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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九章 社区旅游,唐承财旅游管理学院,1,学习目标了解社区旅游的基本知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特点、社区增权、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学习重点与难点理解社区增权、掌握社区旅游参与模式。,2,教学方法：讲述和案例分析,第一节,一、社区“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 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社区与社会 著于1887年）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后来被许多学者开始引用，并逐渐的流传下来。“社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3,近些年，我国的很多社会
2、学家开始对“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对“社区”的理解和认识诸不相同。例如范国睿认为：“社区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个人或家庭，出于对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目的而形成的特定范围，不同社区间的文化、生活方式也因此区别开来”。刘视湘从社区心理学的角度定义为：“社区是某一地域里个体和群体的集合，其成员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4,是指有共同文化的居住于同一区域的人群。在具体指称某一人群的时候，其“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两个基本属性有时会侧重于其中一点。如“和平里社区”、“四方社区”是侧重其共同地域属性，而“华人社区”、“穆斯林社区”、“客家社区”等则侧重其共同文化的
3、属性。不过无论所指侧重哪边，社区一词都是强调人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维系力和内部归属感。20世纪后期，无论台湾，还是中国大陆，有感于过去过度重视宏观经济发展忽略社区需求的情势，都分别将“社区建设”或“社区营造”提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在地方组织方面，都开始在小型地缘组织中引入“社区”两字。如台湾的“社区理事会”，大陆则有意将原来的“居民委员会”改称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不过此举尚有很多法律问题没有厘清。,5,综合来看，社区主要有以下三重含义：第一，社区本身是一种社会单位。构成社区的有地域、人口、区位、结构和社会心理5个基本要素。第二，社区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社区发展是一种社会行动。,6,二、
4、社区旅游,在旅游学界，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从社区的角度探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性问题，Butler(1975)、Kent(1977)、Cohen(1979)、de Kadt(1979)、Boissevain(1979)以及Smith(1980)分别从旅游影响、居民态度、游客特征等不同方面对社区旅游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案例数量、成果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7,最早系统化地进行社区旅游研究并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的是墨菲（Peter E.Murphy）,墨菲在其著名的旅游：社区方法（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首次正式地、系统化地从
5、社区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居民参与性问题。他在旅游：社区方法一书中指出：“旅游业从其一产生，就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能够将它从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中脱离出来，从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将旅游考虑为一种社区的活动来进行管理，那么一定能够获得更佳的效果，这就是社区方法。”,8,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旅游学界对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性问题更为关注，国际著名旅游学术刊物旅游研究年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都开办了专辑对社区旅游进行讨论，使相关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有关社区参与理论研究的成熟
6、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也使得社区旅游逐渐成长为一个多专业参与的新兴交叉学科，随之产生的旅游人类学(Tourism Anthropology)、旅游社会学（Tourism Sociology）都得到了各个专业领域的广泛接受。,9,社区旅游有两种理解：一种旅游产品；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发展理念。作为旅游产品的社区旅游就是以社区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作为发展理念的社区旅游则是指社区参与旅游发展。,10,第二节 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特点,一、注重经济利益诉求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追求旅游的正效应,如增加居民收入、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傣族园、遇龙河和
7、世外桃源三个社区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涨,有的景区甚至出现了过度参与的现象(这里指大量社区居民纷纷参加到旅游经营活动中,景区内摊点过量,随意兜售,强买强卖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了景观质量和游客体验)。对于除了传统农业没有任何优势的阳朔社区来说,旅游业的吸引力实在太大。,11,2002 年,阳朔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5元,2001 年为1915 元,同比增长率为3.7%。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增收困难。农民通过旅游脱贫致富的愿望极为迫切,所开展的一系列旅游活动几乎是农民自发地组织参与的。遇龙河景区居民在散客到来之初,便开始接待服务。竹筏漂游是农民自发经营起来的,农家乐和家庭旅馆也是农民的自我经
8、营。该景区的经营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县政府、村级集体组织、民间社区组织、个体户、家庭和个人等纷纷介入。,12,从2003 年8 月份的统计看:沿河的每个村都有竹筏在运营,13 个村(总人口约为9000 人)共有505 张竹筏,从事竹筏漂游的筏工有891 人;担当乡村导游的有187 人;家庭旅馆共有19 家,140 个床位;农家乐餐馆共有53 家;小卖部共有46 家;参与载客的摩托车共有38 辆。人们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参与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利益,旅游收入是当场兑现的,农民一般在当天就可以揣着钱回家,这与生产周期长、盈亏不定的农业有很大不同。,13,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中国的社区对于旅游参与的其他
9、诉求较低,其核心利益点为经济收入。因而对旅游的消极影响既缺乏应有的认知,即使有所了解也不太在意。在对多个旅游社区居民的访谈中,作者问及居民对“发展与污染”的态度时,八成以上的人选择了前者,他们的理由是:“你们认为我们这里风景好,我们不觉得”、“风景好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受穷”、“只要能富起来、一点污染无所谓”、“只要生活有保障,不饿肚子就行”、“发展肯定要带来一些污染”、“没关系,生活改善就好”、“有新房住,有好生活就得了,要什么山清水秀”、“农民富了,环境无所谓;生活不好,环境再好也没有用”。的确,生存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发展经济成了中国社区旅游的首要目标。,14,二、被动性参与,在中国,社
10、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作者所调查的社区,在旅游参与过程中大多处于被决定、被包装、被表达、被展示的状态,很多时候也是被忽略、甚至是失语状态。但处于被动地位社区的强烈抗争,往往导致相对强势的政府和企业一并陷入被动境地。企业在开发之初先从政府那里获得准入,然后进入开发过程。中国农民在社区参与上的被动体现主要有:在观念上,农民被歧视;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没有主动的决定权;在政策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行政管理上,是被管理的对象,等等。农民的利益诉求看似是主动行为,实质上只是利益受损后的被动反应。但当被动的弱势农民利益诉求愈加强烈时,处于被动状态的就一同把政府和企业包括在内了。,15,由于中国旅游发展时
11、间较短,在旅游观念、旅游意识等方面,无论地方政府、企业还是社区都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经验储备,因此就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动状态。开发之初,农民的存在是被忽略的,后来才发现他们不但存在着,而且还是刚性的存在,容不得任何忽略。农民在缺乏利益诉求的手段和渠道时,会采取反抗行为,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政府和企业就不得不被动应对。,16,各参与方往往陷入这样一种被动连锁反应状态:农民利益诉求受阻对抗和冲突政府被动处理问题提出应对措施确定某种暂行政策影响社区旅游发展方向新的问题出现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修正社区参与方式和旅游发展方向。农民、政府、企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被动状态最终导致的将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被动。,1
12、7,阳朔遇龙河景区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的连锁反应过程。社区农民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开始大量购置竹筏;旅游发展中社区已成为旅游的一部分,政府不得不考虑,政府试图在经营和管理方面统一和规范;政府组建公司与农民争夺利益,遭到了农民的抵制和反抗;政府千方百计寻求解决方案;社区旅游开始处于一种有序与无序并存的状况,遇龙河沿岸“农家饭”、“农家乐”、“农家住宿”、“农家休闲山庄”纷纷开建和营业;遇龙河河水污染,景观质量和游客体验下降。社区、政府、企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被动状态最终将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8,三、社区力量薄弱,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政府主导,政府和开发商联合决定旅游开发;社区缺乏
13、知情权,力量弱小,不足以抗衡强势集团;民间组织发育不全。“农村”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政策身份。由于农民自身的弱势地位,大多数景区自然也就没有意识到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重要地位。,19,某景区的一位普通管理人员在被问及村民对公司来当地开发有什么意见时,曾断然地回答道:“他们能有什么意见!我们来开发只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景区开发者和管理者的心理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的社区居民,他们的旅游参与程度低也就是必然的,这是由其出身所决定的。,20,公司或政府由于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成为旅游参与中的强势
14、群体,是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主体。社区农民虽然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旅游业,而他们的角色只是旅游业的“相关者”。政府主导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由谁开发、进行何种形式的开发。当这一切成为定局时,当地社区对于自己的领地已经被决定了的情况仍一无所知。,21,企业在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后,开始逐步实施其开发计划,社区居民在企业进入后才知道自己社区要被当作旅游景区进行开发,至于公司的开发目标、产品类型、经营方式、景区规划,社区居民依然无从得知。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和阳朔世外桃源景区都是在政府和公司共同主导下开发的,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企业为利润而发展旅游。旅游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强者之间的合谋。,22,强
15、势的政府和公司与弱势的农民间难以平等对话。强势主体着力维护自身利益,政府有时过多地与企业站在一起。农民的弱势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上,还体现在政治位和利益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方面,农民没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理性化社会对人的审视判断以他能做什么而不是他是谁为出发点,是谁与能做什么判断前提的区别表现了一个社会的理性化程度,是谁带有浓厚的身份歧视,而能做什么则超越了身份歧视,赋予每个人以公平的阶层流动机会”。,23,“他们从根本上看不起我们村,我们要给他制造麻烦!”这是世外桃源社区笔架山村民在感觉受到歧视后的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社区组织趋向于松散化,既没有了传统的互助组织,也没有形成新
16、的创造。传统宗族组织更加涣散,统一性的族间组织没有确立,公民组织的形成还需要引导和进一步发育。,24,四、产生的原因及思考,由于文化的、政治的、历史的因素,造成中西社区参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道路、意识形态、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不相同,在此不逐一展开论述,本研究只从关联度较高的如下四方面予以剖析。1、民主化进程中国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面临着一系列调适和变革。,25,正迈向民主化的中国社会,公民意识远未确立。尽管我国政府在大力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公民意识在觉醒,但大多
17、数民众的思想准备不足。“政府只不过是百姓的镜子,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习惯于做顺民或者暴民的百姓不可能对应一个民主化的政府。民主化过程是一个政府和百姓同时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正在民主化道路上学习和改进中的中国,在社区参与方面,几乎还处在“非参与的参与”阶段。,26,N G O和N PO 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偏低,中国的政府和市场不甚健全,这制约了民间组织的发展,在力量对比上依然是强政府、弱民间的状态。我国的第一、第二部门政府和市场依然不太健全,第三部门的发展也就受到了相应制约。中国真正的NGO来源于西方,中国本身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社会历来是强政府、弱民间,相对于强大的政府部
18、门和庞大的私人部门而言,公共部门的力量显得很弱小。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NGO等民间组织也需要社会转型,从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蜕变为真正的民间组织,这需各种民间力量的自我发展,更需要政府提供制度空间和资金支持。,27,3、旅游发展阶段,社会转型是所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曾经历过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但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比西方要付出更为昂贵的社会代价。“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对外殖民,例如英国就有三千万人口移民到美洲和大洋洲。中国基本上依靠内部积累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工业化加速的最近五十年,更不可能像过去的欧洲国家那样,一旦人口膨胀了,在美洲
19、、大洋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旅游发展阶段大大落后于西方,社区参与也是中国学术界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的领域。,28,因此,处于目前旅游发展阶段上的中国,经济驱动成了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经济驱动型的旅游发展,决定了政府发展旅游的首要目标是获得GDP的增长、获得税收的增长。解决温饱和走向富裕成了没有其他支柱产业的地方政府的最佳选择,因此大力鼓励社区参与旅游经营、得到经济收益的中国式旅游发展目标与关注社区权利和意愿、关注社区发展的西方旅游发展目标存在很大差别。,29,4、土地所有制不同,旅游景区在开发之初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土地这一未被市场化的公共资源。但西方和中国的土地制度
20、不同。在西方,除了诸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国家公园的土地为全国的公共资源外,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私有财产,社区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财产,有权利决定是否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这种对土地与生俱来的所有权,使得社区在选择旅游区的开发、经营和利益分配方式上也就有更多的主动权。,30,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土地都归属国有,土地的所有权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农民拥有使用权的承包地在被征用作旅游开发时,农民一般也只能接受政府的征用条件,没有拒绝和选择的权利。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上,政府拥有决策权,开发商拥有广阔的经营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的意见在未经过征询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已
21、经注定要被让渡出去了,因属于集体的土地只要经过集体代理人的同意就可以签订合同。世外桃源的土地是经由政府征用的,傣族园同意开发的合同也是与镇政府、村委会签订的,只是公司在建设过程中涉及个别农户的承包地时才有了与单个村民的合同。,31,5、值得思考的问题,研究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几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首先,当中国民主化进程、民间组织、旅游发展阶段等深层因素无法迅速赶上西方时,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对旅游的理性决策、规范管理和注重民意就变得至关重要。阳朔政府对于遇龙河的管理虽然不够,但阳朔西街的规范发展则归功于政府的提前介入。西街发展初期曾出现过价格恶性竞争和拉客现象,当时政府出面协调,加强管
22、理,恢复了西街的有序商业环境,为现在的良好目的地形象奠定了基础。,32,其次,应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强势主体往往主观认为社区是可以任意被决定的。在强势群体的认识中,认为社区居民是软弱无力、愚昧无知的,是可以任意被决定的,社区在整个旅游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一种弱势群体的地位,无法直接影响旅游的发展方向。这正是导致农民在社区参与中无信息渠道、在旅游决策中缺席的思想根源。事实上,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是相对的:一者,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资源等进行权利争取;二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无所有”进行合法的或“踩线但不越界”的对抗,甚至还对前者的怠慢产生情感上的疏离,这是最具经常意义的“弱者的武器”。,33,第三,社区
23、的参与能力是可以成长的。如阳朔西街的部分社区参与者的旅游理念已经能够与国外的背包旅游者对接,珍视自然和生态,注重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他们在社区参与中得到了跨越式提升。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旅游社区,其学习能力都是不容忽视的,伴随旅游业的发展,他们会逐渐成为旅游的管理者、旅游影响的监督者以及社区发展的主人,在资源短缺和追求效益的人类之间力求客观反映旅游经济的本来面目。,34,第三节 社区增权,增权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例增权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各种
24、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调整,而李坑村的居民总是无一例外地处于无奈、被动与弱势的地位。要真正改变这一弱势地位,只有通过社区增权的方式以提高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以增权理论为基础展开论述,以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政治增权为构架,探讨我国现实旅游开发背景下对乡村旅游社区居民进行增权的必要性与具体途径。,35,一、问题的提出,21 世纪初,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由于乡村旅游强调“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旅游业的发展与乡村社区的发展变得息息相关。由于大部分乡村旅游资源在资源属性上存在界定不清等弊端,社区居民与乡村所在地区的政府、外来投资者之间往往会产生经济利益的纠纷,形成乡村旅游
25、发展中的“公地悲剧”,影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认清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厘清社区居民与旅游者、政府、旅游企业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36,布朗顿、德卡特等学者虽然早期曾指出“社区对旅游的控制不是一个公正的过程,同时也不大可能产生利益的广泛分配”,但更多的研究以及实践证明,充分考虑乡村社区居民的意愿和利益,实现社区居民在旅游规划及管理中的参与是现阶段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笔者认为,要使社区参与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实现社区增权,也就是说,社区参与的目的与实际手段都必须落脚于对社区的权力赋予上,只有实现社区增权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参与,“
26、(社区与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及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等系列问题都可以通过社区增权得到解决”。,37,二、增权理论及其在旅游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以美 国 学 者巴 巴 拉 所 罗 门(Barbara Solomon)1976 年出版名为 黑人增权:被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Black Empow 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一书为标志,增权理论开始确立并于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盛行。目前一般认为,增权理论由“权力”(pow er)、“无权”(pow erlessness)、“去权”(disempow erment)及“增权
27、”(empw ering)等核心概念建构而成。权力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无权表现为“权能缺失的状态”,去权是“权力被剥夺”。无权是去权的结果,它往往导致弱势群体自我贬低并逐步将这种自我贬低内化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丧失对影响其个人生活的重要事件的参与、分享、控制。,38,要扭转这种无权的状态,使弱势群体变得足够强大,增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增权(empowerment/empow ering)也被称为“赋权”、“充权”、“激发权能”、“强化权能”等,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
28、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这一概念不再将焦点集中于弱势群体的弱势和缺陷而是他们的能力和优势上,强调通过提供资源以及培养知识和能力,在外部力量和他们自身共同参与的过程中达到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目标,最终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产生影响。,39,1996 年,阿卡莫尔(Akamal)最早将增权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提出了旅游社区增权的必要性。1999 年,新西兰学者斯切文思(Scheyvens)明确指出,旅游增权的对象应当是目的地社区,旅游社区居民增权框架包括经济、政治、心理和社会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赫伯特切施乐(Herbert-Cheshi re)则特别强调
29、,社区的能力建设是乡村社区赋权最主要的内容和目的,“通过能力建设使社区成员形成新的开放的态度,产生极大的热情,并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力投身于社区发展中,对于社区增权是相当必要的”。2003年,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出版 增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empowermen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一书,以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的旅游开发为例,系统而深入地论证了社区增权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增权作为一种参与、控制、分配和使用资源的力量和过程,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40,2008 年,左冰等将旅游增权理论引
30、入中国,对其进行了梳理、吸收和批判,特别强调增权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运用价值,但由于中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必须从我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现实条件出发对该理论加以解释、补充和修改。本文即以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为例,以增权理论为基础展开论述,旨在探讨我国现实旅游开发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中对社区居民进行增权的必要性与具体途径,以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理论体系,并对相关实践提供指引。,41,三、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案例,1.案例概况婺源县李坑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地区,20 世纪90代以前,由于交通不畅,商品经济欠发达,全村以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格局为主导,此后旅游业的发展,游客量急
31、剧增加。李坑村旅游发展起步后,各级政府、外来投资者、社区居民、旅游者等纷纷参与进来,由于其动机、目标、方式和核心利益点各有差异,他们在李坑村这一特定的社区空间内经历着反复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也由于各利益主体在政治权力、心理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他们在博弈过程中权力悬殊的状况出现,形成旅游社区发展中的“去权”现象。,42,2.现象之一:社区居民与外来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冲突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我国大众旅游市场的兴起,婺源自助游客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游客的大量涌入激发了李坑村村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他们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在村口搭起小棚轮流向游客收取门票,并在基层群众性自治
32、组织村委会的主持下形成旅游门票收入分配方案。分配次序为支付售票员(由村民选出)工资提取村公共事业基金向参观户支付资源使用费 按村民人头平均分配。,43,2000 年,婺源县政府为重点解决旅游开发项目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吸引民资和外企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将李坑村旅游景点的 30 年经营权转让给江西金叶集团有限公司,并确定门票收益的分配方式为:金叶公司66.5%,镇政府8%,李坑村委会4%,李坑全体村民19%,民居古建景点参观户2.5%,由此打破了李坑村居民以往的生存与收入方式。由于感觉到金叶公司在公布门票收益过程中存在瞒报行为,分配给自己的收益远远低于其承诺的水平,李
33、坑村居民多采用一些过激的“集体行动”来表达愤怒,例如堵路、上访、带游客逃票等。,44,3.现象之二:社区居民与政府关于征用土地的博弈在政府强制征用土地和社区居民自愿转让土地的问题上,双方经常出现两方利益点上的巨大分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但要坚持自愿、有偿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民转让。”但在实行分级限额审批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土地管理绝大部分权利集中于县、乡级政府手中,土地征用的决策权往往演变为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决策。,45,其次,在征地补偿费用问题上,李坑村与其它许多旅游景点一样,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对多个
34、村落进行过多次征地,主要用于村头宾馆、停车场和商业中心的建设,原有的耕地也就转变为建设用地。征地中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标准主要依据 江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1)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和二十九条执行。但经调查发现,虽然补偿费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关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法律界定不清,补偿费的利益归属存在着不少问题,农民实际所得远远少于补偿标准,不同乡镇执行力度的不同也造成补偿标准的不一致。,46,4.现象之三:社区居民与旅游者的文化碰撞对于同一乡村社区,其“主人”与“客人”即村民和旅游者有着不同的认识
35、,如就旅游者而言,李坑村应是恬静舒适、具有徽派古村落文化特色的乡村,而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它只是居住的地方而已。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得居民和旅游者对社区各要素及资源的使用存在不同的倾向,他们会分享其中的某些元素和设施,而更多的元素、设施只为其中一方接受。受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与规划者都确立了先旅游者后村民的资源利用优先次序,村民原本赖以生存的耕地不得不让位于旅游商店、停车场用地,为村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小型购物商店不得不让步于大型旅游商场。,47,此外,更深层的冲突在于文化的碰撞与冲击。来自不同客源地的旅游者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旅游过程中携带着不同的文化信息,他们通过自身的
36、消费行为促使旅游客源地文化与旅游目的地文化相遇。虽然表面看来,这种相遇所形成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旅游目的地文化对旅游客源地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旅游客源地的文化以旅游者为媒介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的文化影响则要大得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关系。,48,综合以上可见,李坑村这一乡村旅游社区已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利益场”和“权力场”,各个利益主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旅游规划与发展政策制定的系统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调整、综合和博弈,而李坑村的居民总是无一例外地处于无奈、被动与弱势的地位。要真正改变这一弱势地位,只有通过社区增权的方式以提高社区居民在乡村旅
37、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政府在其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者的角色,社区增权必须建立在政府有效制度供给的基础之上。政府应通过透明化、公开化、公正化的制度安排和信息发布,体现社区居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意志和呼声。,49,四、乡村旅游社区的增权: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1.经济增权:推动社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增权要求将乡村旅游社区的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利益分配主体之一,用制度保证社区居民源源不断地获得可持续的增量利益。目前,包括李坑村在内的我国大多数乡村旅游社区都采用“公司+农户”模式,即通过招商,外来投资公司以代理人的身份经营村民集体所有的旅游资源,而村民则灵活经营一些小型的、零散的旅游项目,两者优势
38、互补,同时分享旅游发展的收益,但也由此易引发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因此在采用这种模式时应特别注意在确定公司与村民的经济利益分配模式时,分配比例应由政府、公司、村民代表三方进行协商,以改变村民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弱势地位。此外,笔者认为对村民可进一步尝试以下的经济增权措施:,50,一是简单的经济激励措施。诸如政府与旅游企业达成协议,保证村民被优先雇佣的权利;在财政和投资政策上向村民实施倾斜,予以扶持,鼓励村民参与农林休闲度假项目的投资与生产;鼓励村民参与旅游产品生产原材料的生产和制作,如旅游消费中的肉、蛋、奶及传统手工艺品等。,51,二是“农户+农户”模式,这种模式倡导在村民与村民之间、农户与
39、农户之间的互相引导、帮助氛围下所形成的旅游参与,即通常由某些思想较活跃,具有足够创业意识的农户首先介入到旅游经济活动并形成示范效应,其他村民纷纷从示范户那里学习经验和技术,相继加入旅游接待的行列,并最终在当地形成浓厚的旅游经营氛围。这种模式通常投入较少,接待量有限,旅游产业对其它产业的拉动效应也相对有限,但乡村社区文化保留得最真实,易于乡村社区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旅游收益分配主体单一,社区居民也能获得较丰厚的旅游收益。,52,三是股份合作制旅游企业模式。,股份合作制是指依法设立的、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并以员工股份或员工股份为主构成,股东按照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原则
40、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企业以全部资产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企业,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是这种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特点如下:(1)在股权设置方面,经营股权一般有国家股权、集体股权和村民个人股权,股东入股的形式有实物资产、资金、技术、劳动等多种,农田、山林、水库等集体财产或房屋等村民个人财产均可以折资入股,这样在制度上保证了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地位平等,有利于调动村民集体和个人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53,(2)收益分配方面,实行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方式。旅游股份合作制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包括以下几个项目:提取公积金,公积金是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积累资金,是公司用于防范和抵御风险,补充资本的重要资金
41、来源,这部分资金在注入公司的资本后主要用于建设旅游景点、维修道路、桥梁及其他旅游设施等;提取公益金,公益金一般是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用于公司员工集体福利如购置或建造公司员工宿舍、食堂、浴室、医务室等的资金.,54,由于旅游股份合作制公司的员工大部分来自当地社区,因此从客观上促进了村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体现了旅游业“利益共享”的精神;支付土地股权补偿费,土地股权是以国家和集体土地有偿使用折算的股权,在利润分配程度上享有优先权;支付普通股股利,普通股是以货币、实物、非专利技术和劳动等入股构成的股本,即国家股、集体股和个人股。分配的办法应能体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多劳多得”的原则。,5
42、5,(3)在管理方面,实行民主决策和管理,股份合作制旅游企业内部员工拥有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他们真正成为旅游资源经营管理的主人。该模式把政府、企业、村民个人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有机结合,被普遍认为是促进社区参与、确保合理收益分配的有效措施。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提出的几种理论模式尚待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与发展,目前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股权设置、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不规范,因此作为增权的主体,政府必须注意理顺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集体组织与组织之间、农户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多重利益分配关系,“公司+农户”、“批发商+农户”、“中介组织+农户”等各种组织形式中如何分配利益、保障社区居民利
43、益的问题均须通过制度作出恰当的安排,在双方或多方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可考虑引入账目公开制度、引进第三方独立审计监管机构等。,56,2.心理增权:推动社区人文环境的和谐发展,“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态度,对自身生存能力保有自信,对传统与文化感到骄傲的社区被认为在心理上是强大的”。要造就“心理强大”的社区,需以下几项工作:(1)发挥社区精英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乡村社区精英一般分为三类:体制精英,拥有政府机器和政治权力,如村干部;传统精英,拥有地方威望或家族势力,如族长;经济精英,拥有社区内相对突出的经济实力。发展旅游势必造成乡村社区精英阶层的分化与重构,一批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积极实现职业转换的新精英成员必然
44、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开发的近程中脱颖而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潜能被进一步激发,并产生自我价值的实现欲望,不断实践创新。,57,因为这些社区精英的创新活动就发生在普通村民的身边,他们的成功是最好的宣传方式和激励方式,驱动着村民的自发参与。而与此同时,外界对社区的自然资源、文化独特性的认可也将使得这一批精英乃至更多社区成员的自尊感得到强化,他们甚至能够感受到自身对乡村社区发展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他们会主动地向其他村民传授新理念、新经验和新技术,从而形成促进社区发展的强大合力,并引导整个社区形成乐观、自主、创新的氛围。因此,对这一批社区精英政府应分类培训、重点培养。,58,(2)推动妇女的广泛就业。
45、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生产、生活和乡村风貌为主要对象的旅游,其发展往往衍生出家庭旅馆服务、餐饮服务、保绿、保洁、物业管理、传统手工艺和土特产品制作等适合女性就业的岗位,一项关于婺源农村妇女就业状况的调查也证实,“在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地区,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为女性实现就业或再就业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件和基础,促使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自觉,进而从自卑走向自信,从空虚走向充实,并最终实现生活独立、精神解放。,59,更为重要的是,乡村女性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旅游业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传播传统社区文化的重要媒介,为传统社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努力。但由于乡村旅游中经营主体大多本地化
46、、家庭化、小规模化,乡村女性在就业培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和参加养老保险等等方面所获得的劳动保障明显不足,因此,政府在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应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劳动保障。,60,(3)教育与培训。针对目前乡村社区居民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等问题,政府可以整合社区各种文化教育资源,与外来投资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联手对社区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短期职业教育与培训,包括就业技能与技巧、职业生涯设计、心理辅导等。同时,为防止社区居民自卑或敌对等心理情绪的产生,政府主导实施的旅游者教育和社区居民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旅游者教育主要是使其努力了解乡村社区居民的行为模式,产生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
47、保护的责任意识;社区居民文化教育则重在民族文化、乡土知识培训,使其产生强烈的文化回归感。,61,3.社会增权:推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传承,旅游会对乡村社区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引起诸如物质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婚姻家庭结构、教育结构、社会分层等方面的重大变迁。而成功的社会增权意味着“旅游业的发展保持或增强了社区的内部均衡。因为社区成员及其家庭为开创成功的旅游事业而一起工作,社区内聚力得到提高。更多的基金被用于社区发展,如建设学校或改善交通等”。成功的增权往往有助于旅游与社区之间内在一致性的形成,带动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文物古迹的修复、自然环境保护等,最终促成社区社会环境的和谐局面。
48、,62,被大家引为生态旅游最成功的范例肯尼亚,其成功与高度的社会增权是密不可分的。土耳其的南安塔利亚(South Antalya)旅游开发工程堪称旅游社区社会增权的成功范例。这个工程在开发规划中,不仅考虑了用于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需求的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还特别强调和重视开发为当地社区居民服务的基础设施。由于实现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的高度整合,该地的社区凝聚力大大提升,防止社区情感归属感的丧失和社区的解体。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63,此外,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有着独特传统文化特征的乡村社区一旦被卷入旅游业的发展中,其本土传统文化的演变速度就会加快,并有可能最终演化为新的文
49、化形态即渊源于本土传统文化又采借了大量外来文化的新型文化形态。为保护乡村社区文化的本真性,社区的文化展示非常重要,政府应通过舆论、媒介宣传等各种途径提高乡村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感,体现社区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观念价值、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丰富的文化现象,并施以宏观引导及调控,在社区教育与培训中植入社区传统文化的内容,建立文化传承和传播机制,将居民行为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紧密相连,居民才能成为文化的活态载体。,64,4.政治增权:推动社区政策环境的改善Murphy、Reed 等学者都曾指出旅游业营销的是社区的某些资源,因此社区在旅游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应当占有领导地位,但事实上,
50、由于旧政治体制的惯性及经济能力弱化等因素,许多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微弱,在旅游决策等方面缺乏参与。为真正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政府和旅游规划师应具备接纳社区居民参与的意识和社会组织的相关知识,尤其是组织社区参与的技术,包括如何表达、如何倾听、如何沟通、如何协商、如何达到共识等。,65,其次,在乡村旅游管理机构之下可通过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或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反馈渠道与机制等方式,不断地拓展社区居民的制度化表达空间,甚至鼓励社区居民组建适当的组织,如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与旅游管理机构人员的联席会、成立社区居民代表参与的旅游行业组织等,以组织的形式和组织的力量同其他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