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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文学理论专题（三）古罗马时代的文论,贺拉斯,贺拉斯（Horace，前65公元8）贺拉斯崇尚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但是他对实际的问题更有兴趣。西方人认为他不大留意“文学的本质”等传统命题，而是关注“诗人如何才能感染有教养的读者”。,主要特点,他以一种优雅的诗体，广泛讨论了各种文学创作的问题，并且喜欢对作家提出“忠告”。在西方文论史上，贺拉斯的一些警句和短语（catch phrase）尤其著名，对法国和英国的新古典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一般认为，贺拉斯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摹仿”、“诗如画”、“合式”、“新诗派”、“寓教于乐”等关键词。,贺拉斯的“摹仿”观,贺拉斯认为，“摹仿”是古已有之的
2、，“一首值得称赞的诗究竟是自然的产物还是艺术的产物，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他一方面承认“摹仿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摹仿前人的创作。当他讨论“借鉴的原则”之时，“摹仿”其实也就是“借鉴”，“摹仿自然”实际上已经转换为“摹仿古人”。这一层意思得到了布瓦罗、蒲柏等新古典主义者的直接呼应。据认为，20世纪的T.S.艾略特和N.弗莱“对文学传统之延续性的关注”，也与之相关。,“诗如画”的观念,贺拉斯关于诗与画的讨论，只是强调诗与画在一点上相似，即：有些作品近看比远观更有效果。因此他要说明的是诗的多样性，而并不是要求文学作品去追求绘画的意境。在这样的讨论中，贺拉斯确实涉及到诗与画的相似性，甚
3、至也试图以空间的形象去思考诗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的类比以及后世关于诗-画关系的演绎，都与贺拉斯无关。,“合式的原则”与“借鉴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相并列，是贺拉斯所提出的“古典主义三原则”之一。“借鉴的原则”即如前所述的“借鉴古希腊典范”。“合理的原则”主要是指内容、情节的安排要恰如其分。后来新古典主义文艺创作中的“规则”要求（如五幕剧、演员人员、性格类型）乃至“三一律”（three unities），应该说都与此相关。,“合式”（decorum）,“合式”（decorum）的概念可以导源于苏格拉底对两种“和谐”的区分，即符合主观目的性的和谐。贺拉斯的“合式”，
4、主要是指艺术作品的各个部分要同整体构成“恰当”、“得体”的对应关系，以保持内在的秩序（internal order）和结构的整一（organic unity）。,“合式”,在“合式”的问题上，贺拉斯并不排斥艺术的创造和虚构。后世的新古典主义者常常使“合式的原则”成为一种僵死的法则，而研究者认为贺拉斯的“合式”主要是强调艺术创作中的“节制感”。他认为“合式”或者“虚构”都有一定的限度，这限度就是欣赏者的“高雅的趣味”（good taste）。从20世纪的角度看，“高雅的趣味”不仅表达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态度，也暗示着文论开始关注诗与读者的关系。,“寓教于乐”,“寓教于乐”见于贺拉斯的诗艺。诗艺包括三
5、个部分：诗意篇（poesis），是关于诗的内容和一般原则；诗法篇（poema），是关于诗的体裁、技巧和创作规律；诗人篇（poeta），是关于诗人的修养和责任,影响,即使只从形式上看，诗艺对后世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也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布瓦洛诗的艺术也取类似的结构：“总论”即文学的一般原则；第二、三两章实际上是将“诗法”分作两个部分：“各种次要诗体及其创作规律”、“主要诗体（悲剧、喜剧）及其创作规律”；“诗人的修养”也就相当于贺拉斯的“诗人篇”,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是诗艺诗人篇最突出的内容。“诗人的目的在于教益或在于娱乐，或者在诗中使娱乐和教益相结合”；但是惟有“寓教于乐的诗人才博得人人称可，既予读者
6、以快感，又使他获益良多；这样的作品可以使书商腰囊饱和，使作者扬名海外，流芳后世不湮没”。同时，他对相关思想的表述也相当有趣，这本身也许就是要“寓教于乐”。,朗吉努斯,朗吉努斯（Longinus，？约273）论崇高,崇高说,柏拉图强调诗人的灵感和“迷狂”，朗吉努斯则认为仅凭“灵感的喷发”和“自然的写作”是远远不够的，他要追问诗人的灵感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运用。这一基本的思路，与古罗马时代对实际问题的关注一脉相承。朗吉努斯关于“崇高”（sublimity/sublime）的论述，实际上也是要找到“灵感”与“修辞”之间的一种平衡。,一般认为，朗吉努斯一方面沿袭了古罗马修辞学“以修辞助雄辩”的传统，用大
7、量篇幅讨论各种修辞方法和修辞手段；另一方面也主张不仅要学习修辞技巧，还要摹仿那些具有伟大心灵的古代作家。,崇高的内容,从“摹仿”的意义上看，这与贺拉斯“借鉴古人”的解释相通；但是“崇高的精神”或者“伟大的心灵”能否超越形式和技巧，似乎还值得怀疑。因为在朗吉努斯看来，自然本身自有其秩序，听凭灵感的无序的崇高则“缺乏效果”。这在他的论崇高中，直接体现为对于崇高的“五种因素”或“五个源泉”的论说。,具体内容,论崇高一开篇就写道：“一个崇高的思想，在恰到好处时出现，宛如电光一闪，照彻长空，显出雄辩家的全部威力。”“雄辩家”之谓，正是朗吉努斯对古罗马修辞学的承袭；从“雄辩家”的角度论“崇高”，似乎本身就
8、有一层“技巧”的涵义。因此朗吉努斯提出“崇高在于措词的高明和美妙”，认为“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之所以不同凡响、流芳百世，全靠这点”。,朗吉努斯肯定有一种“使文章崇高的技巧”，他特别指出：“激昂的情绪若不以理性控制，任其盲目冲动、随波逐流，必定更加危险。天才需要刺激，也常常需要羁縻。”柏拉图的“迷狂”在后世被称为“危险的迷狂”（dangerous divine madness），或许同古罗马时代对“激昂情绪”的“控制”有关。,那么“崇高”与“技巧”、“刺激”和“羁縻”的关系究竟如何？朗吉努斯于是推出他的“五种因素”。属于“天赋”的因素有二，即：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属于“技巧”的因素有
9、三：构想辞格的藻饰（包括思想和语言），使用高雅的措词，还有尊严、高雅的结构。缪朗山先生翻译论崇高之时，将其以后的论述据此分为“思想论”、“辞格论”、“措词论”、“结构论”和“感情论”。,具体内容,“思想论”只是在开头的部分讨论了“思想的雄浑”，论及“崇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回声”，“一个朴素不文的思想即使不形之于言，也往往仅凭它本身固有的崇高精神而使人赞叹”，“一个真正的演讲家绝不应有卑鄙龌龊的心灵，一个终生墨守着狭隘、奴从思想和习惯的人，绝不可能说出令人击节称赏和永垂不朽的言词”等等；,具体内容,总之，“雄伟的风格乃是重大的思想之自然结果”。而此后的各个部分，都是讨论“题材的组织和选择”、“铺张的手法”、“借鉴古人”、“论想象”等。朗吉努斯最后的归纳在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讨论“如何借助心灵的伟大品质，凭借摹仿或想象而产生思想的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