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董仲舒“仁”“义”思想探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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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硕 士 学 位 论 文论文题目：董仲舒“仁”“义”思想探析 A Research into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Ideology作者姓名： 作者学号：2006050015指导教师：论文密级：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史单位年级： 06级完成日期： 2010年5月渤海大学研究生学院渤海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承诺： 所呈交的硕士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所取得独立研究的成果。除论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2、。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论文作者签名（手写）：日期： 年 月 日关于硕士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渤海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进行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于渤海大学。渤海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文作者授权渤海大学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并进行检索，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非保密论文注

3、释：本学位论文不属于保密范围，适用本授权书。论文作者签名（手写）： 日期： 指导教师签名（手写）： 日期： 董仲舒 “仁”“义”思想探析摘 要儒家“仁”“义”思想一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汉代有关的政治思想中，社会教化理论是汉代统治阶层巩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步骤。董仲舒的“仁”“义”理论是儒家伦理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现今的社会道德的建设中，董仲舒的“仁”“义”理论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运用道德哲学中关于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的基本理论对董仲舒的“仁”“义”进行分别解析。针对于“仁”作为具体的道德实践要求，结合伦理学基本原理探讨“仁”的自律与他律的双

4、重特点。分析“义”作为具体道德实践标准的独立性，进一步论述“义”作为具体道德实践标准在董仲舒教化思想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仁”“义”与“利”的关系角度分析董仲舒的道德实践对于功利方面的约束作用。分析“仁”“义”道德实践理论的立论基础，明确“天人关系”在“仁”“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进一步论述“仁”“义”思想作为具体道德实践标准的辩证关系，揭示董仲舒道德教化在中国伦理学中的独创性价值。关 键 词:人性论；“仁”；“义”；道德自律；道德他律 A RESEARCH INTO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AND“RIGHTEOUS” IDEOLOGYABSTRACT

5、The Confucianism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ideology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about Han dynasty, social moraliz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Han dynasty rulers which used to consolidat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Dong

6、 Zhongshu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heory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ethic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ity,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ideology has some reference to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how to create a harmo

7、nious socialist society.Respectively to resolve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theory which use the basic theory about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moral heteronomy in the moral philosophy. On the one hand, it pointed out the basic content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as the specific

8、ethical standards of moral theory. The ethical practice of benevolence a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thic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double on the benevolence of the 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ymous morality. The specificity of “righteous” theory as t

9、he specific standards of moral practice, and Further discussing “righteous” as the specific ethical standards of practice in Dong Zhongshus moral education theory. From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enevolence”, righteous and benefit , which analyzed the binding from the role of moral practice of the asp

10、ect of utilitarian. On another hand, it fatherly discussed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ideology, and analyzing rationale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moral practice, and clear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in the “benevolence” and “righte

11、ous” theory. In addition, it furthe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 as specific moral standards, and finding out the value of the original of Dong Zhongshus moral education theory in the Chinese ethics.KEYWORDS: human nature; “benevolence”; “righteous”; moral se

12、lf-discipline;heteronomous morality目 录引 言1一 董仲舒“仁”“义”思想源流3（一）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仁”“义”思想流变3（二）西汉时期历史背景5二 董仲舒“仁”“义”思想理论7（一） 董仲舒“仁”“义”思想的道德评价对象71、“万民皆有仁义之质”的性向善论82、以“性三品”为内容的性品级论9（二） 董仲舒“仁”“义”思想的道德实践理论111、董仲舒“仁”“义”思想的基本内容122、董仲舒“仁”“义”道德实践理论分析17三 董仲舒“仁”“义”思想的影响20（一） 对汉代的影响201、西汉政治伦理化202、“春秋诀狱”与引经入法213、汉代社会伦理政治化22

13、4、盐铁会议23（二）对后世的影响241、学术影响242、社会影响25结 语26参考文献27后 记.28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29Contents0 Preface.11 The headstream of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righteous” theory .31.1The Confucians “benevolence” “righteous” theory before Dong Zhongshus in the pre-Qin dynasty and the west Han dynasty.31.2The historica

14、l background of the west Han dynasty.52 The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righteous” theory.72.1 The object of moral evaluation in the Dong Zhongshus moral theory.72.1.1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ends to good”.82.1.2 The theory of “levels of human nature” .92.2 The theory of moral practice in the

15、 Dong Zhongshus ethics.112.2.1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Dong Zhongshus moral practice theory.122.2.2 The analysis of the Dong Zhongshus moral practice theory.173 The affection of the Dong Zhongshus “benevolence” “righteous” theory.203.1 The affection of the Han dynasty.203.1.1 The tendency of ethics

16、in the Han dynastys polity.203.1.2 Cases by Confucian dogma.203.1.3 The tendency of polity in the Han dynasty ethics.223.1.4 The conference of 86 BC.223.2 The affection of afterworld233.2.1 The affection in Science.253.2.2 The affection in Society.25Conclusion.26Reference.27Postscript.28The academic

17、 achievements during studing for the Masters Degree29引 言在遵循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基础之上，本文除运用历史学的归纳、比较与演绎等方法之外，尝试性结合中国思想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的基本观点，也是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从现有的学术论文来看，针对董仲舒在前人基础之上的继承性问题的相关论文数量已经很多，纵向比较研究趋向完整。如果继续对董仲舒的“仁”“义”理论进行研究，只有打破本学科的专业思路限制，从社会学中的伦理学、政治学的角度，与历史学基本方法相结合，是董仲舒伦理思想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关于道德实践的对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主要体

18、现在关于人性论的定性研究方面。人性论是进行道德实践的基础，确定人性论的性质是建立社会教化思想的前提条件。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关于道德实践理论方面，而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定性，便成为董仲舒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概括，学界历来存在不同意见，众多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采用的是较为流行的董仲舒“性三品说”。近现代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研究中，首先是傅斯年在民国二十七年完成的性命古训辩证一书。本书对于仪征人阮元所作性命古训一书进行辩证式分析与批判，用语言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的角度，分析董仲舒人性论，并认为其人性论性质应属善恶二元论，评价“此二元论之论说沿不可见。”此后，冯友兰

19、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论到，“董仲舒之论性，盖就孔、孟、荀之说而融合之”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倾向于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承接孟子的观点。”八十年代开始思想处于复苏并日益活跃阶段，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研究也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张岱年在八二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董仲舒所持的应为“性有善有恶”论。周桂钿在其著作董学探微中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更倾向于荀子。进入二十一世纪，关于董仲舒的人性论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与著作，多是为详细分析董仲舒的社会教化理论做陈述式铺垫。学者余治平在其专著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一书中，强调“天”在董仲舒人性论中的“基础、前提”的地位，从而从本体论中将董仲舒的人性论

20、定性为超越公学旧学形成的新型理论。总体来看，董仲舒人性论研究已经逐渐由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继承问题，转移到董仲舒人性论的本体理论研究方面，注重其理论内部的脉络分析。董仲舒的伦理教化思想专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显得多了起来，一些学者分别从哲学、社会学及伦理学等不同的角度研究董仲舒的教化思想，特别是建立于形而上学的以“天”为基础的本体之上的“仁”“义”理论研究，已经有明显的发展 。在学者余治平所著的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一书中，作者认为“董仲舒对仁（以及义）所作的别出心裁的理解即用天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来展现出仁（或义）所具有的绝对性和超越意义，以此来限定王权的滥用，并对国主人君的主观

21、意志做出适当、有效的匡正和制约。”无独有偶，在刘国民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一书中，对于以“天”为基础的董仲舒“仁”“义”理论同样做出了近似的评价：“董仲舒为人道之仁建立了天道的根据，”并认为“董仲舒的仁义理论削弱了人之仁德的内省自觉性，把本为心之仁外化为天之仁，把本为内省之仁外化为法天法教化之仁，故董仲舒之仁的外在意味教重，与孔孟重视的内在之仁有别”。除了在针对于道德实践的本体理论进行分析，王齐彦在其所著的儒家群己观研究中，则有别于基于“天”之上的理论研究，从“群”与“己”，“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角度谈论董仲舒的社会教化思想。作者认为，“董仲舒以人我解释仁义，虽有亲间，但采用了形而上学方

22、法，违背了先秦的推己及人的仁义之道。很明显，这里强化了对个性的制约”。董仲舒义利观，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依据“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说仁人应当只讲道义，不计功利，如张俊相的董仲舒“极理以尽情性之宜”的理欲观。另一种观点是依据“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说仁人应当以道义为先，不急功近利。此方面论文论述较为详细的为唐赤蓉的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她认为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同时存在，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董仲舒认为从有意志的道德之天来讲人的本质只能是“仁”“义”的道德，在董仲舒的两种义利观中，义利对立的观念要高于义利两有的观念。在董仲舒研究的理论创新中，唐春的论儒家道

23、德教育中自律与他律思想及其对当前德育的启示值得关注的原因是他从西方伦理学思想的角度出发，用中西方伦理学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儒家学说中的道德自律思想与道德他律思想进行分别论述。这篇文章也在学术研究方面，为今后以中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仁”“义”作为儒家极力倡导的道德标准，是贯穿于整个儒家道德理论体系的核心。从先秦到西汉，儒家思想对于“仁”“义”理论不断进行改造，直到董仲舒时， “仁”“义”思想方作为其道德理论的最基本的部分，达到了二者在具体道德标准概念上区分的明确性。一 董仲舒“仁”“义”思想总体来讲，“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价值形态，它是人们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进行社会

24、调节的规范手段和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实践精神。” 高国希道德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100页中国儒家将道德伦理纳入政治制度的范畴之中，事实上是寄望于人能够通过强迫性约束与自我约束二种道德伦理的实现途径，实现人的言行不断的完善，并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社会效果。一方面，中国先秦儒家重视外部环境及社会道德律令对于人自身的强制性约束（即道德他律），使得人被动地放弃一部分自我需求，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相生共赢的状态；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思想对于人的自身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见解，认为人需要在一种对于道德伦理律令的主动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前提下，进行一种以“慎独”为方法的自我约束（

25、即道德自律） 虽然有观点认为儒家的道德标准并不存在如康德道德理论中所述的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自律，而本文从道德情感归属角度与对于道德标准的主动认知与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儒家是存在一定意义上的道德自律的。先秦儒学关于外界干预性约束与自我约束方面的理论并没有明确概念，从而导致了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分界模糊不清状态的出现。先秦儒家往往通过对于他人的道德规范与指导，以要求他人在道德实践中的恪守与遵循道德标准，直到汉代儒家理论形成与发展阶段，道德自律理论与道德他律在具体实践的理论层面自我约束理念才达到了较为相称的状态。（一）先秦两汉时期儒家“仁”“义”思想流变“仁”“义”论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道德标

26、准要求和理想品格，贯穿于整个儒家道德哲学的体系之中，并成为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部分。从先秦至西汉，儒家不同学者针对“仁”“义”的内涵与其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见解，主要有孔子的“义在仁内”说、孟子的“仁义内在”说、荀子的“仁义皆外”说和郭店楚简之中所反映的“仁内义外”说以及汉代董仲舒的“仁外义内”说。春秋时期孔子将“仁”作为各种优秀道德和品质所构成的全德之名，从而认为“义”应是从属于“仁”内部。在社会教化方面，孔子认为统治者要通过对“仁”与“义”真正涵义的理解与实践，从而建立起来以周礼为道德理论基础，以“爱己”与“亲亲”为先提条件的道德行为原则，形成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伦理政治体制。 “仁”

27、在孔子的道德理论中是内在的，而“义”则是这种内在德性的外显。“义者宜也” 中庸哀公问政，此处之 “宜”，表适当，合理之意，既强调适度性，又强调其合理性。孔子将“义”定义为君子达到“仁”时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从而使“义”成为孔子的“仁”学中的一项具体的道德实践标准。直至战国，孟子将“义” “礼” “智”从“仁”中分化出来进行独立的理论构建，称之为“四德”。在孟子“性本善”的人性观念的影响下,其相关于“仁”与“义”理论所包括的范畴，较孔子所言之范畴已经大大缩小了，从而局限在了“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离娄上的狭隘之中。与孔子“仁”“义”的主从关系相比，孟子在一定层面上将“义”提高

28、到与“仁”相近的地位。从总体上看，“仁”的统领地位是不变的，只是在作为具体的道德标准中，“义”的地位已经较孔子时期略有提高了。孟子认为“仁义内在”，即是承认“仁”与“义”在人性之中，而“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战国末期，儒家学者荀子提出“仁义皆外”的理论，认为“仁”“义”在作为具体的道德标准方面应该是后天教化之后所形成的，并不是先天所具有的。在荀子“性恶论”的指导之下，他提出“化性起伪”“善从伪出”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后天所进行的道德教化后，客体（指道德实践对象）方能够产生的一种对道德义务的自觉履行，而使原本在人之天性中不存在的“道德仁义”，“成人之第二天性。” 冯友兰中国哲

29、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221页荀子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 荀子大略荀子的“仁义皆外”论是时代的产物，他完全否定了“仁”“义”作为人性本身所具体的德性，从而将道德教化（即道德他律）作为改变人性恶的唯一外力手段。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州郭店1号楚墓的儒家相关竹简，为我们展示了战国时期儒家另一学派关于“仁”“义”内涵与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思孟学派”早期代表作品，郭店楚简中的“仁”“义”理论较孔子时期有了进一步扩展，在其学派代表人物子思看来，“仁”“义”并列，并且是“仁内

30、义外”的。他认为“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194页子思的道德思想中的“仁”与“义”既具有内在的性质，但同时又是外显的。“仁”作为一种内在的德行具有重要的作用，“仁,义礼所由生也”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文物出版社，1998年 第150页，它对礼义有决定作用。汉代儒家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同时，对于“仁”“义”思想又有着进一步理解，并为董仲舒时期的思想提供了前提基础。汉初儒家学者陆贾在新语之中，认为“礼”作为为治之首，并将“仁”“礼”作为最高的“天道”、宇宙万物的法则。在陆贾看来，“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新语道基仁义、礼乐都是天

31、地之性在人间的彰显，陆贾强调治天下以“德”教为本，并引谷梁传所言“仁者以治亲，义者以义夺”用以强调“万世不乱”的前提“仁义之制”的重要性。 “仁”“义”在道德教化的标准中被等同起来，均是封建政治、经济、军事和道德中不可不重视的关键。可以看出，“仁” “义”在汉代儒家思想之中已经从一种 “德性”转换成一种统治阶层用来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原则。贾谊在新书之中亦有相似的论述，他认为“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疾；行克其宜谓之义，反义为懜。” 新书道术从社会道德规范的角度上，贾谊将“仁”“义”的内涵具体化，使之归于“礼”制的内容之中，与“慈”“孝”“正”“让”等其他道德标准相并列，共同构成其社会道德教化理

32、论体系中重要部分。可以看出，在董仲舒以前，儒家学说内部的“仁”“义”内涵，从社会教化的具体道德标准的构建方面渐渐确立了各自最基本的界定标准。（二）西汉时期历史背景汉代初期为了避免秦因暴政历十五年而亡的命运，从政治理论上抛弃了法家的“严法重刑”理念，汉代初期的统治者推行黄老的学说，施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相对于秦时的文化钳制政策，汉代的文化发展环境相对宽松。这种宽松的治学环境使得儒学获得了重生与壮大的空间与时间。汉代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模式正处于一种理论缺失的状态。这是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本是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前提的，然而在摒弃法家学说的汉代，这种缺少理论支持的政治统治无疑

33、是不利于汉代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的。与此同时，在汉初统治者看来，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同样不利于统一中央集权的维护。到汉武帝时，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康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腐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叶陌之间成群，而乘字扎者滨而不得聚会。” 史记平准书然而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在社会中的道德建设层面渐渐成为一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社会风气的腐化堕落，尤其被汉代有识之士所忧愤。汉初贾谊论道：“.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

34、；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新书时变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汉代“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 史记平准书至汉武帝时期，虽然社会经济有很大程度上的进步，然而社会之中的功利之风盛行，民众道德责任感低下。武帝时，严安认为：“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 汉书严安传奢侈淫靡是西汉地主阶级生活的重要特点，也引导社会风气向道德败坏的方向发展。贾谊在西汉初时就曾指出：“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汉书贾谊传董仲舒在对策时亦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民趋利而犯法，社会尚未能安于“一”的状态。“奢侈淫靡、逐利无已必然带来观念的畸变，道德准

35、则、价值标准、社会的崇尚和追求，发生着惊人的变化。” 丁毅华西汉有时之士对于社会风气问题的忧愤和对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与此奢侈之风相联系的后果是土地兼并严重，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不断威胁着汉代统治阶级的政权稳定。国家政权统治对于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构建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社会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确立与统治阶级密不可分。严法酷刑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迫使民众在一定的法律规定之中进行社会活动，而不能在道德层面得到民众的认同感与自觉维护规则的成效。决定美德和善行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外力的干预，更来自于非理性因素即情感方面对于道德律令的认同。只有统治阶级进行积极而

36、有效的社会教化，才能使社会民众在以政权为主的外力作用与民众内心认同与服从方面，达到和谐的统一，从而实现政权的稳定。正是出于维护汉代统治的合理性与重新构建良好的道德社会风气，使得社会安于汉室的统治的这一目的，董仲舒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理论体系，对其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的导向有着深刻的影响。二 董仲舒“仁”“义”思想理论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先贤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发展了具有历史时代特色的新价值体系，并将道德理论与政治理念结合统一到一起，从而形成了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体系。董仲舒认为，“民者，瞑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如何使“瞑”之民成为维护国家基石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以法律为手段的强制性约

37、束之外，亦需在社会中大力宣扬道德这一重要的意识。董仲舒认为“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汉书董仲舒传 高国希道德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00页道德对于国民的约束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道德的主要特征以善恶评价方式进行调节，道德的本质既是规范手段，又是主体自我完善的实践精神；是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他律性与自律性的统一、必然遵守和自由创造的一致、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以及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公民具有强大的道德意识，一方面可以强化伦理与道德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与影响力度，维护汉代治安的稳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于伦理中善与恶的宣传与指导，使得民众产生强烈

38、的自我约束，从而顺从统治阶级的意识，使得国家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一） 董仲舒“仁”“义”思想的道德评价对象在伦理学之中，关于道德评价对象方面的研究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道德评价主要是指在社会生活中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标准，对于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作的一种善恶判断和评论。在我国古代，这种道德评价主要体现在对人性进行善恶判定。判断人性的善与恶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进行道德理论构建的前提条件，也是制定道德准则的基本立足点。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人性善恶的不同看法，并形成了多种关于人性的道德评价理论。儒家之中最早提出人性观点的是孔子，他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相近的，只是随着后天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习俗的不

39、同。孔子之后儒家思想中出现了不同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与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进行继承与批判，形成了新的人性理论。1、“万民皆有仁义之质”的性向善论董仲舒认识到，要想使人民具备对道德律令的自我约束力，首先需要论证的是人性善恶这一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人性论做基础，那么在一种未知的人性观之上是无法进行道德理论构建的，因为道德教化本身即是强调后天的道德要求对人天生的性情所起到的改善作用。首先，分析人性的本质问题，第一要做的即是为“性”字正名并为其定性。在对“性”字的涵义的理解中，董仲舒认为，“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又言“性之名，

40、非生与？“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认为，从人的本性而言是无所谓善恶的，正如康德所言：“本性自身既不承担对它的诘责（如果它是恶的），也不承担对它的褒誉（如果它是善的），因为人是其自身的创造者。” 李瑜青康德经典文存人性本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167页人性是可以后天被改变的，却不能被否认是人的天生所具备的东西。董仲舒又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讲道：“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而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禁于未发之谓豫），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可豫而不去去”或“不可得革”，即充分体现了他坚持人的本命既成于天的理念。董仲舒的这一观点，既承认人性在

41、物质本体中的客观存在性，又强调后天的教化对于人性的可塑造性。在当时的社会理论里，董仲舒的这一观点之中有着一种客观唯物主义色彩。第二，董仲舒以“天道”的权威驳斥孟子的“性善论”。在天分阴阳的朴素辩证法的影响下，董仲舒认为人性应该亦具有性情与贪仁两方面的因素。“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而在天人关系上证明人性的非善性。董仲舒在关于人性善恶的比较角度上，与孟子的理论也是不一样的。董仲舒认为：“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孟子以人兽相比，而董仲舒比较的对象是人与人

42、之间。善与恶，是人所确立的道德准则中相对立的两方面，这种道德要求，只有在人的社会群体中，才能产生作用。孟子将圣人与常人等同起来，认为人应普遍存在善或恶的本性。而董仲舒认为的“善”，是指“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仔细分析，董仲舒事实上是在对圣人之善进行再认识，其理论的基本立足点非孟非荀，而是返回孔子的原点进行分析的。董仲舒回到孔子的观点上去，认为除了圣人之善，其他人都不可以称为“善”。其引孔子语：“善人，吾不得见之，得见有常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圣人之善”，亦如孔子之“圣人”一样，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如果从此理想化角度谈善，自然

43、可以推导出现实社会中的人性是不易为善的，故董仲舒以此驳斥孟子的“性善论”的观念。第三，在批驳孟子“性善”论的同时，董仲舒亦对荀子的性恶论的观点加以吸收。在人性的本义基本与荀子之观点一致的情况下，对荀子的人性论加以改进。董仲舒认为，“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于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性与禾一样，均具有一种产生善的“本能”（即倾向性）。与此同时，董仲舒又辩证地指出，“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其理论既强调人性的内在性，又肯定了人性

44、在后天环境中的外部作用下的可变性。“当我们接着讨论人的本性是善的或是恶的时候，只不过是在说他具备了接受善的准则或恶的（违法的）准则的本能。” 李瑜青康德经典文存人性本恶 第166页董仲舒认为如果把性全部指为善，就像是禾等于米一样的片面。 第四，正因为“人性中向善的原始能力（即本能）” 李瑜青康德经典文存人性本恶 第190页，董仲舒认为可以通过对人进行理性认知的培养，由此加以改造人的天性，使人的善质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善。董仲舒认为：“天下者无患难与共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 春秋繁露盟会要 要实现“王道”的前提就必须使“性可善”经过后天的教化方可成为“性已善”

45、。董仲舒认为，“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巢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又言“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他也指出道德教育要从改变人性开始，将人性之中的“善质”充分发挥出来，按照其制定的道德标准进行社会活动，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2、以“性三品”为内容的性品级论性同一论与性品级论是人性论中两个不同的观点。性同一论认为人性之中是不存在差别性的，其立论的根据是将人视为无差别的同一物种，然而其尚未深入到对人内部的分解。主要观点包话性普遍善（恶）论与性无善无恶论；性品级论则主要强调人性之中的分级标准，并反对性善（恶）的无差别性存在，主要强调性善（恶)程度的不同。先秦时期孔子、孟子与荀子所持的人性论为性同一论的代表观点，他们在讲人性时没有在其程度上做任何区分，均是指万民之性。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孔子认为人在本性方面应该是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