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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奸雄集的真面目磁县城（古磁州）津I时村营乡。讲就城乡O潘志发现地西*三ii址操范围安丰乡习文铁阳县路临为I漳县曹操墓地示意图安阳城（古相州）在“拥刘反普”正统思想的遮蔽下，曹操一直是京剧中的白脸奸臣、文学中的乱世奸雄。真实的曹操形象，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下曹操在多数人心目中是一个奸雄”。学界虽然也曾出现过翻案的旋风，但终究不敌强大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其实，立大节而不拘小节是曹操的立身标准，回归历史，也应该成为评价曹操的重要标尺。有时，历史涂满了刀光剑影的血腥，投映着成王败寇的阴影，英雄也不是无过的圣人。不能因为历史上的血腥和强权，就否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特殊的历史情境，以抽象的
2、道义标准否定历史人物的贡献。如果翻阅三国志曹操集，不仅能从中感受到曹操慷慨任气的诗人气质，更能感受他安邦定国的理想、远见卓识的睿智、推贤从善的精神和恤土爱民的情怀。天下归心曹操一生，戎马俊佬，亲冒矢石，九死一生，始终以“周公吐哺”的热忱，追求“天下归心”的政治向心力，以达到他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对酒），即吏治清明，辅弼忠正，教化盛行，仓縻丰足。可以说，安邦定国是曹操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曹操崛起于汉末动乱，他目睹董卓废除少帝，引起天下震动、军阀蜂起，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所以先后拒绝王
3、芬、许攸谋废灵帝以及袁绍、韩馥谋废献帝;后来他南征袁术，北击袁绍，又粉粹了二袁试图篡夺汉室、登基称帝的阴谋。这在天下分崩的态势下，对有效阻止国家的进步分裂，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虽然语气倨傲，却也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兴平二年（195年），长安大乱，天子东迁，兵败于曹阳，汉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也正是在这危急时刻，曹操进军击破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迎天子于洛阳，挽救了汉王朝覆亡的命运。后来，又因洛阳残破，迁天子都于许昌，“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以说，在董卓乱政之后，是曹操将汉王朝从垂死的边缘拉回到正常
4、轨道，使几已丧失殆尽的国家制度和权力意志得到恢复。其后汉王朝又延续了二十五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曹操可谓居功至伟。从前多强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面，用“挟”字凸显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都许昌，唯在获取压倒其他军阀的政治资源，完全忽略了此举对于国家统一的意义。建安十八年（213年），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将“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作为此又君之功也”，并称赞“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恐非仅仅是公文客套。后来，曹操北灭乌桓，南征荆州，兵平凉州，单于请和，不仅统一了北中国，而且平定了汉代以来一直棘手的北方边患。即使自己势力鼎盛、朝廷大权在握之时
5、，曹操也仍然坚持国家统一。他经常自比周公、齐桓，对他们始终如一地奉事周室赞赏不已，“周西伯昌，怀此圣德犹奉事殷，论叙其美丁齐桓之功，为霸之首正而不谪，其德传称”（短歌行二），所奉行的乃是“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让县自明本志令）的人生理想。毕生追求国家统一，虽统一之志不遂，令人扼腕叹息，然所开创的曹魏基业，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制度上奠定了西晋统一的基础。命世之才曹操之所以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主要缘于他的远见卓识。每在历史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曹操都能以超越常人的睿智，洞察天下大势。东汉名臣桥玄谓之是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以“月旦评”闻名的许劭亦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之，语虽不
6、恭，也并未否定其雄杰的一面。其实，所谓“奸”，小则为狡，是乱世的生存智慧;大则为智，是隐蔽于政治背后的方略。历史证明，在汉末动乱中，曹操堪称扭转乾坤的人物。尤值一说的是，董卓乱政，关东举兵，推袁绍为盟主。然而，各路军阀各怀野心，造成“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蒿里行）的延宕局面。曹操劝袁绍“举义兵以诛暴乱”，为袁绍分析董卓的战略失误在于：不能以王室为核心凝聚向心力，不能依凭二周赖以存国的山川之险，反而“焚烧宫室，劫迁天子”，不仅造成天下动荡，更重要的是摧毁了天子偶像，丧失了士民依附皇权的政治凝聚力，从而自蹈险境，故可“一战而天下定”。然而，袁绍犹豫不决，丧失了绝佳的击败董卓的机会。如果历史可以
7、重来，袁绍听从曹操之计，汉末动乱未必会延续那么多年。这种从战略位置、政治资源、人心向背上，洞察天下大势，非常人可识之。从官渡之战对袁绍的分析，南征荆州对刘表的分析，“生子当如繇仲谋”的感慨，说明他对自己的对手也洞若观火，知己知彼。而曹操所实行的战时屯田政策，国家甫一小安就下令兴学、建立泮宫的教化之举等体国经野的高瞻远瞩，在三国诸雄中，也是无人能及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是曹操磊落胸襟的重要表现。其瘫露诗在追述汉亡的历史教训时说“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认为所任非人，是汉室式微的重要原因。所以曹操治理军政，非常重视用人。而且曹操用人，据其大节，不拘小谨，且持正公平，不因私废公。三国志魏
8、书郭嘉传记载：“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郭嘉是曹操重要谋士，曾在北征乌桓时建立奇功。郭嘉因为行为不检点而数次遭到陈群弹劾，曹操既推重郭嘉之坦然自若，又欣赏陈群之执法持正。尊重人才的个性，秉正法律的严明，是曹操用人和治政的一贯作风。他曾高调宣称：“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诸儿令）所以曹植私开司马门，曹操愤怒地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今“另吾异目视此儿矣”（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曹操求贤若渴，又不求全责备。他曾于建安十五（210年）、十九（214年）、二十二年（217年），分别三下求贤令，取士的标准是“有治国用兵之术
9、”，且勇于“进取”。不论出身，“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不论德行，不仅“被褐怀玉”者可用之，“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者亦可用之。我们对曹操的用人政策，曾产生诸多误解，认为唯有曹操取士重才轻德。其实，曹操“唯才是举”乃是鉴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历史教训，汲取历代乱世帝王取士经验而作出的基本判断。稽之史实，前代乱世中的帝王、诸侯用人无不重才轻德，即使汉高祖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前人用而不言，唯有曹操开诚布公地颁布了一个取士“告示，这是其胆略过人处，也是其性格通脱处。而且曹操的这种取士制度，也只是“战时”的临时性政策。“治平尚德行，有事赏事功”（论吏士行能令），是曹操的基本
10、治政方略。即使在乱世，他也仍然实行德才并重的“双轨制”用人方针。他不仅推重卢植、杜畿等儒家典范人物，对“丧乱已来，风教凋薄”（为徐宣议陈矫下令）深怀忧虑，而且虚心接受部僚对其人才政策的批评。他对何夔注重名望、道德、伦理、忠直的取士标准深表同意，也推重毛圻注重清廉、正直、节操的取士观念，并感叹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书毛班传）“双轨制”的用人制度，为治乱集聚了大批甘冒矢石、运筹帷蜴的军事人才，也为治平集聚了大批“儒通经术，吏达文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文官人才。曹操不仅“唯才是举”，而且善于用才。从善如流，推功部僚，是曹操善于用才的两大标志。曹操曾下求言令，要求部
11、僚“月旦各言其失”“纸书函封”送呈之，以供采纳。曹操固然多谋善断，识见高远，战时善设奇兵，诡谴多变，然而千虑一失亦间或有之。所以，每次大战前夕，大都悉心听取谋士建议，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如迎天子都许昌的政治方略，官渡决战的历史转折，北征乌桓的统一大业，战时经济的屯田政策，都是接受了部僚建议而作出的英明决断。难能可贵的是，曹操不贪天之功为己有，也不讳言自己的失误与短视。所上奏表，多推功部僚，论功请赏。对自己决策的失误和部僚进谏的贡献，往往不避烦琐，详细阐释。如请增封荀戒表，陈述荀或所献二策对于决胜官渡之战、克平河北四州的决定性意义。以“众寡粮单”“臣粮亦尽”，突出荀戒的气魄和胆略;以“向使”“复
12、若”，假设如无荀底之策，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凸显荀或运筹帷幄的战略意义。尤其是起发臣心，革易愚虑”“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将自己识见之愚浅和荀或谋略之深远对比，特别令人动容。爱民恤士曹操深厚的人文情怀，尤其表现在爱民恤士的人本意识上。作为汉末统治者，要在天下大乱中恢复国家的基本职能，不得不采取冷酷的“申、商之法术”，不得不以铁腕重整社会秩序。然而,曹操的恤士爱民又使冷酷的法制浸染着温馨的生命温度,森严的秩序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战争与生命是二元悖论的存在。曹操既选择了战争，却又悲悯无数生命在战争中消逝。他曾充满深情地表达了这种无奈的选择，如建安十四年（209年）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曰：“自顷以来
13、，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这种无奈的选择所造成的生命凋零，让他悲怆不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所以，方面，他希望在戟争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减轻战士的兵役之苦，最大限度降低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另一方面，战后又采取一切补救措施，或为阵亡将士无后者延续中国传统最重视的“香火”，使祭祀有人;或抚恤阵亡将士后代，使其生活有所依靠;或赈救鳏寡孤独、生活不可自理者。其拳拳爱民存下之心，恐非奸雄”所能为之。简言之，曹操不是完美的道德化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卓越的体国经野的实践主义者。如果脱去道义绑架的思维桎梏，拨开文学虚构夸饰的迷雾，还原历史真实，这位在汉末乱世中扭转乾坤的英雄形象，就会卓然闪烁于历史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