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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章,清代文学批评,第一节 清代的政治文化与文学,一、大一统的高压政治与士子热忱的低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钳制保证满族贵族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以汉制汉”，民族分化文字狱，打压反满思想编纂大型图书，软化反清情绪,清初，遗民排斥满清政权，不与朝政合作或直接抗清乾嘉时期，社会趋于稳定，却仍缺少对清王朝的文化认同诗人政治热情下降，结社主诗文唱和民族分化政策与反抗民族压迫,诗文创作大多数为应酬、交游之作，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作品大量涌现，这些消遣闲适之作反映了文人们远离政治的倾向。“风雪城南酒一种，宦情如水不能浓。”张问陶道出了清代中晚期诗人们的普遍心态。,二、经史考据时代的学术与文学明清之际的社会危
2、机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疏无学将明代的亡国归因于空疏无学的学术文化。士子们普遍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失落，造成了社会价值的混乱，最终失节误国。,钱谦益：“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而起。”,尚实的学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积极投身学术，以强烈的经世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开启了清代学术尚实的学风。清初这股重实证的学风到了乾嘉时期达到了鼎盛，学者们纷纷埋头故纸堆，专
3、事考据、辑佚、音韵、训诂、辨伪等学术活动，虽然失去了初期强烈的现实指向，但学理的成分却显著加强了。,道咸以后，国是日非，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重，不问现实的治学方法已不为时代所取，除俞樾、孙诒让等继续坚守乾嘉学风外，多数的学者则把学术引向了现实问题。,文学重学问的倾向翁方纲 肌理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有肌理为准。”开启了以考据作诗的风气，是典型的学人诗,对诗文中学问化倾向的批评袁枚 “性灵说”诗文是个人性情的表现，与考据无涉，批评考据学者“误把钞书当作诗”。郑燮：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清代：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的学术都开始得
4、到整理、融会贯通包括诗文评在内的整个清代文化学术，都具有总结的性质,第二节 清代文学批评概述,一、诗文理论云间、西泠派以陈子龙为代表一方面注重诗文的抒情言志功能，另一方面也强调形式风格的典雅“情以独到为尊，文以范古为美”,陈子龙将“忧时托志”视为诗的根本功能，强调政治情感的内涵，反对“不情而强为优之啼笑”造作之风。反对公安派的俚俗，认为在形式风格上要坚持古雅，认为“去淫滥而归雅正”才能“以维心术”。,虞山派以钱谦益为代表对明七子只注重诗歌的形式风格、模拟复古很不满，认为抒写性情才是诗歌的根本：“诗不本于言志，非诗也。”对公安派褒大于贬，肯定其在纠正复古风气上的作用，对其世俗化与当代化的审美趣味
5、不满。,“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国诸家，继祢之小宗也。”,清初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认为“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将诗人的真实感情分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认为后者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价值。,文章是天地的元气“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顾炎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出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文学要“镜情伪，屏盗言”。文贵独创，要有自己的见解“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
6、”,王士祯早年宗唐，“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再造平淡冲远的唐音。神韵说对司空徒、严羽诗味论的发展，偏爱于“兴会神到”“兴会超妙”的作品。康熙盛世在文化上雅正的追求,叶燮 原诗从诗歌的源、流、正、变等角度出发论述了沿、革、因、创的必然，对明代以来文坛拟古的风气进行了批判。从哲理的高度对文学创作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理、事、情”是世间万物的本原，“才、胆、识、力”是诗人应该具备的主观条件，创作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宋金元三家诗选等诗歌选本，诗论著作有说诗晬语。,翁方纲 肌理说袁枚 性灵说“古文一派，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一时
7、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镬。”,桐城派,“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方苞：义法说刘大櫆： “神气、音节、字句”姚鼐：义理、考证、文章,对桐城派的批评经学家的文论及其对桐城派所坚持的道统观的批评骈文家从散文体制方面对桐城派文统观的批评史学家对于桐城派义法说的批判,阳湖派,乾嘉时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是恽敬和张惠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取法百家“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
8、,举出了古文的“支”“敝”“体下”三病，对王慎中、归有光进行了批评：“遵岩之文瞻，瞻则用力必过，其失也，少文而多敝；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为容之失，二家缓急不同，同出于体下”。而究其原因，则在于他们“有意为古文”，“依附其体而为之”，故使其“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二、词曲理论,阳羡派陈维崧抨击了“词为小道”的观点，极力抬高词的地位。强调抒情写恨以寄托亡国之思,浙西派朱彝尊反对尊诗贬词的看法，认为诗与词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诗者词之余，然其流既分，不可复合。”,常州词派张惠言词乃是“意内言外”，主张词要反映现实，要有寄托、比兴，反对只在形式上用功。,周济“
9、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以正变论词，把符合温柔敦厚诗教的词列入正声，变而不失其旨的列入变声，并以正、变建立起了词统，使得词具有了体系性。,清代的戏曲批评金圣叹 西厢记点评本,李渔 闲情偶寄首标“结构第一”，针对舞台演出的弊病提出了“立头脑”“减头绪”“密针线”等理论。其次为“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戏曲创作与舞台表演中的问题，其中对结构、语言、题材等的论述尤为精辟。,洪升孔尚任,三、小说理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主要成就一是关于小说的艺术特征的论述小说的真实性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小说
10、的写作技巧,二是关于小说的社会价值的论述金圣叹：将水浒视为“才子书”，与庄子离骚史记以及杜诗、西厢记等并列，认为“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刘献廷：“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儒林外史“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第三节 主要观点与核心观念,一、崇变说【原文】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
11、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眺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他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叶燮原诗）,二、神韵说【原文】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上。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
12、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于斯二者兼之，又干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三、格调说【原文】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
13、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卷上一）,四、肌理说【原文】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曰：“声成文，谓之音，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此数言者，千万世之诗视此矣。学古有获者，日览千百家之诗可也。惟是检之于密理，约之于肌理，,则窃欲隅举焉。于唐得六家，于宋、金、元得五家，钞为一编，题曰“志言”，时以自勉，亦时以勉各同志，庶几有专师
14、而无泛鹜也欤！（复初斋文集卷四言志集序）,诗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此后接宋元者全恃真才实学以济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袭格调为事，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于斯时发泄之。然当其发泄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为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气复还于冲淡渊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经术实之也。（复初斋文集卷八神韵论下）,五、性灵说【原文】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
15、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莺花，岂古之莺花乎？然而不得谓今无莺花也；今之丝竹，岂古之丝竹乎？然而不得谓今无丝竹也。天籁一日不断，则人籁一日不绝。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乐，即诗也。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一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极，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尝谓变尧舜者
16、，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六、义法说【原文】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又书货殖传后）,七、立主脑与贵浅显【原文1】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
17、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李渔闲情偶寄）,【原文2】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不问而知为今曲，非元曲也。（李渔闲情偶寄）,八、比兴寄托【原文1】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
18、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杳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张惠言词选序）,【原文2】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若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盛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九、因文生事【原文】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