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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林毅夫（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No.C2001010 2001年11月30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本文为作者2001年5月14日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首讲的讲稿。作者感谢Gary Becker, 陈抗, James Heckman, Ralph Huenemann, 大冢启二郎, George Rosen, Jan Svejnar, 钱颖一, Kislev Yoav, 周浩, 和其他讲座参与者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在准备这篇文章时，刘明兴、章奇、刘培林提供了许多帮助。中文稿由胡书东翻译。上述诸人的帮助在此一并鸣谢。林毅夫（北京大学
2、和香港科技大学）内容摘要通过较快的资本积累和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欠发达国家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然而，这样的经济收敛仅仅发生于东亚少数几个欠发达经济。我认为：一个经济的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是决定收敛是否会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重要因素。假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采用扭曲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来补贴/保护这些企业。市场的作用会受到抑制，寻租行为
3、将会盛行。结果，这个经济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比较优势做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这个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快速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实现收敛。根据跨国经验数据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证实在产业/技术选择上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实现收敛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目标，改善市场的作用，鼓励企业在做产业/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一、引 言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被分为两类，一类由富裕的、工业化的、发达的国家（DCs）组成，另外一类则包
4、括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的国家（LDCs）。第一类国家广泛使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第二类国家却主要使用过时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19世纪以来，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摆在欠发达国家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课题(Gerschenkron 1962, Lal 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力图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确确实实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并且趋向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从很低的水平起步，日本人均收入用现价美元衡量，已经于1988年超过
5、了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于1996年超过了美国。台湾、韩国和香港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显著缩小。 我认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执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然而，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符合该经济的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于是，为了支持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就在国际贸易、金融部门和劳动市场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扭曲措施。通过扭曲，虽可能在发展中经济建立资本
6、密集型产业，不过却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使经济的效率低下，结果，收敛的目标未能实现。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意味着资本积累比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增长更快，无论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是如此。资本积累取决于经济剩余（或者说是利润），以及国民经济的储蓄倾向。如果欠发达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那么就会有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和最高的储蓄倾向，从而最大可能地进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
7、速的要素禀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实现收敛。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只有当国民经济的价格结构能够反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的时候，企业才能够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只有当价格是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时候，价格结构才能反应每一个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职能是维持市场的良好运转。我下面的演讲由以下内容构成：我将首先对关于经济增长与收敛问题的最新理论发展做一简短的讨论，然后，我将讨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问题和经济的比较优势，以及它们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之后，我将分析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发展战略的统计测度，并给出发展战略对收
8、敛的影响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在总结性评论中，我将讨论本演讲的政策含义。二、增长理论评论 战后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的时候，发展经济学家鼓励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干预政策，加速资本积累，追求“内向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直接瞄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 (Chenery 1961, Warr 1994)。苏联国家建设的初始成功，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对初级产品出口的悲观情绪，对市场缺乏信心，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强烈影响了这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 (Rosenstein-Rodan 1943, Prebisch 1959)。1950年代以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
9、，都采取了这类发展战略(Krueger 1992)。根据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的开拓性工作，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同样的技术而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经验证据表明，虽然美国不同州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收敛(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2; Baumol, 1986)，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却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Pearson et al. 1969; Romer 1994)。由于新古典增长
10、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的事实，罗默(Romer 1986, 1990)和卢卡斯(Lucas 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发展、“干中学”等因素内生决定的。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对于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超乎常规的增长和收敛的现象，新增长理论并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Pack 1994,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欠发达国家一般使用那些处于发达国家
11、技术前沿后面的技术 (Caselli and Coleman, 2000)。采用新的前沿技术的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只能通过研究和发展或其它创造知识的机制实现。然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存技术和技术转移实现技术创新。很显然，通过研究和发展实现的技术创新成本要远高于通过模仿或其他技术引进方式实现的技术创新，因此，从发达国家向欠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有助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产生新技术的机制对理解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性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到处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仍然面临哪类技术适合自己模仿或引进的问题。合适技术的思想首
12、次被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Atkinson and Stiglitz 1969)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他们提出了“局部性的干中学”(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概念。发展经济学中的类似观点由舒马赫(Schumacher 1973)提出。对合适技术的研究最近重新被 迪万和罗德里克（Diwan and Rodrick 1991）、巴苏和维尔（Basu and Weil 1998）、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9）等人的研究提出。 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对合适技术持有类似观点，一些经济学家如Takatoshi(1998)根据东亚奇迹的
13、经验教训，使用“飞鹅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的隐喻来描述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技术扩散的特征。但是，从这个隐喻里并不能得出明显的政策建议。但是建立在合适技术观点的理论模型对于收敛问题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巴苏和维尔(Basu and Weil 1998) 认为欠发达国家资本存量相对较低是采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个障碍。他们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提高储蓄率来利用先进技术，就有可能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时期。可是，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非洲和四小龙之外的亚洲国家政府提高储蓄率的努力没有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罗德里克(Rodrick 2000)在一个跨国研究中
14、显示，增长率决定储蓄率，而不是储蓄率决定增长率；同时，难于将提高储蓄率看成是触发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相反，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9) 强调进口技术的坏处。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的技术是由熟练工人使用的。当技术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时候，技术是由非熟练工人使用的。劳动技巧和技术之间的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和总要素生产率方面出现巨大差距。在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看来，改善工人的技巧基础和人力资本对于收入收敛是至关重要的，卢卡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Lucas 1993)。然而，阿斯莫格鲁和瑞立波蒂使用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他们假设
15、欠发达国家总是使用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的技术，而不是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合适技术观点并没有回答欠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合适角色是什么的问题。虽然知识扩散与合适技术之间的关系表明需要选择一个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遵循的发展路径，但是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是重要的，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政府是否应该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直接提供补贴，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三、自生能力、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它的技术和产业的函数。如果两个国家有相同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则它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基本相同。为了理解欠发达国家的收入是如何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我们需要弄清楚欠
16、发达国家怎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的差距。我先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含义，以及企业自生能力和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我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这是一个公认的命题。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
17、业和技术选择。图1中的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的各种可能生产技术或所需要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A点代表的技术比B点更为劳动密集。C、C1、D、D1是等成本线，等成本线的斜率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在一个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经济里（如等成本线C和C1所表示的那样），生产既定数量的产出采纳A点所代表的成本最低。当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的时候（如等成本线D和D1所表示的那样），采用B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如图1所示，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在图1中，如果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是C曲线，则
18、采用A点代表的技术就是成本最低的，任何其他技术选择，如B点，就会导致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将使选择A点以外的各种技术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一个竞争市场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 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当劳动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类似于图1中的C线，当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相对稀缺时，等成本线就会变化为类似于图1中的D线。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上面的讨论可以扩展到生产许多不同产品的一个产
19、业，以及拥有许多不同产业的经济中去。如图2所示， I1、 I2、I3分别代表产业I中具有相同产出价值的三个不同产品的等产量线，三个产品的平均相对资本密集度从I1到I 3递增。如图2所示，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品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最低成本线上，该线又是由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一个产业可由其所有不同产品的等产值曲线的包络线来代表。一个产业的等产值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该产业中以一个特定技术生产的某一特定产品，同一个等产值线上的所有产品都有相同的价值。如图3所示，一个有三个不同产业（用I、J和K三个产业等产值线表示）的经济，图上的三各产业有相同的产值。如果劳动相对丰裕，等成本线是C，则该经
20、济在I和J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进入这两个产业并选择相应的技术生产产品I1（或J1）的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假定随着资本相对丰裕度的提高，等成本线变化到D线，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将相应变化，企业也只有将自己的产品或技术J1调整到产业J中的J2，或者转移到K产业并生产K1产品，才能继续保持自生能力。在I产业生产I1产品的企业就会丧失自生能力。从上面的讨论可知，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四、可选择的发展战略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instit
21、ution）。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激励结构。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我将分析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我将发展战略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大类：(i)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 (ii)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为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提供便利。 格里芬(Griffin 1999)将发展战略分为六类：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绿色革命、再分配和社会主义战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
22、该战略的典型。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不过，战略转换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分析战略影响的好机会。IV.1：发展战略的特征(i)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 为了简化起见，讨论时我忽略了自然资源禀赋。不过，即使将自然资源一并考虑，也并不影响讨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 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他们的经
23、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曲线还如图3中的C时，他们就想发展一些类似K的产业，并K1所代表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比率）来生产该产品 重工业在过去是最先进的部门。今天欠发达国家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和其它高技术产业上，这些目前是最为资本密集型领域。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生产K1产品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相当于等成本曲线C和C1 之间距离的损失。我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政府要承担企业的损
24、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这次讨论我的重点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可以采取其他形式的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比如常常出于保障就业的目的而保护夕阳产业中的企业，这些产业已经因为该国的禀赋结构升级而丧失比较优势。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当欠发达
25、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另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项目所需设备一般在国内不能生产，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撑。然而，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有限而且主要是价值不高的农业和资源产品，外汇一般是稀缺的、昂贵的。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 欠发达国家追求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利率和汇率扭曲是很普遍的现象。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欠发达国家，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工资水平常常也被扭曲了。(Lin et al. 1996).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
26、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也能将资本配给那些不属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这事实上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有过的实际经验。当然，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收到的资本会少于政府不选择该战略时的资本量。另外，在确保优先发展的产业资金配给之后，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来配置剩余的资本，不过，此时市场利率将会
27、比资本完全由市场配置时高。市场工资率则正好相反，因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对劳动的需求比较少，此时，市场工资率会低于完全由市场配置时的水平。这样，非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就会在生产中选择比没有政府干预时更为劳动密集的技术。上面的分析也适用于对非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的外汇配置情况。从理论上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只要补贴企业因为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即可，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区分政策性负担诱致的损失和企业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企业会使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并动用一定的资源游说政府提供事前的政策优惠，例如获取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法律上赋予垄断权，等等，以便补偿政策性负担造成的损失。
28、除了政策优惠，如果企业依然还有损失，那么它们会再次要求政府提供事后的，特别的支持，如更多的优惠贷款。经济中会充满寻租行为。 寻租的损失估计要远远大于资源扭曲配置所造成的损失 (Kruger 1974). 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做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Lin and Tan 1999)。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ii) 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选择替代性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鼓励企业进
29、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生产中选择能够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技术。如上所述，该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适合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都是由该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然而，作为微观单位的企业的经理人员，不大可能充分认识到或者辨识出实际的禀赋条件。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企业产出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只有当要素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度时，他们才能进入一个正确的产业，选择一个正确的生产技术，而这又只能在市场是竞争性的时候才能做到。因此，当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时，它的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假定一个经济中的每
30、一个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取关于产品市场、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各种信息。所以，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或者顺利地从资本相对不密集的产业转向资本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可自由获得的。因此，花费一定资源搜寻和分析产业、产品及技术的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企业自己从事这些活动，那么它就会对这些信息保守秘密，其他企业相应也需要花费同样的资源去获得同样的信息，信息重复投资的现象就会出现。然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一旦信息收集和加工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
31、。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外部来源的帮助。所以，一个企业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除了人力资本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也可以使用产业政策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即使有政府产业政策提供的信息与协调，尝试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的企业也仍然有可能因为升级本身过于雄心勃勃，新的市场太小，
32、协调不适当等等情况的出现而失败。一个企业的失败会告诉其他企业，这个产业政策不合适，它们因而能够通过不遵循这个政策而避免失败。也就是说，第一个企业支付了失败的成本，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第一个企业成功了，这个成功也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外部性，促使其它企业从事类似的升级，第一个企业可能享有的创新租金也就会很快消失。这样，第一个企业可能的失败成本和成功红利之间是不对称的。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需要注意的是，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中都可以有产业政策，但这两种战略中的产业政
33、策存在本质的差异。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受到鼓励的新产业和技术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是一致的，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并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应该是有自生能力的，少量有一定期限的补贴就足以补偿信息的外部性，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在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对企业的支持时，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观点(Redding 1999)。然而，在我们的框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仅仅当政府的支持仅限于克服信息成本和先驱企业对其他企
34、业的外部性时才是成立的。产业应该与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新产业中的企业应该有自生能力，否则，一旦政府支持取消，这些企业就会倒闭。比较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的汽车生产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的产业政策差异。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汽车工业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梦想。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选择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的经验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应该采取促进重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观点。韩国在1970年代中期制定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并且取得了有限程度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工业开始于1950年
35、代，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自那时起到现在都需要仰仗政府的保护才能生存。同样一个产业政策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旦我们将这些国家制定和开始执行它们的产业政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问题就会变得很清楚 (参见表1) 。表1：人均收入水平 (单位： 1990年 Geary Khamis美元)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中国195510,9702,6951,197665818196514,0175,7711,578785945197516,06010,9733,4759001250资料来源：Maddison, Angus.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
36、0-1992, Paris: OECD, 1995, pp. 196-205.人均收入是一个经济的劳动和资本相对丰裕度的好的近似。高收入国家资本丰裕，工资率高，低收入国家的情形则相反。表1表明，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执行它的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40%。汽车产业那时并不是最为资本密集的产业，日本那时也不是资本稀缺的经济。日本通产省仅仅对日产和丰田提供了支持。然而，超过十家企业置通产省不要进入汽车产业的劝告于不顾，也开始生产汽车，虽然他们没有得到通产省的支持，但也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上面的证据表明，在1960年代中，日本的汽车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通产省推动汽车发展的产业
37、政策属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政策。当韩国在1970年代中执行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时，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美国当时的人均收入的大约20%，相当于日本当时人均收入的大约30%。这可能就是韩国政府需要给予它的汽车企业比日本政府所给予的更多、更久的支持的原因。即使有这样的支持，韩国的三个汽车企业最近还是有两个陷入破产困境。当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代执行它们的汽车工业发展政策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0%。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企业一点都没有自生能力，即使到了今天，它们的生存仍然要依靠政府的高度保护。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大推进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墨菲、施雷弗和维希尼很有影响的文
38、章发表之后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a, b) ，人们又重新对这个思想产生了兴趣。他们的文章表明，政府的协调和支持对于建立关键性产业是必要的，从关键性产业向其他产业产生的需求溢出会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大推进”战略要取得成功，受到推进的产业必须符合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受到推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在推进后必须具备自生能力。偏离比较优势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达国家那么多大推进努力失败的原因。IV.2：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在上述讨论中，我们的重点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以及它对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决定性影响。人力资本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近年
39、来已经受到发展文献的大量关注。最近旨在解释跨国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中已经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函数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且已经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 Caselli, Esquivel and Lefort 1996; Klenow and Rodriguez 1997; Barro 1997)。人力资本积累在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很快。这种升级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即使升级的过程是对更为先进的国家现存的产业和技术的模仿。经理人员或工
40、人们在升级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新技巧、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他们也需要对引进的技术做出许多改良，以便适应本国的环境。提高经理人员和工人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他们应付不确定性，进行必要的改良(Schultz 1975)。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时，它将离开成熟的，向比较新的、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产业和技术靠拢，这将要求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在新的、前沿性的产业和技术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越来越强。 近年来，许多文章都认为，不同的技术可能要求有不同程度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偏向 (Katz and Murphy 1992; Berman, Bou
41、nd and Griliches 1994; Acemoglu 1998; Caselli 1999)。关于技巧互补性的这个思想已经被用来解释美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工资不平等性的上升现象。 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收敛过程中同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人力资本并不是物质资本的替代物，人力资本的过渡积累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印度、拉丁美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他们对其祖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很小。不过，这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的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低，以致它们中的许多人不大可能在祖
42、国找到合适的位置去利用他们的人力资本。 IV.3：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比较试图赶超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包括知识精英，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大多数人直接观察到的是发达国家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的差距，以及产业和技术结构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然而，遵从比较优势的战略将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事实上会扼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许多其它理论也都试图解释欠发达国家在取得持续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
43、解释。(i)资本积累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所以，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想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取决于企业提供的剩余或利润的规模，以及经济活动人的储蓄率。当一个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在生产中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技术时，做为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结果，这个企业将是有竞争力的，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最大的剩余或利润。同时，当资本用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时，资本有最大可能的回报率，因此，经济活动人的储蓄激励最高。而且，政府不会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也不会动用行政力量
44、创造合法的垄断，于是，就不存在浪费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将拥有硬的预算约束，需要通过提高管理和竞争力赚取利润。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将导致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恰恰相反的结果。处于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的竞争力、资本回报率、寻租活动、预算约束软化等方面都是如此。所以，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快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ii) 技术转移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了基础 (Basu and Weil, 1998)。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因为新的与老的产业和技术之间
45、的差距在前一战略下要比在后一战略下小(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7)。而且，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对许多目标技术的专利保护可能已经过期，即使仍然处于专利保护之下，购买专利的费用也将低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标技术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目标技术要旧一些。有时，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企业可能无法从发达国家获取所需要的技术，需要“再发明轮子”（reinvent the wheel），自己投资于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研究和发展。所以，技术的获取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比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下低。(iii) 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许多经验研
46、究表明，更为开放的国家的收敛趋势要比更为封闭的国家的收敛趋势大 (Harberger 1984, Dollar 1992, Warner 1992, Ben-David 1993, Sachs and Warner 1995, Harrison 1996, Michaely 1977, Frankel and Romer 1999)。国际贸易被认为是有利于国际间的技术扩散。李(Lee 1995)发现，进口更多资本品的国家倾向于增长更快，这意味着新技术可能体现在资本品中。然而，罗德里格斯和罗德里克(Rodrguez and Rodrik 2000)却认为，“这个文献中的经验分析所牵涉到的方法论问
47、题使人们可以对这些结果给出不同的解释”，贸易政策的作用并不清楚。如果设备的进口促进了技术转移，那么政府是应该采取措施促进设备进口，还是最好是追求贸易自由化，实行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在我们的框架里，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程度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决定的参数。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去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为了促进不
48、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而阻碍了出口。社会主义经济、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与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会是没有利润的。 1990年代初我曾经在美国遇到过现代汽车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他告诉我，现代在成功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小汽车10年以后仍然处于亏本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它的政策支持。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会很少，会积累很多外债
49、，使这个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韩国是该战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欠发达经济来说，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出口，可能要比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进口替代要好。然而，选择鼓励出口战略的经济整体绩效将比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的经济差。 台湾和韩国是一个好的比较，台湾始终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战略，而韩国则常常试图从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转向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结果台湾的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宏观稳定性和其它发展指标都优于韩国。 因此，并不是更为外贸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增长的更好的政策。 (iv) 金融深化自从肖(Shaw 1969)和麦金农(Mckinnon 1973)的先驱性著作问世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