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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8章 新制度学派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批从事新制度的研究、主张从制度和结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继承了凡勃伦为代表的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颇有影响的新制度学派。第一节 概 述一、制度学派的演变与新制度学派的形成、发展新制度学派出现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是由早期制度学派演变而来的。从制度学派的产生到新制度学派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制度学派创立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是制度学派从旧到新的过渡时期，从50年代以后是以加尔
2、布雷思为首的新制度学派形成时期。（一）早期制度学派形成与主要内容19世纪末期，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众所周知，美国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到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国内已基本上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成为世界上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要玉义的迅速发展，加剧了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新古典经济学以“制度”不变为前题，研究自由竞争下的和谐问题，这显然不能完全适应美国当时节现实情况。于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以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便应运而生。早期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尔斯坦本德凡勃
3、伦，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在有闲阶级论（1869年）、企业论（1904年）、论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1919年）等著作中创立了一套制度经济理论体系，阐述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方法和理论，为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凡勃伦外，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康芒斯、米契尔等。这三位代表人物虽然同属制度学派，但是理论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又被认为是制度学派的三大分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派，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对这种所谓“制度”的影响，强调用进化伦来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社会法律派，强调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体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决定社会
4、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以米契尔为代表的经验统计派，认为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要以经验统计资料为基础，不应该先理论再由它来整理事实材料，而应当称对事实进行统计分析，再得到结论。早期制度学派的各个分支的研究出发点、研究内容并不相同，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看法亦不一致，因而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研究对象上都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主张经济学应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说明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以此把握社会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汲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采取历史主义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强调从制度的演进方面研究问题，把社会经济看成是不断变化的
5、过程，另一方面强调从制度的整体方面研究问题，主张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制度的发展过程，由于制度是相对的不断进化的，由此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因此经济学应从制度进化的趋势来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探讨每一历史时期、每一经济体系的各种经济问题。并认为经济学只有承认现存社会制度的弊病，研究如何改良社会，方能为人们所接受，提出要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从结构上改革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制度趋势”的研究既是制度学派的一个共同点，又是形成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早期制度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凡勃伦以新古典主义的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以美国产生的新心理学和社会达尔主义
6、的进化为基础，创立了制度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而且形成了一个“凡勃伦传统”，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谓“凡勃伦传统”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批判正统的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为基本内容的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凡勃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本能：“作业的本能”（即改进技艺的本能）和追求利益的本能，因而制度也相应分为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机械操作”和“企业经营”，前者追求最大产量，后者追求最大利润，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正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据此凡勃伦提出建立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所谓“技术人员委员会
7、”的主张，由它来掌握经济控制权，发挥“机械操作”制度的优越性，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这样产生的一切矛盾也就自然会消失。以上的观点为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继承，他们都反对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进行制度改革。（二）旧制度学派到新制度学派的过渡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是制度学派从旧到新的过渡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米恩斯（C.E.Means）、贝利（A.A.Berle）、艾尔斯（C.E.Ayres）、克拉克（J.M.Clark）等。他们继续沿着凡勃伦所开辟的道路研究制度问题，从而发展了早期制度学派的理论，着重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
8、义经济问题，强调技术进步对于制度和企业权力结构的重大意义，分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资本主义权力机构的影响，以及工业化后的社会发展趋势等等。这一切均为新制度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制度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目启下的作用。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日益占居主导地位，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制度学派不能提出具体的解决危机和失业的措施，同时又没有说明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因此，早期制度学派逐渐没落。（三）新制度学派的形成新制度学派是二战后形成的。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伴随着科技进步、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甚至出现“滞
9、涨”局面。当时占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的学说忽视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研究，忽略技术进步整个制度的演变作用，其理论已适应不了技术革命产生的新情况，解决不了现实新问题，尤其是满足不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要求，遭到了其他学派的责难。作为反对派的制度学派又开始活跃起来，它继承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打着“新制度学派”的旗号，再次以制度观点分析经济问题，强烈批评社会现实和新古典方法，对凯恩斯主义及其他学派的经济理论进行抨击，认为只有制度经济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提出要在新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把技术革命作为研究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新现象进行了制度性的批
10、判，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具体方案和理论措施。二、主要代表人物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还有美国的贝尔（D.Bell）、科姆（G.Colm）、海尔布罗纳（L.Heilbroner）、格鲁齐（G.Gruchy），瑞典的缪尔达尔（G.Myrdal），英国的甘布尔（A.Gamble），法国的别鲁（F.Perrour）等。这些经济学家各有一套理论，彼此观点不一，各人自成体系，但由于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矛盾进行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因而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1958年）、新工业国（1967年）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年）、，海
11、尔布罗纳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1970年），缪尔达尔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年）、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年）、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计划纲要（1972年）等。在众多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中，以加尔布雷思的著作居多，且理论也系统，影响也较大，因此被首推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指出：“当今最著名的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教授”。三、新制度学派的理论特征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一样也不是一个严格的、具有统一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经济学流派，它与早期制度学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他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方法论上，他们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
12、研究范式，反对传统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强调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理论上，反对像主流经济学那样把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张从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经济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缺陷”是因制度结构不协调引起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经济问题，还要研究经济制度与制度有关的其他一切事物，他们尽量在使经济学“社会学化”；政策建议上，强调非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求国家对经济实行统治，反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但由于新制度学派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来与“正统派”及其他流派相抗衡，与早期制度学派所处时代不同，解决的问题亦不同，
13、它更注重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所制定的政策目标和措施更加具体广泛。具体而言，新制度学派的理论特征主要体现在早期制度学说的发展上。（一）研究对象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一样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都强调从制度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而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又是从人的本能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仍将心理因素、法律因素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但是他们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
14、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所说的制度既包括各类有形的机构或组织，如国家、公司、工会、家庭等，也包括无形的制度，如所有权、集团行为、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新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不能只考虑它们与经济生活有关的方面，而应把它们看作是社会文化关系的组成部分来考虑。经济学是与整个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理论称为“开放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合理利用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封闭式”经济学。加尔布雷思公然宣称他的研究重点是“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认为
15、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学的重点放在量的分析上，是不妥当的，经济学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是一种不幸，他主张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到“质”的方面来，进行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由此可见，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已远远超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内容。（二）研究方法新制度学派从整体上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主张采用制度（结构）的分析方法，其主要特征是主张制度的演进性与整体性，在方法的具体应用上比早期制度学派更彻底。这也是他们被统称为新制度学派的主要原因。新制度学派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认为把孤立的个人作
16、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采用静止的机械的均衡分析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证分析是不科学的，它只能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的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这种动态的因果过程就象生物折进化一样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针对经济问题采用历史演进的方法研究变化、研究过程。新制度学派的演进方法是与整体方法相联系的，所以在进行演进分析，要用整体的方法。他们认为，经济研究中应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经济学中提到的整
17、体要大于各个组成部分之和，所以研究问题要循着从整体到个体的思路。还应注意的是新制度学派所说的整体方法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法，“整体”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述的。因此新制度学派不仅反对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方法，也反对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方法，认为它们都注重的是数量的变动，而忽视了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的问题。所以人们也将新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概括为制度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同他们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是一致的。（三）价值判断规范分析方法关于经济学是否应探讨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历来是有争议的。新制度学派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学派认为，研究经济生活中哪
18、些行为是可行，哪些是不可为，必须要有一个对经济行为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这实际上属于规范的研究方法。新制度学派认为，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一切正统学说都注重经济价值而忽略了经济以外的价值分析，普遍认为国民生产总值越大越好，经济增长越快越好。实际上这种经济价值只是社会各种价值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命的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象当前资本主义社会虽处于经济高度发达时期，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同时社会也存在诸如贫困、不平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弊病，加生了通货膨胀、失业等病症，因此社会成就大小不能再靠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来衡量。加尔布雷思提出实现整体制度目标不仅包括经济价值
19、在内的目标，而且要实现经济价值以外的目标，即文化价值，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新制度学派要求重新探讨价值判断标准问题，重定经济政策目标。而价值判断标准问题属于伦理学范畴，可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在新制度学派中显得更突出了。第二节 加尔布雷思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加尔布雷思曾受到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等人思想的影响，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他之所以著名，主要是由于他在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等著作中，从理论上探讨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或很少涉及的“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创立了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提出改革建议。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是逐渐形成
20、的，内容繁杂，主要包括：丰裕社会论、二元系统论、新社会主义论等。加尔布雷思，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农场主家庭里。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获学士学位。随后就去了美国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县支出）。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加尔布雷思认真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经对青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34年，加尔布雷思来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住宿生的学监。在哈佛工作期间，加尔布雷思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兄弟，后来与
21、他们交往甚密。1961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对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和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加尔布雷思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财富杂志的编辑。从 1949年就开始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19611963年期间受命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为哈佛大学保罗M. 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40年里，他笔耕不辍，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加尔布雷思早期虽受凡勃伦的影响，但并不属于制度学派。当时，他更多地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曾与人合
22、著了现代竞争与实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已经反映出加尔布雷思过人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工业组织的行为应该有别于资本家个体，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自己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参见本文集传统观念概念、消费者主权神话和社会均衡状况）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受生产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质享受当作了幸福，并且提出应该重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问题的观点。在新工业国（参见本文集技术要求、技术型组织或译技术结构阶层和一般激励理论）中，加尔布雷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技术型组织
23、”成员或技术专家实际掌握着现代公司权力的观点。一、丰裕社会理论战后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广泛流行“全民福利国家”理论，加尔布雷思在1958年就认为美国已进入一个“丰裕社会”时代。丰裕社会即“全民福利国家”，加尔布雷思认为丰裕社会的主要表现是：1、收入均等化，贫窝囊废悬殊现象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社会收入的比重较战前大为降低，低收入者的状况由于生产的激增而有明显的改善，在美国尤其如此。2、社会福利，双称公众服务，是丰裕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加尔布雷思认为，失业救济、养老金、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和卫生保健、家庭补助等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等社会服务设施，均
24、保障了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使大多数人能享受到好的物质生活。他认为美国的收入分配不是不平均，而是收入趋于平均时一些人乱花钱，国家应通过征收“销售税”等救济金导致懒惰，建议实行“商业循环分等级补偿”，即当失业增加时，失业补偿金应该增加，而当接近充分就业时，失业补偿金应减少。3、充分就业。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丰裕社会中达到了充分就业，工作机会充足，只存在由于劳动力需求偶然变化、或对教育水平低的劳动需求较少而造成的短期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他断言美国目前的失业是由于人们不善于利用“空闲”从事创造性精神劳动引起的，目前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人们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危机。4、经济安全。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丰裕社会中，一
25、切太平、经济安全。具体表现为：（1）垄断组织控制了供给和价格，减轻了竞争经济中不安全的效应，垄断程度越高，经济越安全；（2）政府的救济和福利基础可以保护个人免遭经济上的不幸，失业救济、养老金和残疾金等是人们经济安全的保证；（3）政府的公共支出和农产品价格补贴，使农民也能免受市场风险的影响，各种立法使小工商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二、新工业国与权力分配论在丰裕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加尔布雷思形成了他的新工业理论。他认为，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同过去相比，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济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资本主义“权力分配”已经或正在转化，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变成新工业国。他认为，现代美国经济社会的性质是由几百
26、家大公司组成的工业社会或工业系统决定，与20世纪30年代前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家公司不同，这些成熟的大公司具有相当的市场力。概括来说以成熟的大公司为基础的工业系统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转变。（一）权力转移论所谓权力转移论，它是公司权由股东手中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中。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任何社会，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谁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务。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转移到了资本家手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复杂，专门知识已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于是，权力就
27、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拥有各种专门知识的人手中。这些人被称为“技术结构阶层”或“专家组合”，它包括经理、科学家、工程师、工厂经营管理人员、律师等。但“技术结构阶层”成了当代社会的真正主人，并非意味着其中某一个成员掌权和决策，而是指专家集团掌权和专家集团决策。正是由于权力的转移，现代公司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专门知识的股东在企业决策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技术结构阶层”则掌握着公司的大权。加尔布雷思认为这种权力的转移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二）企业目标的变化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公司权力转移到专家组合手中，使
28、得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企业目标是追求最大利润，而现代的成熟的大公司不再以此为目标了。因为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的目标就是公司的目标，而专家组合的收入来源是薪金和奖金，而不是股息，他们认为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股东。因此力求做到使公司保持适当的利润，既不用承担风险，又不致于使股东卖掉股票、使公司股票价格骤然下跌。这时，市场不再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而有计划性。所以，公司目标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保证适当的利润，保持企业的稳定（指有可靠的收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三）生产者主权论加尔布雷思从专家组合掌权后的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
29、标出发，提出了商品生产中“消费者主权”转变为“生产者主权”的理论。消费者主权是长期以来流行于经济学中的一种说法，指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在市场上选购商品，消费者愿意花钱买某种商品，就等于向这个商品的生产者投选标。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货币选标”确定生产的数量、雇用的劳动力和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同时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以满足购买者的需要，实现最大化利润。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完全反过来了，生产者自行设计产品、安排生产、规定价格，然后通过庞大广告网、通讯网和推销机向消费者进行劝说，让消费者按照生产者提供的商品品种、规格和价格购买，这种消费者听从生产者批示来购买的情况称为“生产者主权”。
30、加尔布雷思认为，在工业发达的社会和大公司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人的需要大致分为自然需要和心理需要，生产出的商品也应该是为满足这两种需要的，消费者主权基本上建立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它适用于商品供给还不丰裕、人们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而生产者主权基本上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心理需要的基础这上的，它它适应于商品供给丰裕、人们收入水平较高的阶段。在他看来，现代公司既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他就必须拥有特殊的推销手段，即通过“劝说”使消费者购买商品并按公司的批示去做。否则公司的计划难以实现，目标难以达到。由此，加尔布雷思得出结论，在大公司占支配
31、地位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作用已经让位于“计划原则”。（四）企业与外界关系转化论加尔布雷思的所谓“企业与外界关系转化论”是指“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企业与银行、工会、国家、科技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首先，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不再融合，银行的作用比以前缩小了，企业的独立性增强了。由于现代企业中的专家组合不以利润为最大目标，而是追求稳定，因而公司有必要减少对银行界的依附；同时现代大公司付给股东的股息不多，保存了大量未分配收入，具有了充裕的资本用于内部积累，不再有求于银行。其次，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日益改善。现代大公司的目标是稳定和增长，因而公司尽量满足工人的要求，同时工人为了求得稳定的职业，满足自己的消费需
32、求，宁愿加班多干活，不愿搞罢工。可见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再像以前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工人已经能够从技术结构阶层掌权的企业那里得到他们过去依靠工会所得到的好处。再次，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过去企业家与国家只存在纳税关系，但现在的大公司在科研开发、人才供给、工资及价格的稳定、产品的销售等方面对国家都有较大的依赖性。随着国家干预力度的加强，政府成为企业最大的主顾，企业通过对国家定货的价格控制对政府行使生产者主权，这样企业与国家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企业与科教界的关系密切。以前企业与科教界没有关系，现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懂得要从科教机构取得人才、取得新科研成果
33、，企业才能兴旺。因此，企业尽量与科教界搞好关系。（五）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强调技术发展特殊作用的“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是加尔布雷思的新制度学派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明显的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越来越完善的技术应用。他不仅把科学技术知识看成独立的生产要素，并认为它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性质的独立因素，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科学技术影响社会的演进，是一个有规律的自发过程，整个“新工业国”的转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用。总之，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由于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变化，不仅企业的权力
34、发生转移，企业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企业与外界的关系也基本改变。更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渐丧失作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病症得到缓和和医治。因此，加尔布雷思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只可改良，而无须革命。三、二元系统论加尔布雷思从“权力分配”论出发进一步推断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二元系统”，这一理论构成了新制度学派的核心。加尔布雷思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以美国经济而言，仍然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贫困和环境污染等病症时时困绕着这个“丰裕社会”。他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即现代资本主义社
35、会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系统”。加尔布雷思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由互相竞争的个人企业组成的单一的结构，它是由“二元系统”组成的，指有组织的、由一千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的，实行的计划经济。另一个系统是指“市场系统”，它由一千二百多万个分散的生产经济单位组成，受市场力量根本。这两上系统各创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权力转移”、“目标变化”及“生产者主权”等都是在计划体系内部发生的。在市场经济范围内，权力仍属于所有者，企业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消费者主权仍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而言，计划体系可以“支配它的环境”，力量强大，在经济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市场体系“一般受环境支配”，力量
36、弱小，在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具体来看，在交换中市场体系受计划体系的盘剥，因为它必须按计划体系所制定的价格来购买和出售自己的产品，这种交换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收入的不平等，大公司富裕，小公司贫困；计划体系有能力影响和控制政府，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政府在多方面为大公司效力，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有利于计划体系而不利于市场体系的。例如，政府采取的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增加税收等反通货膨胀政策，加强了计划体系的地位而使市场体系的地位受到削弱。总之，加尔布雷思的“二元系统”理论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大企业与小企业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关系的分析展开的。他认为，由于经济中两大系统的权利分配的不平等
37、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及家庭带来了严重影响：一是造成社会经济各部门畸形发展、比例失调，计划体系的生产发展过快而市场体系的生产则发展缓慢。而且发展越快、发展范围越大，对环境的影响越大。二是造成两个体系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整个社会经济虽然高度发展了，但贫困现象依然存在，其他一系列社会弊病也随之产生。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必须加以改革。四、新制度学派的政策主张（一）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是新制度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是制度学派的中心思想。新制度学派同样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自由竞争不能保证供求均衡，而极力主张以国家干预
38、经济的有效办法去解决两个系统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自由放任政策早已不合时宜，管制、调节、计划才是当前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由此他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案”。（二）社会改革理论与“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认为，大公司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生产的增长和商品供给的丰裕，但是，由此引起二元体系的存在以及它所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有必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二元体系结构进行改革，改变二元体系的不平等状况，使“公共目标”受到政府的重视，并使权力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加尔布雷思称这种实现了“权力均等化”的社会为“新社会主义”。1、信念的解放。加尔布雷思认为，要进行结构改革首先要
39、实现信念的解放，也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主义”和“传统智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传统经济学一直把经济增长和产品的丰裕看成是幸福的标准，把国民生产总值看成是社会成就的标志。因此只考虑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经济增长的后果如何。实际上，经济增长只是大公司的目标，并不是公众的目标。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观念就无法对两个体系的不平等地位进行改革。对此，加尔布雷思提出必须改变“一切为了经济增长”的错误观念，把对人的关心作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他所说的“对人的关心”，主要是指增进人的福利，尊重人的自由与独立，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类的情爱，发挥人的自我创造精神等。而信念的解放从“价值判断问题”入手，即对“是非”、
40、“善恶”重新作出评价。2、权力均等化。加尔布雷思认为，二元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收入不平等，而收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平等。因此他提出了所谓结构改革的主张，即国家必须改革“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的关系，实现权力的均等化，使两个系统的贸易条件相同。一方面，运用政府的立法和经济措施加强市场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中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同计划体系的议价能力，改善其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立法和经济措施减少计划体系的权力，限制计划体系中大公司的过度发展，对其实施价格管制，使其在资源和技术上的作用服从于公共目标，防止它们损害市场体系中小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因加尔布雷思看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41、只有运用政府的力量才能抑制计划体系的权力和消除它对市场系统的剥削，可以使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加尔布雷思还认为，推动结构改革要注意两个关键问题：一就是要实现上面所言的“信念的解放”，改变传统观念、价值判断及消除一些传统经济学的教条；二是将实行改革的重任放在科学教育的肩上，因为今天的科学教育界不公能够造就具有新观念的立法人员，也能培养出具有新观念的技术结构阶层。企业离开科学教育界就无法生存，科学教育界在政策和立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科学教育界才能拯救社会。3、两个系统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结构改革，一方面实现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的“均等化”，另一方
42、面将导致“公共目标”的改变，即不再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以全社会福利的增进为目标。这样就可使西方国家顺利达到“新社会主义”。可见所谓“新社会主义”是以平衡两个系统的权力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按照加尔布雷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现代工业系统的不同技术组织形式，二者殊途同归，相互趋同。在这种“新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大公司的权力将受到限制，政府不再被大公司所操纵，小企业的地位将得到改善；同时，“公共目标”也被重新重视起来，个人的生活福利得到保障，医疗保健事业有很大发展，环境卫生和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文化、教育、艺术事业也不断取得进步。从总体上说加尔布雷思把“新社会主义”看作是“无法避免”的和“
43、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从“公共利益”出发，使政府承担私人企业所不愿承担的发展经济中的落后部门的责任，使“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二者的缺陷得到补救。4、“新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具体方案。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要实现“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共目标”，完成“两个系统”改革的任务，政府的干预必须从以下政策措施的实施上入手：（1）国家调节总需求消除失业。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美国经济存在的萧条、衰退和危机首先要从需求方面寻找原因，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是储蓄与投资不协调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国家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保证经济的均衡发展，这种干预必须是经常性。（2）实行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在治理
44、通货膨胀的措施上，加尔布雷思首先提出货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消除通货膨胀和实现物价稳定是无效的观点，然后提出政府应实行对工资与物价直接管制的政策，否则现代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3）实行累进税制，消除收入不均等。加尔布雷思强调指出，改变“两个系统”权力的不均衡弊病，必须从税收制度改革入手。要通过温和的手段在计划系统中达到较大程度的均等，累进税制是必不可少的。他还主张通过国家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一定的收入，主张各民族工人的工资不受歧视，等等。（4）清除环境污染。加尔布雷思认为，对环境损害的补救方法，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用“公家资金”来进行清除工作。除此，还必须用法律规定某些界限，在界限
45、以内容许消费和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损害。（5）增加国家预算拨款。增加国家预算拨款的主要对象是基础设施项目，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计划系统”的投资份额，主要是为了实现投资平衡。所谓投资平衡是指，资本数量增加的比例关系，特别是物力投资和人力投资的比例关系。（6）制定教育和培训职工的人力政策，重视人力投资，大力发展科学技术。（7）实行最大公司的国有化和计划化。这是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极其重要的一项。他反对经济军事化的军国主义，主张军事工业公司首先实现国有化。在实现国有化企业内部要做好公司决策的计划化。在保障生产者主权的前提下，大公司可以实行一整套从设计到管理，再到销售的计划；至于公司难于承担的部分则应
46、由国家承担。第三节 缪尔达尔的经济思想缪尔达尔是瑞典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童年生活缪尔达尔1898年生于瑞典中部的一个乡村农业区梭瓦波村。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地主，有条件为缪尔达尔提供良好的教育。缪尔达尔在皇家高级中学读书，接着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之所以选择这项课程是因为他希望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尽管1923年缪尔达尔获得了法律学位，但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扼杀了他对法律的兴趣。这时他的妻子阿尔瓦说服他转而研究经济学，该学科能够将科学、数学与他探索社会运行方式的努力结合起来。在老师克努特威克塞尔的指导下，缪尔达尔于1927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47、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母校任教。1932年缪尔达尔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新成立的住房与人口委员会委员，他因此能够主宰瑞典的住房政策。他曾两度供职于瑞典议会，第一次是从19341936年，第二次是从19421946年。20世纪30年代末他效力于瑞典国家银行委员会。20世纪40年代中期缪尔达尔当选为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及贸易与商业部长。政治地位由于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响，他成为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此外，缪尔达尔还强烈鼓吹在瑞典施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7）认为，在说服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特斯（
48、Ernst Wigters）将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实行财政赤字，从而减少失业上，缪尔达尔功不可没。1974年缪尔达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兴趣广泛而多样，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分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水平上，他引进了事前与事后（exanteexpost）的区别，从而澄清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他还创立了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作为均衡分析可供选择的方法。在政策层面上，他诠释了在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持续贫困现象，并提出大量政策建议以解决贫困问题。经济学解释20世纪20年代预期与实际的产出之间混淆不清造成了经济学上的诸多困惑。例如，
49、厂商为赚取利润而投资；但有时他们会亏本。厂商甚至在没有额外储蓄的时候投资；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储蓄必须等于投资。缪尔达尔（1939）将预期产出与最终产出或事前与事后经济变量区别开来，从而澄清了这些问题。预期或事前经济变量在经济过程的初始阶段衡量，而最终或事后变量在经济过程结束时衡量。有了这个区分，缪尔达尔得以解释投资增长超过事前储蓄将如何导致储蓄增加（通过利润及其他收入的增长），因此在事后，储蓄将等于投资。同样，事前储蓄较高将导致经济不景气，造成裁员和厂商利润降低。厂商无法将已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将缩减投资规模。因此在衡量事后时储蓄又将等于投资。尽管事前与事后的区别有助于解释经济将如何向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状态移动，但总的来说，缪尔达尔反对均衡分析，建议采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