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曾国藩对理学的改造及其社会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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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曾国藩对理学的改造及其影响程太红1(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摘 要: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复兴的中坚人物,但他的学术与传统的程朱理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在学术风气的变化下,依据现实的剧变,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改造:吸收陆王心学的长处,消融理学内部门户之见;重视汉学,调和宋学和汉学;重视词章之学,并提出经济之学;高扬以礼合理的旗帜。这一改造影响深远,一方面暂时缓和了晚清统治危机,另一方面发扬了晚清学术务实的精神。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 改造 社会影响 经世 作为理学的衰落期,清代理学较宋明时期已黯然失色。章太炎谓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冯友兰、侯外庐等学者在研治理学时也较少涉及这一时期。

2、但由于时局的突变,清代理学相对前代又呈现出新的动向及特点。有一代宋儒之称的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梁启超在论及晚清理学中兴时就说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1一、消融理学内部门户之争传统的程朱理学有严格的门户之见,在曾国藩看来缺乏一种包容和涵浑的气量,使之成为其他学派攻击理学的口实。曾国藩曾评价说:程朱致使之语,或失或隘。2对理学的门户纷争

3、,他亦提出了批评,在复夏教授一文中指出:姚江宗陆,当湖(陆陇其) 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馀力,凡泾阳(顾宪成) 、景逸(高攀龙) 、黎洲(黄宗羲) 、苏门(孙奇逢) 诸先生近姚江者,皆遍摭其疵痏无完肤,独心折于汤雎州( 斌) 。雎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致书稼书,亦微规攻击姚江之过,而于上孙徵君钟元先生书及墓志铭,则中心悦服于姚江者至矣。盖苏门学姚江,睢州又学苏门者也。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苏门则慎独为功,睢州接其传,二曲则反身为学,雩鄠存其录皆在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学姚江而祸人者,莫如 以惩忿窒欲为下乘,以迁善改过为妄萌二语,人

4、之放心,岂有底止乎?3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极力不赞同理学内部的门户之见,他认为王学不免有流弊,但是陆王也是孔门大儒,陆王后学或建功立业,或忠节清修,其伟绩亦流传后世,自当不应否定。因此,曾国藩认为学者可以坚守自己崇尚的程朱理学,但并没有必要去指责别人,应该看到人家的长处,从大处着眼,不要拘泥于门户之见,应互相学习、借鉴。这也是曾氏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不废其他派别之长的一贯思想。二、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汉学和宋学属于儒学中的两大对立的派系,而正统的程朱理学对汉学多持否定的态度。北宋程颢说今之学者有三弊,其中一弊是牵于训诂。4而曾国藩则认为汉学、宋学各筑壁垒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他曾说:君子之

5、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情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5因此他对汉宋之争持批评态度,主张化敌为友,调和汉学和宋学。在曾国藩看来,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证诸古制而不谬,这些都有助于纠正理学空虚之病。6曾氏对宋学和汉学的调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视汉学的研习与训练。从曾国藩的日记、书信、读书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阅读了大量的汉学著作。他曾称道: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7他还告诫子弟: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8除此之外,曾国藩认为明训诂考据是作好古文的前提。他在家书中说道:余观汉人词章,未

6、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是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9他教导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而八本之首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10其二,重视考据学。曾国藩在调和宋学和汉学时,特别注重考据学。他曾说:我朝儒者,儒阎百诗、姚姬传诸公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至东晋梅赜始古文尚书并孔安国传,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老及朱子、梅鼎祚、归震川,皆疑其为伪。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以痛辨之,名曰疏注。自是辨之者数十家,人人皆称伪古文,伪孔氏。日知录中略有其原委。王西庄、孙

7、渊如、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此六经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11指出无论汉学、宋学,考据、训诂、辨伪的功夫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三,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即物穷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主张认识客观之物,但这种即物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以服务于既定的道德伦理为宗旨。清代初叶,顾亭林将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学风大力提倡,强调从现实出发以救国救民。而曾国藩对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的阐释则是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虚。天所谓事者,非物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12在这里曾氏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了。随着曾国藩对汉学的了解

8、越来越深,他更加重视汉学的作用。他曾经说道: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词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撤,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13正是曾国藩提倡汉宋兼容,才打破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正如他对曾纪泽所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之门径。14三、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正统的理学除了坚持义理之学,对汉学(即训诂考证之学)、词章之学(即文学)、百家杂学多持否定的态度。程颢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或于异端。15 除此之外,二程看不起文学,他们认为,作文害道溺于文章纵欲导悲。他们还

9、批评汉唐以来纠缠于文字训诂章句之学并不能见道,对于儒学以外的其他学说更是视为异端。朱熹也有同样的思想,他视汉唐以来的俗儒记诵词章之习为无用,并把权谋术数、百家众技之学看成是惑世巫民、充塞仁义者。16曾国藩则打破了这一门禁,他将姚鼐等人提出的三门学(即义理、考据、词章)增加到四门学(即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在坚持程朱义理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考据训诂学之外,对词章之学也加以重视,并且提出经济之学以增强理学经世致用的功能。首先,他强调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17词章之学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作用。晚清时期,理学家入盟桐城派,曾国藩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非常看重桐城文派的文贵载道,文学经世的学术宗旨

10、,并且还继承并发扬了桐城派弘扬孔孟之道的宣传功能。其次,他提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18曾国藩明确提出把经济之学纳入理学范畴,成为晚清理学的集大成者。为了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起来,他独创性地在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经济一门,进一步发展了唐鉴、姚鼐等人的三门学问之说。他说: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19因此,他就把学问分为四科: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

11、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0曾国藩将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是他理学思想的独创,强调了理学经世致用的作用。 最后,他认为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以义理之学为宗私意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21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22曾国藩将义理之学放于最核心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程朱得孔孟之道大者,通宋学就可以统领其他学术。考据是程朱所说得即物穷理,词章是表达义理、宣传义理的载体,经济则可以使义理落到实处。这样一来,四种学问集于一身,则最终可以达到修齐治本、内圣外王的境界。总体上看,四门学问丰富了理

12、学的内涵与实际功效。一方面,曾国藩用考据、词章、经济改造理学,使理学不脱离现实、为现实服务,相对摆脱了过去的空虚无用,从理论上加强了理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又以理学为宗,使现实社会发展不脱离理学的范围,在实践中提高了理学的社会地位。四、以礼合理儒家传统中的礼是指一种社会制度以及规范秩序。但在儒家的不同流派那里,礼的含义却是不同的。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将这种外在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孟子继承孔子这一说法将礼发展成为一种内在的人生哲学。荀子则强调礼的外在的社会强制性的规范功能。宋明礼学继承发展了孔孟的学说,虽然从未忽视礼的重要性,但其重心还是天人性命之学,礼学的地位并不突出。到了清

13、代礼学却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一大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礼经,涌现出礼书纲目、礼经释例等一批专著。礼学对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影响深远,他提出以礼合理,秉乎礼学,重视礼治。他以实践先王之礼为一生的己任:朴之所志,其大者盖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23因而他极力推行以礼合理,会通礼、理,为汉学的理学寻找宋学根据;并且以礼为纽带,联通理学与经世之学。其一,会通礼和理。曾国藩针对汉学家菲薄宋学的空虚,宋学家批评的汉学支离,提出了由博返约、格物正心,他主张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

14、、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24由博返约、格物正心,实际上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延伸。这样一来,理作为本末统率万事万物,又发散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上。曾国藩认为,汉学家从三千三百 一名一物中考核博稽古礼,所做的正是由博返约、格物正心的具体的工作,汉学家的明礼与宋学家的穷理并无本质上不同。其二,以礼经世。曾国藩吸取前人的理学思想,高举以礼经世的旗帜,把理学家的理具体化为可以落到社会事事物物的礼。在他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规章制度规范天下万物。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25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26他明确表示:

15、古人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27因而,他主张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前者表现为个人品质和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培养人的主体个性;后者表现为推己及人,以建立个人在社会的功业,其意图在于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其实,礼不仅在调和汉宋之争,连接理学与经世之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曾国藩整个理学思想中也处于核心地位。曾国藩理学思想在政治上体现的是以礼为核心的传统礼治,在人事上则是以礼为主要的纲常礼教。曾国藩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对应孔门四科,同时以礼统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即圣人经世载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28这样以来由理一分殊又回到了义殊归一,居于理学一间。 曾国藩通过对理学的

16、改造,使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摆脱统治危机,清政府爱采取了许多措施,曾国藩对理学的改造,促使理学中兴便是其中之一。曾氏将理学与经世的有力结合,直接强化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力量,给衰败中的清王朝注射了一剂强心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专制统治,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发展已呈现出新的转机,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在近代潮流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继续,已趋于衰亡之势。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绝不是曾国藩对理学进行改造所能挽回和改变的。到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曾经一度中兴的理学终究抵挡不住新潮流的冲击,失去了官方哲

17、学的尊崇地位,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曾国藩对理学进行改造对晚清学术影响也是很大的。钱穆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29曾氏将理学与经世思潮相结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以纠正理学的空虚弊病,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思路,增强了理学的应变性和务实的精神,并为理学经世派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思想保证,显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顽强生命力。熊十力在评价曾国藩时说道:其全副精神都在致实用,求实学。故其成就者众,足以康济一时。30程太红: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

18、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31页。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466-3477页。4程颢,程颐: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6页。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2页。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49页。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02页。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31-832页。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6

19、62页。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89页。1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6页。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5页。1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77页。15程颢,程颐: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1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5页。1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3页。1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92页。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20、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页。2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5页。2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页。2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页。2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56页。2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52页。2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0页。2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页。28郭嵩焘:曾文正公墓志铭,转引自张昭军: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29钱穆: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5页。30熊十力:与贺昌君书,转引自史革新;理学与晚清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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