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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下 的化，只能走一个渐进的道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道路，这个过程五十年以后能否完成？百年以后能否完成，都是尚待考虑的，我们不能焦虑的期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现在学术界有人提出了很激进的观点，一是废除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转轨为私有制，来加快土地的流转，把农民转移到城镇；再就是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但是，第一点主张，他们没有回答农民进入城镇后干什么，以什么为生。而第二个主张，歧视性的一面我们当然要取消，但是，户籍制度是和城镇的保障是关联在一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取消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保障，以使得农民和市民平等？这显然缺乏现实基础，城市居民不
2、会同意。那我们把城市保障的对象扩展到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诸位的良知告诉我们，可以，但是，财政告诉我们，不可以。那怎么办？ 在八十年代上海的城市扩展中曾经这么做过，用城市的保障、就业、医疗等条件与郊区的农民交换，农民欢天喜地，终于农转非了，没问题。当时国有效益很好，安置这些农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九十年代就发现不对了，城市不可能再用福利与农民交换，代价太高，支付不起了，而且1996年改制以后，集体企业已经没有了，大量的企业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大量关、停、转、并，城市无法用传统办法吸收转移出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有许多被安置的人后来因企业破产又被吐了出来。上海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一百万人，现在有五
3、十万人失业或半失业，靠政府的救济来生活，北京如何，我不清楚。 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如果取消户籍制或不取消户籍制度都让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取消，那么农村和城市就是两个等级，如果取消，农民可以进城，或者城市的户籍不能获得社会保障，那么就在城市里造成两个等级。所以，人口的问题，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业问题，就成为制约中国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而现行以接轨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它必然要把资金、技术、人才都集中在这个新兴的高新产业，而高新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极其有限，就像我们三十年计划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导一样，它对劳动力的吸纳也是有限的。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就业问题，但是，追赶又迫使我们民族把资金集中在有战
4、略意义的场地。这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两难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二十年来以溶入国际社会的转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五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和差异问题 如果，前三十年是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话，这二十年，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而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个地方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沿海和城郊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而在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失败了。东部二十年的发展，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地方行政权力与资本、劳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承包制的农民、政府与农业剩余的关系降为次席。我在浙江、苏南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村乡的农民，二十年不知农业负担为何物，有的地方农业税都
5、是村集体代缴。在“苏南模式”下，已经实现“农不养政、以农养农、以工补农”的阶段。这是中国上第一次出现的奇迹。沿海基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地方的财政说如来源(县以下，村以上)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户的收入来源也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业已成为副业。在这一带地区，我们发现，在江浙地区穿行，你感受到的社会风气，舆论民情与中西部地区所见所听全然不一样。 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我曾经详细调查过的中部地区，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以省一级政府推动的工业化(乡镇企业)建设基本失败。留下的是累累债务和怨恨，还有恐惧。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就高度恶化。如果以地方的工业发展类对比，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恰
6、恰成为中西部地区工商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很可怕。东部地区把中西部地区变成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中部地区独立发展工业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当然，这些地方还有工业，而这些工业更多的是依赖地下的矿产资源或者地表生长出的土特，像河南出产的麦秸，搞造纸厂，还有些出产牛羊皮，搞皮革加工，而这些工业又是高污染的行业，整个淮河流域的污染主要在造纸业和皮革加工业。这些地方的工业还有些就是小煤矿小煤窑之类，和国家来争资源，然后，国家又借口安全啊死人什么的，以“五小”的名义将他们封闭了。所以，内地的发展工业缺乏天时地理人和，还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击，因为他们确实也破坏了环境。我们也希望需要打击它，因为，我们要保护北京的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