年底，夜鹰文艺社成立之后，北平市委通知让把文艺二字去掉（43）。1930年9月18日北平左联成立，两天后，重新恢复成立的中共北方局发布通告第一号“，强调北方”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主要是加紧组织总同盟罢工，加紧组织地方暴动，并把学生、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工作视为“右倾的体现。（
25、44）针对保属特委询问左联事，北方局迅即答复并明确指示，进行学生运动之最中心的任务，还不是组织文艺团体的左联，而是在各校中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各校的革命学生会”，并特别告诫，”在进行文化工作时，必须严厉反对藉口文化运动而规避斗争的右倾危险”（着重号为原文所有）（45）。大致来说，1936年之前，北方党组的方针政策总体倾向是越来越左，工学对立，谢识分子右倾的批判，一波接一波。谢冰莹、韩麟徐张郁棠、潘训等这些知名的左联领导人，或因党内路线斗争、或因积极投入文学活动，而被视为右倾分子，有的甚至被开除党籍。北方革命文学几度陷入低谷，也与上述核心人物的被处分和离开北平有关。谢冰莹因为参加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
26、处”，被视为右倾分子开除党籍，和谢冰莹一起被处分的还有夜鹰文艺社文学理论素养极高的韩麟符，北平左联的执委张郁堂等，北平左联和北方左翼刊物也在这一时期陷入停顿，直到九一八”的爆发。文学杂志的停办其实也和河北省委1933年左的错误思想有关，潘训不满过左而被视为“右倾”，受到了停止组织关系的处分，他和王志之都在6月被派往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46）,文学杂志因此在7月停办。其实，比它更激进的文艺月报11月底还在出第三期，这就更能说明并非刊物本身的革命性而受到禁止，著名冬青”的编后杂记，更明确地透露了文艺月报刊物脱期和最后停刊的缘由：因为社中负编辑之责的社员多半到别处去，经过了一番改组以及种种周折，总
27、始由我来承乏继续编辑，却已使文艺月报脱期有三个多月了。（47）由此可见，左倾的政策、主要编辑的离开z是文学杂志文艺月报陷入停顿的主因，也是北平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在1933年遭受重大挫折和沉重打击”（48）的原因之一。没有很好的商业环境，北方左翼文学刊物不仅没有利润反而要创办者出钱补贴，很多号称左联机关刊物重要杂志”的，也并无组织经费资助和政策支持。但是，有诸多像谢冰莹、潘训这样不愿割舍文学志业的革命者，有诸多像澎岛、王余杞这样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们在革命工作之余，念念不忘文学和创作，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支撑着北方革命文学，这也是北方革命文学的主体性所在。很多年之后，已是历经风雨的左翼老人，仍能
28、回忆起北平街头的这一幕：南起顺城根，北至阜城门内，整个西城的南段，在那灰飞尘扬的大街小胡同里，来来往往俱是长发破皮鞋的青年。大家见面总要互问一声：最近在写什么？（49）一个刊物办不下去了，大家就会凑起来接着创办另一个，一个社团没法维系，大家就想方设法联合其他团体合办，北平左联盟员基于文学社团和创作的联络，展现了北方革命文学阵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自主性和自觉性。是写作和办刊把青年们团聚起来，这既是文学场”的不断扩大，也是“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北方革命文学活动也因此成为克服关门主义和“左倾路线的一股重要力量。(50)三、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副刊和北方革命文学考察北方文学场，除了同人社团创办的杂志
29、，更应被重视的还有报纸副刊，毕竟不论是此前的晨报京报lJfJ,还是之后的大公报副刊，都对北方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产生过至关紧要的影响。相比难以持久的期刊，持续发行的报纸副刊更能展现北方革命文学系统而又完整的历史，更能体现北方革命文学的特色和内在发展逻辑。北方著名左翼作家谢冰莹撰写的“女兵自传”系列作品,谈到了她和北平报纸副刊的关系。”为了言论过激，一些大报纸的副刊都不敢登我的作品，有位在华北日报当编辑的友人曾经好几次对我说：彳尔写一点软性的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文章不可以吗V笑话！我离开革命还能生存吗？这是我给他的答复。那时只有一家小报欢迎我写稿。(51)虽然谢冰莹的当编辑的友人“没有具体所指，但她
30、所说的不惧她言论过激的“只有一家小报，应该是和华北日报同性质的河北民国日报，谢冰莹在这一报纸副刊以英子敏英等为笔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并接受陆晶清邀请，共同担任副刊主编。1928年6月，从地下活动走向执政的北方国民党，先后创设了两份重要党报河北民国日报和华北日报。河北民国日报1928年6月创刊于北平，副刊始办于12月1日，迁往天津后更名为天津民国日报。河北民国日报是北方阐扬三民主义的、代表民众呼声的革命刊物，有一周述评可以知一周内之党务政治，有副刊可以研究革命文艺。（52）华北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直辖北方唯一的党报（53）,根据1928年9月6日中央常务会议第165次会议议案和设置党报办法：规定在
31、北平，汉口，广州等处各设一党报，由中央直接管理查北平地方重要，党报之设，刻不容缓。（54）北平国民党利用旧财部、交通部印刷设备和旧印铸局、农商部的场地，于1929年元旦正式出版发行华北日报。华北日报创办之后就成为北方最大报纸，同天创设的副刊，也是北方最重要最持久的副刊。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积极倡导革命文学，正如该副刊在其他报纸所做的广告：”副刊的目的，在阐扬革命理论，激发一般民众之革命的情绪，且欲实行文艺政策，提倡时代的文艺，内容异常丰富，并聘定实际参加革命且在文坛上负有盛名之文艺作家陆晶清女士主编。（55）曾经亲历了国民大革命的陆晶清作创刊致辞，她强调要“实行革命的文艺政策利用文艺的力量来激发人
32、们的革命性，但这样的责任确是太重大了，使她有些惶恐，所以她请当时革命作家“第一人谢冰莹合编河北民国日报副刊。（56）北方很多活跃的革命作家如谢冰莹、符号、陆晶清、王礼锡、于凄虞、高滔、潘炳皋、柯仲平等，都是该副刊的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北平左联的开创者和北方左翼的中坚。副刊中还有大量理论水平很高的革命文化文学论，因为使用笔名的缘故，具体作者已经不可考。例如副刊中署名素和金的作者相当活跃，前者发表有从五四纪念说到中国的革命今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妇女的新生命等一系列很有创见的理论文章；后者有像中国苦闷社会的象征及其治疗中国旧社会知识阶级的解剖从灾民说到革命等非常有深度的革命论说。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中
33、定位五四和纪念五四，痛斥国民党中央背叛了国民革命理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中国目前的革命，自从革命领袖离开了民众，军队离开了政府，政府离开了党之后，已经陷于失败的状态了。军阀们依旧互相火伊，冲突，官僚们依旧卵翼于军阀之下，希图相安一时，民众们，早已被新兴的反革命势力摧残殆尽了（57）大概因为陆晶清和谢冰莹两位女性编辑的缘故，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特别注重女性和革命、妇女运动的话题，像署名阿强”的为妇女运动谈及北平市妇协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内革命形势的堕落：按现在的环境：虽然高揭着革命的旗帜，嚷着革命的口号，贴着革命的标语，而事实上的确又走到辛亥以后的局面了。（58）素更是一语道破：妇女问题，要用革
34、命的方式才能解决；离开了革命，去讲妇女运动，是毫无意义的.（59）河北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不少重要作家如谢冰莹、胡也频、于凄虞、潘炳皋等人的作品，而且大部分作品都成了不被人关注的集夕H失作。诗歌史料专家刘福春,就在1929年1月23日的河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发现了胡也频的一首佚诗时代之火，而且这首诗歌非常关键，体现了胡也频革命意识的兴起，思想和风格的转变。（60）其实，这一报纸副刊上还有胡也频的其他佚作如各人的满足等。谢冰莹参编的河北民国日报副刊积极倡导革命，于北方革命文艺贡献颇多，这毋庸置疑，但华北日报及其副刊的革命性也不遑多让，几乎贯穿了北方革命文学的始终。华北日报创刊当天，排在最前面的题词是国
35、民党中常委谭延闿的“唤起民众，前面两版确实有国民党中央要员”以建设为主”的训政方针宣导，但后面各版却基本上都是“发动民众、以破坏为主的革命诉求。创刊当天的副刊，立场更加鲜明，主编杨晦写的发刊词，亦强调发动民众的重要，以及对所谓“建设的质疑：“不但是没有民众，实际上也并无所谓领袖。发刊词进一步质疑革命后的北方：就是将来，像这样，又何尝有一点光明的希望！就是建设试问又何从建起？”副刊的定位是那些在革命中寻找出路的青年：”一般无聊的文人在那里犯失眠症似地叫苦喊穷，似乎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一般青年因为时代思潮的激荡，革命风潮的风起云涌，一时陷于黑暗的痛苦里边或是疯狂而且凄惨地在风雨之中跌倒爬起不知所之的
36、，却似乎是不该不管，不能不顾的啊！（61）华北日报及其副刊的这种姿态，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青年作家，同时也因为晨报及其副刊的停办，澎岛、王余杞、闻国新等先前的文学青年，纷纷转投华北日报副刊。王余杞联合李自珍等人，在华北日报副刊主编杨晦的支持下开设徒然周刊，王余杞由此进入创作高峰期，在这一报纸副刊发表了大量作品，算上华北日报其他副刊栏目，共计50多篇。而且，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没有被收录到后来的王余杞文集，当属集外佚作。1929年2月19日王余杞在华北日报上发表的革命的方老爷，颇能代表北方青年对国民革命的思考。作品讽刺之前大骂革命军的方老爷，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摇身一变，口口声声宣扬三民主义，让几个姨太太也
37、要跟着喊救国口号，形象地传达了北方“咸与革命的事实。澎岛以许延年之本名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有小说阿拴夫妇被囚之夜压迫，独幕剧地保之妻等。被囚之夜展现出作者非常鲜明的革命理念”，作品使用阶级理论批判，反省知识分子阶层的虚伪与自私，礼赞以车夫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宽厚与伟大。独幕剧地保之妻把革命和北方农村社会变动结合起来，展现了澎岛在革命文学领域的开拓性。剧情设置的时间是1929年，地点是北方的一个农村，革命青年苏大鹏在吴三之妻的帮助下，向党部揭发了土豪劣绅的村董储圣昌和旧校董储士名破坏革命的阴谋，吴三之妻也在大鹏的启发下，前往妇女协会申请与丈夫离婚，理由是不愿意和破坏革命的污吏生活在一起，而选择与真心
38、革命的青年大鹏结合。这样的人物和情节，主题和结局，很像是1940年代解放区的书写模式。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借剧中革命者苏大腿之口，给爱人讲述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假的是打倒你我来坐，真的是打倒你我来活很显然，这真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延续。除了王余杞和澎岛，可以说，北方文艺界青年作家，尤其是偏左的文艺青年和北平左联的盟员，很少有没在华北日报及其副刊上发表文章的。可是，很多人后来选择回避与这一重要报纸副刊的关联，甚至转而极力否定之。担任过华北日报副刊每日座谈编辑的徐霞村，在与杨犁、吴福辉原本有关丁玲的访谈中，偶然间涉及自己编华北日报副刊的经历，主动说道：我倒希望关于这彳牛事我讲一下，因为这段事没
39、有人写，我也没把它写出来，我讲下来我负责！（杨：没有人知道？答：没有人写。）恐怕姚雪垠最早发表文章就在那个副刊上，我去年看过他发表的自传，他就没写那一段，好像是不愿写,因为华北日报是国民党办的报纸”杨和徐的问答很有意味，没有人写”的缘由并非不知道，而是当事人的有意回避。后来，徐霞村专门另约时间和杨、吴两人谈编华北日报副刊往事，徐谈起后来有名的左翼作家如刘白羽、姚雪垠、王西彦、黑丁等，这些人我不敢说他们第一篇文章都是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但是，我的印象是大多数他们最早发表的东西是在华北日报副刊（62）。其实，徐霞村提及的副刊每日座谈，只是漫长的华北日报副刊历史中的一小段（一年多）而已，只是众多
40、副刊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很多左覆作家在华北日报其他时段、其他副刊栏目发表过大量作品，基本上没人关注。徐霞村提及的王西彦，在华北日报各副刊发表文章共计60多篇，可以说是这一报纸副刊成就了王西彦的革命文学之路，然而，他后来谈起北平左联和北方革命文学时，对华北日报及其副刊极力贬低：更不缺乏国民党党棍特务们经手的大小出版物。在签订何梅协定之前，这类东西曾经很喧嚣过一阵；好在它们面目鲜明，欺骗性不大，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中间有一家报纸，甚至只能用大量篇幅去刊登xx皇后候选人访问记之类的无聊文字，向青年学生散布麻醉剂。（63）王西彦讲到北平作家协会成立时，也顺带贬斥华北日报：这是一次北平革命文艺界和进步教授
41、的大集会，北方各报，除了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其他如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都或详或简地作了报道。（64）但事实上，笔者恰恰是在华北日报看到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详实记录，并以此为线索追溯这一协会的性质和来龙去脉。相反，查询1936年11月23日之后数天的世界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和晨报（应该是北平晨报，笔者注），都未能找到有关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消息和报道。胡绳以“紫荻”为笔名，发表文章20多篇，6卷9册的胡绳全书几乎都没有收录。当时颇为引人瞩目的抗日志士史灿堂一八一宣言里他作为民族革命英雄被特别提及，排在瞿秋白、方志敏等人前面，于伶的神秘太太就以他舍身炸火车的事迹为原型也曾以低能儿
42、”为笔名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了许多作品。刘白羽、黑丁、潘炳皋、张露薇、田涛、吴伯萧、韦君宜、颜一烟、方殷、吴奔星、郭小川、梁斌等这些当时或后来颇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以及北方左翼文坛贡献较大的谷万川和谷牧，都有大量的作品见于华北日报副刊，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成了鲜为人知的集夕M失作（65）。只要我们认真检视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及其副刊，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北方国民党两大报纸副刊，团结了一大批革命文艺青年，培养了不少左翼作家，是北方革命文学最重要的园地。就前期革命书写而言，因为陆晶清、王礼锡、谢冰莹等人的主导，河北民国日报作者群体中，有不少是从国民革命战场撤退下来的，他们有革命的经历和体会；华北日
43、报副刊在杨晦的主持下，更多聚集了原本就在北方的文学青年，他们热烈地欢迎和拥抱国民革命的到来。可以说，正是这两拨人的;匚集，促成了北平左联的成立，奠定了北方革命文学的第一次勃兴。与南京方面在思想上对立、要求延续国民革命的理念，是平津国民党人的特征，也是我们认识北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关键。1928年6月北平国民党人从地下走向前台，成为可以公开活动的执政党，然而，随后新军阀阎锡山等又掌控了北方实际权力，再往后就是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的民族危机，可以说，北方国民党人始终很难有执政党”的体认。和南方国民党人仅仅把“革命”挂在嘴边不一样，他们面临的的确是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加之北
44、方国民党人主体构成依然是青年学生群体，他们始终秉承之前的革命理想，有强烈的革命诉求。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理论刊物奋进发刊词，就特别强调北方革命没有成功的现实，我们硬着嘴讴歌革命成功，反正民众是不承认的，则此次之革命，亦辛亥革命之旧戏重演而已，追想辛亥之失败，与现在革命之状况，深惧此次革命不可名状之过错，又蹈辛亥之覆辙”。（66）因而，就不难理解澎岛会在这一刊物上发表青年文艺家的出路,欢迎国民革命，倡导革命文学:现在所需要的文学，乃是革命的文学，乃是血和泪的文学。我们革命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67）除了河北民国日报华北日报以及一些党部刊物，北方国民党人曾出面
45、创办了不少小报，例如北平国民党人许孝炎创办的觉今日报，河北国民党党部一些成员出面创办的河北民报等。相比较而言，这些小报更为激进一些，例如河北民报副刊不但有革命文艺青年为左联烈士招魂，指认统治者为屠杀者；而且公开指斥国民党文艺政策的产物民族主义文学为应时小卖（68）。北京大学马俊江的博士论文，正是以此为起点，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通过北平小报，他将左翼革命文学与北平这座城市联系起来，并明确提出，小报乃是作为故都革命文艺青年的精神空间、与我们讲述故都革命文学故事的线索而存在。（69）他的相关成果，堪称近些年有关北方革命文学最富推进的叙述。不过，马俊江重点考察的觉今日报这一
46、“小报，是国民党人许孝炎所办，这同样说明了北方国民党人的国民革命和革命青年、革命文学的关联，而并非仅仅是“小报本身属性所造就，毕竟北平还有更多小报着眼于娱乐和趣味。同时，许孝炎也通过资助学生社团、编印刊物等方式支持革命文学，孙席珍曾提到：在国民党伪党部里边，也有个别比较开明的人士，如许孝炎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表示同情，比如编印刊物等等，暗中也为我们开放绿灯，给予一些支持、照顾；他曾主办过一所大同中学，那里有好几位师生是北方左联的盟员，他虽心知，却并未公然限制他们的活动。（70）另夕懦要提及一下，马俊江重点论述的左翼社团泡沫社”及泡沫周报，不仅依附国民党系的觉今日报，同时这一社团也是由华北日
47、报最早刊登、推介和宣传的(71),这再次说明，华北日报副刊对北方革命文学社团的及时关注与积极介入。北方革命文学发展壮大的另一个契机就是九一八事变和民族革命的兴起，这从前文对左翼文学刊物的考察就能看出，而一直坚守在北平的华北日报副刊，也是理解这一时期文学动向的最好窗口。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替代阎锡山实际掌控北平,蒋介石和张开始了短暂的联合，被“阎派关停了接近一年的华北日报得以重新发刊。然而，副刊的“复刊词，一边像是检讨般的宣称单是嚷一嚷或是闹一闹是丝毫无用的；一面又是略带嘲讽的微辞：认真地读那像书样子的书；认真地学那像学问样子的学问罢！我谨以厨川白村先生谈呆子的几句话移赠于我们现在的青年了。(72)副刊上之前慷慨革命的言说开始变少，苦闷倾诉、前路迷茫的书写却增多，谈天说地的闲散之文也开始兴盛。苦闷与幻灭”也是这一时期北方青年的精神写照，当然，这种情形在大革命之后的武汉和上海，也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