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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耕文明农耕文明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西亚文明是游牧的塞种人、塞姆人人创造的，而东亚的中国文明则是羌、夷等游牧民族创造的，古代印度的文明是游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中古时期，游牧民族统治了整个亚欧大陆。在西方，匈奴族和日耳曼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在东方，“五胡乱中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随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贝都因部落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统一起来，迅速向北扩张，一直打到中东和中亚；斯拉夫人亦从北欧进入东欧平原，对东罗马帝国形成南北夹击。此后北欧的维京人也不断袭击欧洲，达到高潮。 4.1游牧文化演变为农耕文明 游牧民族的习惯是“逐水草而居”，他们的迁移路线必然是顺着大河流动。当游牧民族来到大河平原上，逐
2、渐趋向于定居。一般是以苗圃种植园为中心，方圆数百里作为相对固定的牧区，一年甚至几年之内都在这一范围内生活。时间一久，就形成了固定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外族入侵，便会引发强烈的攻击行为，战斗之惨烈超过以住。过去牧区不固定，几乎每个月就可能迁移一次，偶尔遇到其它游牧民族，一般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使有战争，往往以和的方式结束，相互结成通婚的部落联盟，如黄帝与炎帝结盟，成为华夏族的始祖。有了领地意识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就变成了关系到部落生态的严重问题了。“祀与戎，国之大事。”同时，农业的收获越来越多，明显超过了畜牧业，社会财富迅速膨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结果是大批的游牧部落迁移到在大河平原
3、上，其领地也彼此相邻。当首次战争胜利后，获得的大量财产诱发了人们贪婪的欲望：原来除了生产外，还可以通过掠夺的方式收获财富，而且更快更容易。于是，邻人的财富成为觊觎的对象。温和的牧人又恢复了猎人的本性，同类间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 盘庚为何迁都？一直是史学争论的问题。有的说是贵族骄奢，有的说是水患，其实不为什么，是游牧民族本性使然。 对照世界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始于游牧民族，如古代巴比伦最初是游牧的塞种人或称塞姆人，闪米特人或闪族人。中国同样如此，黄帝是中国文明的始祖，当时处于游牧状态，逐水草而居，所以到处留下踪迹。黄帝时代也是英雄时代，各民族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因此，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都奉
4、黄帝为祖先。直到尧舜禹时代，才向农耕过渡，表现为大禹治水，排干沼泽，开辟农田，兴修水利。夏朝为中国第一个农耕的朝代，夏后氏亦为第一个农耕民族。而周围的其它氏族仍然保持游牧或半游牧状态，包括商族。 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后，结束了游荡不定的生活，虽然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斗志却在不断减退，以至后来被商汤所灭。 1 既然商族属于游牧民族，即使当时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状态，必然经常迁移，迁都亦是常事。而盘庚迁都至殷，才正式定居下来，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建立了繁荣的殷商文化。 此时，游牧民族过着游牧为主、农耕为辅的生活。但随着部落内人口的大量增长，畜牧业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农业日益显露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实
5、行大规模农耕的时机成熟了。 刚到大河流域，一望无际的是茫茫的沼泽。在河流的中心，往往会冲积成三角洲平原。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被四溢的洪水包围的“细壤”。以古埃及的尼罗河为例，每年的雨季，洪水猛涨，淹没三角洲，在上面覆盖了一层肥沃的淤泥。洪水退去后，人们就在上面撒上种子，待作物成熟后收割。人们又把两次河水淹没的时间间隔定为一年，形成早期的历法。 随着人口增长，耕地面积需要不断扩大，排干附近的沼泽地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就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对于各种作物，仅靠一年一次的河水浇灌明显不够了。人们又想出了控制河水以保证随时浇灌的计划，同时，为了防止洪涝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也必须修筑堤坝。因此，生活在
6、大河流域的民族必须兴建和维修水利工程，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传说中国到了尧舜时期，决定治理泛滥成灾的洪水。舜时派鲧去治理，鲧采取围堵的方法，结果没有治服洪水，被舜杀掉。舜派鲧的儿子禹去治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使洪水回归河流故道，并筑堤坝堵塞决口。禹带领人民治水九年，终于治服水患，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基础，受到世人爱戴。禹功高盖世，以至于禹死后，其子继承了他的首领之位，开启了“家天下”的社会制度。 4.2农耕文明的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 所谓农耕文明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农耕不称文化而称文明呢？是因为到了农耕时代，人类第一次以人力改造江河
7、，和自然界相抗衡，对自然界的认识亦出现了飞跃，特别是诞生了象征文明的文字-象形文字。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无不与一条或两条大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尼罗河的埃及是难以想象的。人类文明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原因在于大河长年淤积的广阔平原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如肥沃的土壤、充足的灌溉用水等等。农业的发展又满足了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衣食之需，人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工，从商业手工业直到科学文化等活动。另一方面，大河虽然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基地平原，却又经常泛滥成灾，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必须先治服水患才能生活下去。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防洪泄洪和灌溉工程
8、。这种劳动既复杂又艰巨，即使到现代，要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更何况是古代。因此人类在长期的实践2 中就不得不开动脑筋，反复思考和试验各种方法，集思广益，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成功地治服了水患。与之相伴随，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产生了一次飞跃。随着工程的完成，人们掌握了一整套相关的科学技术，进而建立了文明。大河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由于东方大河谷地统一管理水利灌溉事业之需要而产生的。它将生活在大河流域内分散的人们尽可能组织起来，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管理，分工协作，
9、以治理水患和引水灌溉。否则，仅凭少数几个部落的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自然，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首长来领导，并形成类似于军队内部的隶属关系的社会结构体系。当社会发展到国家的产生，就成为专制统治的前提。 4.3农耕文明的政治经济制度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的运行方式，和经济生产的特点保持一致。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人的要求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保持相应的一致，即呈现集中统一的特定。这在四大文明古国中都有共同反映，称为中央集权制度。 一、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曾经有一位学者对于古巴比伦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他提出了诸
10、如战争、灾难等因素的作用，然而最后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倘若他能够对中国、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都作一番研究的话，就不难看到各国的共同点：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相同的政治体制。按照相同的原因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的因果一致论，很快就能得到推论：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生产方式包括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必然要和生产方式的特点保持一致。 无疑，战争和灾难对于各民族都产生了团结集中的要求，但毕竟是一时的，不可能总保持下去。生产方式对人们的作用却是长期的、深刻的，无时不在，无孔不入。有趣的是，东方国家在战争时期的社会状态却远
11、比和平时期松散，集中统一的特点并不明朗。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大乱时期，战争频繁，此时有雄才大智的王侯为了招揽人才，都能礼贤下士，并给予相对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就如同汉高祖刘邦最初对待韩信那样，使其感恩戴德，全力以赴尽展其才，最后取得天下。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同了，集权制度确立和发展，带来的是对开国元勋的杀戮和摧残，战争时期形成的一点点鲜活的“民主”气息很快消失，代之以“一言堂”的沉闷气氛。因此，战争并不能决定政治体制的特点。 二、东方国家的形成 3 由于兴修水利的需要，东方的人们采取的是集体协作，因而国家出现的比较早。最早出现的国家邦国的首要任务是治河灌溉。譬如古埃及国家的雏形是州，由许多村杜联合组
12、成，埃及图形文字中的州字，其象形部分实际是画一块河渠交差界划的土地。可见，州最初是一个具有独立灌溉系统的单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夏，也是在大禹率领中原的华夏族治平水患之后才诞生的。后来历代王朝无不把治水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如著名的都江堰，还有开凿各种水渠，开通大运河，古埃及的法老也总是把修筑堤坝当成政绩自我夸耀。“治黄河就是治中国”是一句再形象不过的格言。 三、大河流域的统一 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大河流域的统一。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以华夏族为核心，经过夏、商、周及春秋战国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而
13、共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使他们产生共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如氏族的形成是以相同的血缘为纽带一样，民族的形成也是以共性为亲合力，都是一种求同的过程。 大河流域的统一不仅是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长期作用的结果。假如各个地区一直保持独立，互相攻伐，以邻为壑，混战不休，则社会的生产就会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没有安全保障，社会就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地区分立状态违背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本来，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是连续的，是联结两岸人民的天然纽带，决定了分立状态只是暂时的。在国家产生之后，分立状态就再也保持不下去了。此时，人类开始了频繁的战
14、争，向外扩张领土、掠夺财富和大量使用劳动力奴隶，以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贪欲。每一个邦国既要准备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战争，又要以同样的精力去治理水患，对于一般的邦国来说是无法承担的。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畏惧泰国强大，派水利专家郑国去秦国建议修筑郑国渠，企图将泰国的人力物力花费在庞大的工程上。后事情败露，郑国却对秦人说，修一条水渠，对魏国来说灭亡不过是苟延几年而已，而对泰国却是后世受益无穷。十年渠成，关中地区一变为千里沃野，为秦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灭亡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战争的结果是最强大的一方逐步战胜兼并了其它各国，统一了整个大河流域，进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15、都完成了统一。中国比其它两个东方国家晚，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央集权制度才得以建立。 四、中央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的思想最早提出的时候是商代，与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商人原先定居在孟诸泽畔的商立，为河、济余水充斥的卑湿之野，又是洪水泛滥向东南冲击的冲要之处。4 因此，商人必然要与洪水展开艰苦的斗争。在此情况下，要彻底消除水患，就必须动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仅靠商本身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因此，就要进一步加强对周围各部落的直接统治，由此产生了建立中央权力的主张。 商朝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计划就被周朝灭亡了，继之而起的周朝替它完成了的使命。西周统一了黄河流域并将势力延伸到长江流域，建立了强大统一的家。
16、但是周采用分封制度，周公将自己的兄弟子侄姻亲功臣以及其它部落的首领裂土封侯，多达七十一国，使得国内大小诸侯林立，割据一方。名义的统一不等于实质的统一，一旦王朝衰落，诸侯便竞相争霸，混战不休。 西周灭亡后，经历了春秋争霸和战国兼并两个阶段，最后秦吞并六国，将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真正合为一体，汉族开始融合而成，中央集权制诞生。 中央集权制不同于分封制。皇命把全国的土地视为他一人的财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通过划分行政单位，实行郡县制，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他由原来对全国各地的名义上的拥有进入了实质上的直接统治。此外，国家的一切权力行政、军事、立法和司法等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
17、中。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与分封制相比，新体制具有明显的优点。例如，原来处于分割状态下的各个地区合为一体，有利于相互交流和文明的传播，商品的流通不再受区界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减少了纷争，增强了社会的安定，国家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乃至对整个大河的全面治理。新体制适应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要求，整个社会得以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因此，在泰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集权体制一直受到肯定，为历代继承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虽然确立了，但与分封制的斗争并未因此而放松。有些封建王朝，在建国之初，皇帝往往把自己的子侄或将领分封到各地为
18、藩王。结果，各藩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掌握了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同时还拥兵自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势力日益膨胀，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威胁中央的统治。例如，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明代建文帝的“靖难之役”以及清代“平定三藩”等等，充分说明分封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此外，威胁中央集权的还有地方割据。唐玄宗后期，由于边镇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扩大，由军权到政权，由管军到管民管财，藩镇逐渐独立自主，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发展的结果是引发了“安史之乱”，使盛唐由繁荣急剧转向衰败，而且随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由兴旺开始走向没落。到了北宋
19、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5 教训，首先“杯洒释兵权”，将全国的精锐部队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其次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权和财权的控制。 自北宋以后，武将和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事件基本上消失了。即使国家混乱不堪，内忧外患多么严重，“黄袍加身”的一剧再也不会重演。当金兵灭亡了北宋，侵略南宋，受到南宋军队的重创后，本来，南宋军队可以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南宋朝廷却偏偏与金议和。原因为何？怕的是部队打到北方，四大将各自扩充自己的实力，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难以控制，因此，就不惜牺牲中原人民的利益，与敌人议和。而岳飞根本不了解朝廷的心理，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并打出了“迎请二帝”的旗
20、号，更让宋高宗万分恐惧。岳飞最后被害，也是势所必然。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央集权的程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地加强。集权体制创立于秦始皇时期，至汉武帝时得到全面确定，到宋太祖时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于明清时代达到了极端。如明朝的君臣关系有如主仆，大臣见皇帝要跪奏，后来更少有权会见到皇帝，而皇帝则可以任意责打和诛杀大臣。明朝最黑暗的统治是宦官专权，王振、刘瑾和魏忠贤等人长期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君主专制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皇帝反而失去了权柄，大权旁落，到了阉人手中，真是绝妙的讽刺！在思想上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订了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程式，以禁锢学子们的思想。清代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
21、制，反映了异族统治的严酷性。 4.4农耕文明的经济形态 农耕文明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一专门的经济产业，本身又包含着原来的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成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农业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产劳动，包括各种工作，如播种、引水浇灌、积肥施肥、选种育种、锄草犁地、收割运输、加工存贮等一系列必要的劳动程序。此外，还需要其他产业的配合，如养殖牲畜，用来犁地和运输；制作和修理农具，以利生产。一个农民家庭，并不需要每天都下地劳作，更多的劳动还是在家里，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度集合的产业。 最初，为了抵御其它民族的侵略，已经定居下来的农耕民族一直不敢放弃畜牧业。畜牧业逐
22、步被农业溶化，如牛用来犁田，马用来运输和打仗。 手工业和农业也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男人耕地，女人纺织，所谓“男耕女织”的家庭构成了社会的最小生产单位。 6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产品出现剩余后，人们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如盐、铁、布匹、酒、茶等等，商品交换频繁，出现了集市贸易和海外贸易，工商业日益成为新的经济成份。 4.5农耕文明对游牧文化的否定 比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两者的特点相反，农耕文明与采集文化有些相似，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一、饮食不同。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素食为辅；农耕民族则以素食为主，肉食为辅，和母系社会相似。 二、生活习惯不同。游牧民族成天在野外放牧，或者狩猎
23、，夜晚在帐篷里宿营，俨然是一支天生的军队。而农业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安逸，渐渐磨去了昔日的野蛮习性。 三、社会分工程度不同。农耕文明时期各种产业处于高度融合状态，没有多少分工；而游牧民族的各种产业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大分工的趋势。 四、一阴一阳，一静一动。农耕民族有固定的领地，人们一般不会超出自己的活动范围，各村落间相互隔绝。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领地，喜欢侵略扩张，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五、崇尚不同，价值观相反。游牧民族崇尚“英雄行为”，第一勇士往往被选举做本部落的军事首领。农耕民族则强调“忠诚、孝顺”，以服从权威为重。 六、文化性质不同。农耕文明的劳动对象主要是植物，形成了植物的生活
24、法则，中国人宣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游牧文化的劳动对象是动物，就形成了动物的生活法则，如希望“人畜两旺”和“优胜劣汰”。但是，前者生产的财富要远远大于后者，而且种类繁多，所以，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是垂涎三尺，频频入侵抢掠。 七、农耕民族产生了文字，而游牧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古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古巴比伦发明了楔形文字，中国人发明了甲骨文。出现了天文学、历法、几何学、建筑学、植物学等科学，具有宗教内容的艺术也非常发达。 如果说畜牧业是人类征服动物，农业就是人类征服植物。但是，后者还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要比畜牧业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艰辛，需要更高的智慧。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人类第一次战胜和
25、改造自然的创举。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原来处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从事采集业的民族，不经过游牧文化阶段，能不能直接飞跃到农耕文明？答案是可以，但有条件。一是必须拥有冲积平原，这是必需的环境条件；二是最好与农耕民族有所交流，以获得先进的工具。从历史上看，美洲和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河流经过热带雨林淤积成平原，当地人也完成了从采集业向农耕文7 明的飞跃，但时间较晚。例如越南，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在红河三角洲地带出现了国家-“文郎国”，统治者称为“雄王”。 4.6印度种姓制度之谜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的表现有些特别。印度文明也是由入侵的游牧民族征服北印度地区后产生的，战争所导致的阶级分化也符合人类社会的
26、一般规律。但是，由于印度的历史进程和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它既没有像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一样通过战争兼并的手段完成整个地区的统一，王权因而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又不像古希腊一样，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平民阶层发展壮大，形成民主政体。结果是，原先在游牧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宗教领袖没有被军事首领所取代，仍然保持了最高的顶端位置，称为婆罗门。次于婆罗门的就是军事贵族刹帝利，他们是在征服战争中表现最为勇敢的战士。剩下的就是部落中的一般平民，叫吠舍。而被他们征服的原土著居民就成为他们的奴隶，称首陀罗。 这种等级制度的建立过程也没什么怪异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种姓制度居然能够保持数千年之久，就不能不叫人产生疑问。 首先，由于
27、宗教领袖处于最高统治地位，意味着宗教高于一切。宗教本身就对物质享受采取了一种极度蔑视的态度，于是，上层统治者都把精神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中宣扬平和、忍耐和宽容的精神，逐渐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观念。而婆罗门为了维护其稳定的统治地位，也必然将这种等级制度的思想混入宗教经典中，使其神圣化，让全体民众在思想上默认。 其次，对于下层的劳动群众而言，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困难到死亡的边缘，即使心中对自己的地位不满，也不会起来作坚决的抗争。而印度次大陆的环境条件太优越了，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人们很容易获得基本的生活保证。于是，源于底层的反抗力量也变得微弱无力，种姓制度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
28、而延续了数千年。 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对应的是，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士族制度，也可以称为种姓制度。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豪门大姓享受特权。东晋以来，南迁的北方大族以王、谢、袁、萧为高，南方大族以朱、张、顾、陆为大。士族与非士族之间界限森严，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并重视家谱，以防假冒。当时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但是，士族制度经历战争和动乱，最后消失了。 印度和其它三大文明古国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它从未完成过整个大河流域的统一，二是它处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因此，它就把当时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再异化。这也许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谜底。 8 4.7农耕文明的分化
29、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引导着手工业迅速壮大，从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产业经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开始了。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手工业发达。工具有斧、锯、锥、凿等，均为铁制。冶炼技术有进步，赵国的郭纵、卓氏等，都以冶铁致富。其它手工业，如纺织业、冶铜业、竹木业等都有发展。 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金属货币。接着，高利贷也活跃起来，并侵入农村，使农村公社瓦解了，土地私有化了，土地商品化了。破产的小农被迫“嫁妻卖子”为奴隶，出现了将人当商品买卖的现象。商品经济作为新生的经济成份日益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大
30、都会，如洛阳、邯郸、临淄、咸阳、寿春等。 到了西汉初年，商人、王侯靠冶铁铸铜富甲天下。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则是纺织业。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的纺织品有绢、罗纱、锦、绣、绮等多样品种，花纹鲜艳繁缛，质轻而薄。还有著名的“金镂玉衣”，充分表现了当时高度的工艺技术和美术水平。而汉王朝的统一，也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形成了长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等繁华的商业中心。 其它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都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在世界通史中都有具体的描写，不再赘述。但是，尽管如此，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特别是没有被社会所肯定，往往是昙花一现。 古代的工商业在农业国度里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和农耕文化对立斗争的过程。商业经济渗入农村，对传统的小农经济产生了强烈的侵蚀作用，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加之战争、灾荒等天灾人祸，政权最后覆灭，工商业亦随之消失。在整个经济大厦中，农业是第一产业，是经济基础，工业是第二产业，农业的衰亡必然导致整个大厦的基础下沉。除非工商业不是发生在农耕文化的地区，那就是沿海的岛屿地区-古希腊罗马。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