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 当代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 二.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江怡 当代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 二.doc（12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江怡 当代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 二根据希尔顿的解释，卡尔纳普的分析概念应当是这样的：对于一类给定语句的分析.，严格说来，应当被理解为是在用另外一种语言来替代一种语言，它们两者或许只在很细小的方面有所不同。这里没有任何这样的断言，即一种语言正确，另一种语言不正确；而只有一种语言学建议：为了如此这般的目标，我们应当使用第二种语言，而不是第一种语言。.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从给定语言的规则而来的分析性结论；既然它们是分析的，它们就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断言。2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卡尔纳普的分析概念与弗雷格、罗素等人的观念有所不同。蒯因明确地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对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因而，分析的概念在他心目中就具有
2、了很大的随意性。他说，我们不要求同义语。我们不要求去弄清楚，这个不清晰的表达式的使用者一直在心中无意识地考虑的东西。我们并不揭示隐藏着的意义，就像分析和阐释这些语词所暗示的那样；我们补足差缺。我们选定不清晰表达式的那些值得为之烦神的特定功能，然后设计出一个适于担当那些功能的替代者，它是清晰的，并且是根据我们的喜好铸造的。30这样，分析就不再是把整体分解为组成部分的过程，也不是为了使句子的结构符合实在结构的逻辑建构，而是一种根据特定的目的和表达方式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的问题。用蒯因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我们的语言选择心满意足，用希尔顿的话说，就是要保证语言的交流能够做到通畅无误。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分
3、析概念本身就并不重要了。如今看来，无论哲学家们对分析概念的理解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们所从事的哲学分析工作都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概念决不仅是与语言有关，更重要的是它关涉到分析哲学的逻辑本质，也就是从逻辑的角度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包括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消极的方面说，他们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对语言结构的错误认识，或者是由于我们在做哲学时使用的那种语言出现了问题。更准确地说，哲学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我们受到了语言的欺骗，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语言，而这只有根据现代逻辑才能做到。从积极的方面说，现代逻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的语言和我们
4、的思想结构的真正洞见，并通过逻辑分析使我们达到对实在的真正认识。正是这些认识，使得分析概念成为分析哲学的重要特征和明显标志。四，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历史地看，分析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语言有着直接的联系，更为准确地说，对语言的逻辑结构的分析正是分析哲学建立之初的首要任务，或者说，分析哲学的出发点正是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达到对实在的认识。在这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诞生就意味着语言哲学的出现。所以，达米特把弗雷格既看作是分析哲学之父，又称他为第一位语言哲学家。在西方文献中，通常也把分析哲学称作语言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种称呼就明显反映了这种哲学的基
5、本特征，即在研究方法上是分析的，而在研究对象上则是语言的。如今，许多西方哲学家都承认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是以重视研究语言或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为特征的。31有哲学家甚至认为，语言的转向不仅出现在英美哲学中，同样出现在了欧洲大陆哲学中，例如，胡塞尔在20世纪初对意义与意向性关系的分析、海德格尔在世纪中叶对语言与诗歌的阐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以及结构主义的出现等。32在宽泛的意义上，有的研究者把这些研究也称作语言哲学。33这表明，西方哲学家们对语言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使得语言哲学这个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从广义上说，只要是把语言问题作为主要对象的哲学研究，就可以
6、看作属于语言哲学的范围，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哲学就是指一个哲学研究分支领域，来自不同的哲学传统和立场的哲学家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会看到有法国的语言哲学、德国的语言哲学、欧洲大陆的语言哲学、甚至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等。但从狭义上说，西方哲学文献中的语言哲学通常是专门指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分析哲学，特别是指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以及之后的分析哲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哲学就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语言研究方法，即通过对语言结构和用法的细致分析，展现隐藏于其中的实在的结构(罗素、维特根斯坦)，或者是描绘日常语言用法的细微差别(奥斯汀)或思想的概念结构(斯特劳森)。在西方文献中，这种
7、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也被称作linguistic philosophy(语言的哲学)，34用以区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语言哲学。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谈到的语言哲学就是在这种狭义上的概念。事实上，作为研究领域的语言哲学是从作为一种语言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发展而来的，分析哲学家们研究语言的独特方式使得他们提出的语言问题以及相关的哲学问题逐渐成为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问题，例如，意义、指称、真理、必然性、言语行为、意向性以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等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弗雷格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仅开启了哲学研究的语言方向(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实现语言的转向)，而且直接带来了后来分析哲学的重要话题。对弗雷格语言哲学
8、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应当首先归功于达米特，他关于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巨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1973)不仅引起了西方分析哲学家对弗雷格思想的重新重视，而且成为弗雷格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达米特指出，弗雷格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意义理论，而这种意义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语言哲学的主要部分。因此，完全有理由把弗雷格看作是第一位语言哲学家。他这样写道：因此，可以把弗雷格看作是语言的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之父，这个说法并不是指众所周知的日常语言哲学这样的临时派生物，而是指所有这样的哲学，即把分析概念看作是研究它们的表达式意义的关键。日常语言哲学的确是语言的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它在两个方
9、面与弗雷格的精神是相反的，即它武断地否定了体系的可能性以及把自然语言看作是免受批评的。35受到达米特工作的影响，目前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认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三个主要问题都来自于弗雷格，这就是逻辑形式问题、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立的一阶逻辑系统被看作是现代逻辑的真正开端，他对逻辑形式的崭新表达以及其中包含的重要逻辑思想，经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对哥德尔、塔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在当时的语言学中最为发达的分支即形式语义学。到了60年代之后，哲学家们利用这种语义学解释真值条件、逻辑形式以及自然语言的复合结构。同时，弗雷格关于意义与意谓的
10、区分也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对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的深入讨论。这些都使得语言哲学逐渐成为分析哲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并最终形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36据美国哲学家伯奇(Tyler Burge)的说法，20世纪60-70年代，语言哲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被哲学家看作是第一哲学。这种发展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弗雷格提出的主要问题构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二，日常语言学派和逻辑构造主义把逻辑理论运用于日常语言，为重新理解语言的用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第三，对逻辑经验主义基本信条的批判导致了哲学家们更为深入地思考语言的意义以及相关的问题；第四，传统的指称问题被放在现代逻辑的背景中重新加
11、以考察，形成了新的本质主义指称理论。37在这些原因中，弗雷格的影响是首要的：没有弗雷格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后来的语言哲学；但这种影响又是通过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20世纪初的一些逻辑学家的工作，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作用的，或者说，这种影响更多地是逻辑的，而不是哲学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语言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大行其道，主要应当归功于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用法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虽然卡尔纳普等人对语义学做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在语形学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这些研究更多地是从逻辑上考虑的，是出于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的需要。赖尔和奥斯汀等人的工作，使哲学家们开始关注在日常语言的用法
12、中隐藏着我们尚未发现的或被误解了的意义；而斯特劳森的工作更是使得用逻辑的方法分析日常语言用法成为可能。这些工作的一个卓有成效的结果是带来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根据格雷林(A.C.Grayling)的说法，哲学逻辑不是以逻辑为对象，而是采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语言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哲学家们传统地感兴趣的那些概念和概念结构，研究那些与语言和思想的性质、语言结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等等相关哲学问题，如定义、命题、指称、意义、分析性、同一性、可能世界、存在和真理等等。38还有人把哲学逻辑理解为一个以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形式为目标的学科或领域，它的特征是以现代逻辑为手段
13、，运用形式化的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形式，研究逻辑形式在自然语言的表层结构中的表达形式，也研究自然语言的表层结构所表达的深层结构中的逻辑形式。它试图通过研究自然语言和逻辑的关系，解决自然语言的丰富性、灵活性与逻辑形式的贫乏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矛盾。39无论是什么样的理解，哲学逻辑作为一门以现代逻辑为手段研究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的学科，在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等领域中的确鹱旁嚼丛街匾淖饔谩?nbsp；从学理上分析，语言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英美分析哲学中大行其道，是因为当时逻辑经验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蒯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反对直接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在理论上
14、的失败；而这时正是日常语言学派逐渐占据分析哲学的时候，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分析哲学家们开始更加关注意义、指称、真理以及言语行为等问题，试图从自然语言而不是从理想语言出发去分析和理解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不是采用语言学的方法，而是通过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去揭示语言的意义和指称。其中，蒯因、戴维森、达米特、普特南等人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他们以及其他分析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语言哲学逐渐成为分析哲学中的主要内容。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指称问题，分析哲学家们围绕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当代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在意义问题上，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义理
15、论，如指称论、功用论、行为论、语义论等，同时对意义与理解、意义与真理、意义与指称、意义与实在等问题，也都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都推进了分析哲学在对语言意义问题分析上的深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蒯因通过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区分意义和指称概念，取消了意义概念，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论题；戴维森用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改造意义理论，提出了意义在于真值条件的观点；达米特在数学的直觉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提出了用证据取代真理的观点，把使用看作是理解意义过程中的基本概念；格赖斯(H.P.Grice)则用一种特殊的交流意向来分析语言的意义，把一个句子的意义解释为说出这个句子的人当时的意向。在指称问题
16、上，分析哲学家们主要围绕指称与意义、指称与对象、指称与真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这些就使得指称理论成为语言哲学研究中最为热烈持久，也被看作是最为有成效的部分。这是因为，指称问题直接与外在的对象和实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指称关系即命名也是理解意义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解决了指称问题，也就意味着抓住了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核心。在这些讨论中，最为重要的是围绕名称(包括专名和通名)和摹状词的指称问题，哲学家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指称理论，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摹状词理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的历史因果的命名理论、斯特劳森的使用论的指称理论、唐纳兰(K.Donnellan)的限
17、定性摹状词理论等。这些理论形成了当代指称理论中某些重要思想或基本原则：其一，专名的指称不仅仅是由所指对象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由专名的使用者对该对象的描述确定的，还取决于使用者与其文化同伴之间的关系；其二，专名的指称固然与最初命名的对象有因果关系，克里普克称这样的专名为固定的指示词，但它们的意义却是由所指的对象和关于这个对象的所有描述共同确定的；其三，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不是取决于相关的描述，而是取决于这些种类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普特南把这种关系称作定型(stereotype)；其四，指称与意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语言哲学需要考虑的是指称问题而不是意义问题，或者说，应当抛弃意义概念，因为无论是以什么
18、方式构造出来的意义理论都是不可能的。随着对意义和指称问题研究的深入，分析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确定语言的意义还是指称，都需要考虑语言表达中的意向内容；都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言使用的具体场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都需要对人类的心灵重新做出解释，而所有这些都不是研究语言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就开始转向了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40五，分析哲学与心灵哲学据伯奇的说法，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语言哲学逐渐失去了在分析哲学中的决定性起点的地位，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了心灵哲学的问题。41导致这种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了在意义理论中重新引入考
19、虑意向性问题，以及语言哲学讨论中面临了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例如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提出的历史因果的指称理论无法说明弗雷格提出的晨星和暮星的区别问题；指示词的认识价值问题；有关命题态度的句子的真值条件和逻辑形式问题；以及关于对象的信念(de re belief)的地位问题等。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语言哲学被看作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语言哲学的最初愿望，即通过澄清语言问题确立哲学的坚实基础，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西方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之后的根本性变化，的确为分析哲学家们深入研究人类心灵问题打开了新的进路，开启了非常有价值的角度。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语言哲学被称作第一哲学一样，到了
20、90年代，心灵哲学同样被看作是第一哲学，在分析哲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处理语言、知识、伦理学、社会、自由意志、合理性等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要通过对心灵现象的理解，通过对心灵的分析方法进行。42当然，分析哲学家对心灵哲学的关注并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开始，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在讨论关于心灵的概念时就提出了一种被称作逻辑行为主义的观点；而且随着对语言表达中的命题态度、心灵与大脑的关系以及心灵与意识活动的关系等问题的逐渐关注，分析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心灵哲学理论。但在70年代之前，哲学家们的这些理论主要是围绕语言的意义和用法展开的，没有涉及
21、或有意回避了语言表达中的意向问题，特别是对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没有从认知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分析哲学家对心灵哲学兴趣的逐渐升温，也受到了实验心理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具体科学领域中取得的最新成果的启发。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科学家们在大脑信息处理过程、行为与思维结构的关系、对人类记忆的深入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这些都促使哲学家们重新考虑大脑活动过程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从意向性入手解决传统的身心问题。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先后出现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是行为主义、物理主义、功能主义、唯物主义和反个体主义等。行为主义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是一种关于心理学的本质
22、和方法的理论，主要以华生(J.B.Watson)的激进行为主义和斯金纳的(B.F.Skinner)的典型行为主义为代表，由于其主要以方法论见长，因而又被称作方法论的行为主义。它强调心理学中的一种研究策略，反对冯特(W.M.Wundt)、詹姆斯和蒂奇纳(E.B.Titchener)的内省心理学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观点。但这种行为主义只关心心理学，而不关心心灵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哲学的行为主义的出现，其中的主要代表是逻辑行为主义或分析的行为主义，以石里克、卡尔纳普、费格尔以及亨普尔等人的思想为代表。但逻辑行为主义也并不关心心灵的本质问题，而是讨论如何分析和理解用来表达心灵状态的语词。根据维也纳学派的观
23、点，当我们谈论情绪、感觉、信念或欲望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论某种内部的心灵状态，而是在谈论实际的或潜在的行为模式。哲学家们对这些心灵语词的分析表明，逻辑行为主义是把心灵的本质理解为某种特定的物理行为。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处理心灵语词的方式。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种行为主义就遭到了不少哲学家的批评，主要来自英国的吉奇(P.Geach)、美国的马尔康姆(N.Malcome)和普特南等人。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认为，行为主义者无法明确定义行为的倾向性，忽略了心灵状态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心灵语词并不是与之对应的物理行为语词的总和，对心灵活动的描述应当具有超出行为描述的内容；否认行为之外的任何内部
24、的心灵状态，是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完全不相容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一些哲学家又提出了一种新行为主义，试图用更多的方法弥补逻辑行为主义的缺陷，虽然逻辑行为主义很快就不再有真正的追随者了。这种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蒯因、戴维森、丹奈特(D.Dennett)和达米特等人，另外也出现了一些坚决的反行为主义者，如塞尔、福德尔(J.Fodor)和德莱斯基(F.Dretske)等人。还有一些哲学家则是以功能主义来重新解释行为与心灵的关系，如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和刘易斯(D.Lewis)等人。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是继行为主义之后出现的重要的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心灵哲学中占据主要地位。
25、物理主义也被称作自然主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不存在位于普通的物理实在之上的心灵状态、特性、事件或对象和感觉，一切关于心灵的对话都要还原为或解释为关于物理实在的对话。这种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类型同一论(type-type identity theory)、殊型同一论(token identity theory)、因果作用同一论(causal-role identity theory)、伴随理论(supervenience thesis)和构成理论(constitution theory)等。43功能主义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被看作是对心灵本质的最具权威的说明。顾名思义，功能主义就是
26、用心灵的功能来定义心灵的状态，这种功能就表现为外在的因果作用。这种作用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心灵状态和环境输入之间的因果作用、心灵状态与行为输出之间的因果作用、某一个心灵状态与其他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因果作用。功能主义具有两个极为不同的理论形式，一个是阿姆斯特朗的分析的功能主义(analytical functionalism)，另一个是福德尔和普特南的机器的功能主义(machine functionalism)。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待物理主义的态度上：前者认为功能主义可以证明物理主义为真，而后者则认为未必只有物理的东西才具有心的特征或功能。无论是物理主义还是功能主义，都被西方哲学家看作属于唯物主义
27、，因为它们都承认心灵状态不能脱离物理实在而存在，一切心理状态和事件最终都可以被翻译或还原为物理状态和事件。伯奇甚至把这种唯物主义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中少有的几个正统观点之一。44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就为唯物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生物化学、动物神经生理学等领域的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分析哲学家们根据自然科学的进步来解决传统的身心问题，由此认为可以用物理谓词表达心理事件，或者说，心理事件本身就是物理的。同时，这种对心理事件的唯物主义说明，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在直觉上也是一致的。在以上各种唯物主义的说明中，最为极端的一种是所谓取消论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认为，我们关于心灵的常识
28、信念是由一种低级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构成的，但成熟的认知科学或大脑神经科学很可能表明，常识心理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错误的，这样，我们就不再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常识心理学中所假定的信念、欲望等心灵状态是存在的。所以，应当取消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那些信念、欲望等心灵状态。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丘奇兰德(P.M.Churchland)和斯蒂奇(S.Stich)，前者认为可以用神经科学取而代之，后者倾向的替代物则是认知心理学。但是这种理论很快也遭到哲学家们的怀疑和批评，因为它明显地违反了我们关于常识心理学的通常理解。对此，塞尔指出，常识理论在整体上一定是真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
29、了。45还有哲学家认为，放弃我们关于信念和欲望的常识理论，并不是说我们就由此不能谈论信念和欲望了，因为我们的信念和欲望是每个人自身体验到的东西，而不是某个理论假设的产物，所以，我们不但不应当而且无法取消这些信念和欲望。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相信我们的信念和欲望等心灵状态的存在，是因为这些状态都属于个体，无论是表现为个体的思维活动和心灵特征还是个体的物理状态和外部行为。但在当代心灵哲学家看来，并不是所有属于个体的心灵状态和事件都能够独立于环境中的实体本质而存在，而且，个体的心灵状态与该个体的物理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就是出现在心灵哲学中的反个体主义观点。这个观点被看作是受到普特南意义
30、理论的启发，因为他曾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自然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在科学上可确定的外在事实，这就是关于自然语词意义的外在论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心灵的状态不可能是内在于个体的，或者说是在头脑中的，而应当是由个体与外在环境或历史因果链条之间的关系确定的。反个体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伯奇。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文章，论证心灵的状态是非个体的，强调社会环境对正确理解个体的心灵状态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人的思想不仅依赖于他与物理环境的关系，而且依赖于他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说，对于几乎所有的经验语词或概念来说，我们都可以证明这种环境依赖性。46反个体主义的独到之处是把心灵状态与社会环
31、境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说明意向活动的实在性问题，即心灵与世界的关联就成为自然的结果。由于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认为心灵状态不是个体的内在特性，而是以外部环境作为它的逻辑要素，这样，它就彻底摆脱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把心灵看作是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但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它并没有真正说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推知他人的心灵状态的。这就引发了当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对所谓的意会的(tacit，或译缄(静)默的或不可言说的)知识的极大关注。47当然，在目前的心灵哲学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同一论，甚至还有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主张，但没有一种理论观点可以说服其他观点，更不用说占据主导地位了。这样，在当前的心灵哲学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且相互批评的局面。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了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正处于一个剧烈转变时期，不同的理论观点通过相互批评和对话，将会逐渐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成型的理论观点，或不同理论之间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某些共识性意见。特别声明：1：资料来源于互联网，版权归属原作者2：资料内容属于网络意见，与本账号立场无关3：如有侵权，请告知，立即删除。105103105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