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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九章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教育 第一节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 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第二节 明清的官学和书院 第三节 蒙学和蒙养教材 第四节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想,第一节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 一、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一）尊孔崇儒，推崇理学（二）网罗士人，禁锢思想,明初文字狱：朱元璋出生穷寒，文化水平甚低，又因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故深怕别人揭其老底，时生猜疑，屡兴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
2、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音坤，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法）”，“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明太祖朱元璋曾因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和对君主不恭的言论，而要罢黜孟子，因儒臣拼死谏劝而作罢，但令人编修孟子节文，将原书中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言辞统统删去。对儒家“亚圣”尚且如此，一般儒者就更不用说了。明清统治者多次大兴文字狱，如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案，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9年）的吕留良文选案等，都是
3、大肆滥杀，株连抄没，极其惨酷。统治者就是要营造这种恐怖氛围来震慑知识分子，使其臣服于君主专制的淫威，不敢有任何不轨的思想。,雍正时文字狱更甚。例如，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 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再如，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仅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乾隆即位后，文网更加严密，文字狱更加频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
4、杀，并罪及师友。有个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楼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二、明清的科举制度 明清科举考试最重视进士科。其考试程序大体有四：首先是“童试”。童试是预备性质的考试，即预考。考生不论年龄长幼皆称为“童生”或“儒童”。第二步是“乡试”。“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三年一“大比”。第三步是“会试”。“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试的举人。第四步称为
5、“廷试”或“殿试”。参加殿试的必须是会试的及第者。殿试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和探花，统称“赐进士及第”，放榜后即刻授予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叫“传胪”，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皆得第一名，称为“连中三元”，是人生的最高荣誉。,三、八股文取士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项，源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所采用的经义。八股文亦称时文，都是俗称，它的正式称谓是制义或制艺，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的文字，是阐述命题义理的作文，又简称四书（五经）义或文。八股文的协作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即必须以圣人的口气训释，而不得以
6、作者的身份去发挥。因此作者必须“依经按传”，用“古人语气”。八股文有极其严格的文体要求，文章从破题、承题、起讲、开始，正文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两两对偶，构成八股，最后以大结为全文的结束语。,八股文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既能考察士人的儒家经学理论造诣，又能考察其思维能力和文笔水平，它的标准化程度也完全适应考试和客观评定等次的操作需要，这是八股文能够占据科举考场600多年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但是，八股文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到如此极端，加上它又是关系到士人前途命运的考试作文，也就完全死板僵化了，特别是不准谈个人的思想观点，成为束缚士人思想的专制工具，也考察不
7、出真才实学来。,八股文取士对教育影响巨大。士人将主要精力用在作八股文上，学校也变成了八股文的训练基地。不要说其他各种学术、技能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儒家经典本身，都可以不必用功去学了。最便捷的手段是学历届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称为“程墨”、“房稿”。由于四书内容有限，能作为八股文命题的更有限，所以只要记熟相当数量的范文，就很有可能撞上考试题目，而照葫芦画瓢，求得侥幸取中。,至于那些连应试本领都没有的人，还可以通过考场作弊来蒙混功名。私带“小抄”进考场的手段到明清也发展到十分高超的程度。更有效、更保险的办法是串通考官舞弊。尽管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惩治严厉，但追求的利益太大，还是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可见科
8、举制度到明清已发展到顶峰，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八股文取士的方法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甚至认为八股取士的危害要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要真正改革科举的话，必须等到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第二节 明清的官学和书院 一、中央官学 明清国子监沿袭前代，又称太学,既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也是全国最高学府，机构齐整。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国子监对监生的管制严格，监内有繁苛的监规，绳愆厅就是专门纠察和惩治学生过错的地方。除了国子监之外，明代还有专为皇族后裔子弟而设的宗学和学习军事技能的武学。清代则有为拥有特权的基干统治队伍八旗子弟设立的各类学校。,二、地方官学 明清从京城到各
9、地的府、州、县均有学校。乡村还有社学、义学。明清地方官学，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叫学政或学院）负责领导。提学官是省教育行政长官，他的任务是在其三年任期内，巡视省内各府、州、县学，检查教学质量，选拔入国子监学习和参加乡试的生员。明清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人，作为正教官，副教官则统称训导。明初规定学生的名额，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后来，因为要求入学者增加，便增加名额。,明清时只有府、州、县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学校的入学考试“童试”，由应试考生都称“童生”而得名。童试的考场叫文场。童试实际上是科举的第一级预备考试，程序相当严格。童试
10、分“县考”、“府考”和“院考”三步进行。县考由知县主持，一般要举行若干次考试，每次淘汰一定比例，至达到规定名额时送至府，由知府主持府考，再按规定名额取中，参加院考。院考才是正式入学考试，也在府城举行，由本省学政亲临主持，分初试和复试两场，考试内容为四书文及诗、论等。按规定的学额录取后，就成为本府学或本州县学的生员了。生员俗称秀才，与一般老百姓相比，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优待。,地方官学的学习内容，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理学著作，以及朝廷规定学习的推进教化的读物。八股文训练自然是主要内容。生员以自学为主，一般并不需要在校学习。一年一度的岁试是考核生员的主要措施，考一二等者获得升级，考四等以下者则要
11、受到降级等惩罚。逢科举开科前各官学举行科试，考一二等者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或被贡入国子监。,明清地方官学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育人才”，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乡俗”，行使一方教化中心之责。地方官学的校舍构建是很讲究的，都是孔庙与“学宫”并立，体现学习圣贤之道的宗旨。在孔庙大成殿前祭孔及举行其他推进教化的礼仪，是学校重要的集体活动。,三、明清的书院 明清书院的发展可以说是几度兴衰。明初，因为汉族统治恢复，提倡科举，重视官学，士人也都热衷于正统学业，书院受到冷落。明中叶后，因为科举越发僵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起来。当时书院讲学最为著名的是理学大师
12、湛若水和王阳明。他们驻足之处，必建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提倡心学，在理学中别树一帜。他们的弟子后学继续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书院的自由讲学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不相容，明中叶后日趋腐败的政治必然遭到儒家士大夫的批评，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加强。所以，从嘉庆、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但是，因书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又得以恢复。,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原为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明正德年间，乡人邵宝继承杨时讲学之志，重建书院，谓之“东林”，王阳明为之作序。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明政府革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
13、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正如顾宪成为书院题的对联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书院以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每逢会讲，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于是，在江南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派东林学派，影响则蔓延到全国,东林党人在京师也办起了首善书院，打破了都门不敢讲学的戒律。东林学派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尖锐对立，于是再一次招致“尽毁天下书院”的迫害行动。东林书院被毁废，东林党300多人被逮捕、杀害。,七律东林书院古来兴学塑强音，旧地扬名众客寻。风雨书声皆入耳，身家国事尽关心。江南志士群论政，朝里奸臣汗湿襟。亮节高风惊宇内，五人碑记始
14、传今。,清代初年，统治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顺治九年（1652年），明令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学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但是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感到抑制书院的政策不行，还不如加以提倡，使它为我所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谕在各省设立书院，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书院的生徒，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办理。政府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第三节 蒙学和蒙养教材 一、蒙学的
15、办学 蒙养教育，即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在中国古代，蒙养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来承担。进入科举时代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凡有条件的子弟追求的目标，于是蒙养教育大为扩展。苏轼自称他8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受业的学童有几百人。陆游说：“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可见宋代的蒙学已相当发达，乃至影响到少数民族统治的辽、金、元。到明清时期，蒙学已遍布城乡，教育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民间举办的蒙学可统称为私塾。私塾的办学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前来设立的家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延请教师教其子弟。三是塾师在自己
16、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这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在蒙学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二、蒙学的教学 明清私塾的教学不一，有的一直教完四书并通一经，使学生达到参加童试考秀才的水平，有的则仅教读写算而已，但早期的启蒙教育都是必定要进行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写字、读书、作对和习文等几个阶段。,蒙学是古代切实从事教学活动的场所，是封建教育的基础所在，对教育事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不少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方法。不过就大部分私塾而言，教师的水平不高，一般都是科举不中的失意儒生，从事私塾教学多是为了谋生，主要精力也不会放在教学上。教学方式也比较呆板，以死记硬背为
17、主。教师对儿童多是严厉管教，体罚是普遍现象，常用的有罚站、罚跪、罚功课、打手心、笞臀等。传统观念是对儿童决不可放任，教师一定要在学生中树立威严。三字经中的“教不严，师之惰”，在蒙学中更是教师职责的体现。,三、蒙养教材（一）以识字（包括读写训练）为主的教材。流行最广泛的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二）伦理道德教材。流传较广的有南宋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吸取流行的格言、谚语编成。（三）综合知识类教材。介绍掌故、名物、各科知识的蒙学课本始创于唐李翰的蒙求。这书一直流行到清初。明清私塾普遍采用的还有龙文鞭影和史韵。（四）诗歌类教材
18、。以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所选多名篇，题材广泛，文字浅显，很适合儿童朗读、背诵。千家诗与教识字的三、百、千合称三、百、千、千，是社会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蒙学教材。,第四节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阳明（1472-1528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称为阳明子，后世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出身在官僚家庭，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考中进士后，历任各种地方官职。在任官期间，多次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的造反起义。同时他又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所到之处，制定规约，开办社学、书院，并亲自讲学。,王阳明年轻时信奉程朱理学，但在修行中对朱熹
19、的为学之道产生了怀疑。他最终领悟到，“理”就在我心中。于是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转向承袭陆九渊的“心学”，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合称陆王心学，成为理学中的重要派别，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后学继续传播和发展阳明学，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取代不了程朱理学，但在思想界的影响巨大，而且远播海外。,二、“致良知”的教育目的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而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是道德生成的根本及为人的本质所在，良知就是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天理
20、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欲、邪念所蒙蔽，除掉物欲、邪念，也就是做为善去恶的工夫，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它的内涵，也就是理学家共同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说：“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三、论教育教学原则 1.立志“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2.自得“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读经的目的正是要通过体认经书的理，来启发自己的良知。3.知行合一其含义，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二是指“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四、儿
21、童教育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王阳明多次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人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阳明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要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想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兴起于东北的满族贵族趁势入关，建立了清王朝。一批儒家士大夫认真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都将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义理视为导致国运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中叶后阳明学兴盛，促进了
22、思想解放。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陆续来华，带来了早期的西方科学文化，使中国学者开阔了眼界。于是，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理学进行深刻的批判，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哲学思想上具有唯物主义特色，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倾向，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许多别开生面的进步观点。王夫之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一、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自幼聪明过人，14岁就考中秀才，后读书于岳麓书院，24岁考中举人。两年后明亡，王夫之曾起兵抵御清军南下，失败后隐居山野，始终
23、没有投降清朝，专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长达40多年。王夫之的思想受张载的影响较大，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并与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们遥相呼应，互相补充，形成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古典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峰。他提出许多充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教育观点，对明清以后许多教育家都有巨大影响。,（二）论性与习 他主张：“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王夫之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所谓“先天之性”，即人的“自然之质”，主要指耳、目、口、鼻、心等感官的功能。所谓“后天之性”，即通过后天的“习”获得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善恶均有，也可以说无所谓善恶。“性”应该是先天
24、与后天的结合，人生长、发展全在于“习”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成而性与成”。,（三）论学与思 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知之”。并且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要学思结合。他指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学的优点是“不恃己之聪明”，即不怀成见和自以为是；缺点是“惟先觉而是效”，即盲从而缺乏独立思考。思则正好相反，所以学和思可以相互促进，博学是思远的基础，而思遇到困难，就会更加勤学。王夫之的观点，是对儒家学思结合的精辟总结。,（四）论理与欲 王夫之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标。他认
25、为“理”与“欲”是统一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要以我自爱之心，而为爱人之理”自爱属于人欲，而爱人就接近天理了，凡是自己喜欢的，也要满足别人的喜欢，自己的欲望不能妨害别人的欲望，这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推己及人的原则。,（五）论知与行 王夫之的观点与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都不同。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就是说，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离开行，就无以知。显然，他不同意“知先行后”说。他又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可见，他
26、也不同意“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与行是不同的，各有其功用，二者相互为用，才能取得更大的效力。他还指出“力行然后知之真”，知的目的也是为了“行事”。即力行不仅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而且是知的目的。,（六）论教与学 王夫之说：“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他指出了教学过程归根结蒂是教为了学，教师主要起指引的作用，进德修业的工夫，则靠学生“自悟”。教师当然要教，但“教在我而自得在彼”学生一定要勤勉，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同时，他也要求教师须是“善教者”。“苟非本心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故学者在先定其情，
27、而教者导之以顺”。所以，王夫之强调：“欲明人者先自明。”,二、颜元的教育思想（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又字易直，河北博野人。颜元出身贫寒，青年时期，曾“耕田灌园”，还行过医以养家。19岁中秀才，但随后却绝意科举，开设家塾，教授生徒。这时，他笃信程朱理学，将自己的学舍称为“思古斋”。35岁时，认识到理学空虚无用，开始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晚年，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实行分斋教学，设置“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
28、“帖括”六斋。,（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颜元认为，要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必须兴办学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说：“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所以，颜元特别反对八股取士。他尤其痛恨程朱理学把学者引入歧途，培养出来的人，只知掉弄虚文，而毫无“利济苍生”的能力。因此颜元大力提倡“实学”、“实行”，培养“经世”之才。在人性论上，颜元认为人性善，“恶者，引蔽习染也。”去掉引蔽习染，恢复人的善性，正是教育所应起的作用。,（三）“实学”的教育内容 颜元主张教育要“以经世为宗”，培养“实德实才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
29、“三物”教育内容。同时，颜元基于他“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还提出教育要“兵农合一”、“文武兼备”，“教文即以教武”，“治农即以治兵”。颜元把参加劳动也视为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劳动不仅可以掌握有用的技能，还可以“练智”、“达才”，即发展人的智力才干。,（四）“习行”的教学方法 颜元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在教学方法上，注重“习行”，从而和传统的“主静”与“闭门读书”的教育方法相对立。在认识论上，颜元发展“格物致知”的命题，认为“物”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物。“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事物，亲手“实做其事”，从而获得知识。所以，颜元强调在教学中，必须注重“习行”，即亲自去观察，亲身去实践，去“实做其事”，以获得真知。“习行”，不仅是获取真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教学方法，而且也是教育的目的。注重“习行”与重“实学”相表里，构成颜元教育思想不同于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