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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籍版本鉴定,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写本（敦煌遗书）,敦煌写本辨伪,本部分主要据荣新江先生敦煌学十八讲。一、问题的提出：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4至11世纪五六万件敦煌遗书，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看管藏经洞的王道士开始是少量的送人。1907年、1908年斯坦因、伯希和相继攫取。1910年清朝学部收取劫余之物不够干净，使得1911至1912年大谷探险队、1914年的斯坦因、1915年的奥登堡又多少不等获取一批批敦煌写本。而民间流散在甘肃乃至全国和海外公私收藏者手中的也不在少数。,流散在国内的敦煌写本逐渐成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收藏家的玩物，或者进入古物市场，成为商品。一些古
2、物商人为了谋取暴利，仿造敦煌遗书。其中一些伪卷造假水平很高，有的落入私家，与真卷混在一起。有的进入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国家的“宝物”。辨别这些写卷的真伪，成为目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最早注意伪卷的是日本学者藤枝晃，他在1961年就注意到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守屋孝藏旧藏敦煌写经有伪卷，主要是根据上面所盖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他这一看法，由京都国立博物馆扩展到所有日本小收藏品；由“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扩大到所有盖着李盛铎藏书印的写本。1986年1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藤枝晃称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百分之九十八是伪卷。1988年，藤枝晃认为中国藏的小收集品也是假的。,藤枝晃先生进而认为：
3、早在1911年，李盛铎开始制造敦煌伪卷，1937年在其死后，他的八个儿子继续作伪，一直到五十年代。这种写卷很早就流入敦煌。1911年以后来敦煌的大谷探险队、斯坦因、奥登堡都曾买过这些伪卷。所以斯坦因第三探险所获五百多卷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伪卷。1997年6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英国图书馆发现数百件敦煌赝品，魏泓(Susan Whitfield)博士转述了藤枝晃教授的观点。,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英国图书馆召开“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的研讨会。石冢晴通重申他与藤枝晃教授的观点：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和伯希和探险队之后各国探险家所买的写本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伪卷。并对比一些写本的字体演变、纸
4、质、铅笔划栏的变化，确指S.6383等写卷为伪卷。,S.6383,泰晤士报的报道在第二年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书法上。史树青先生发表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经无伪品，指出李盛铎造假卷没有根据，并根据自己的亲身调查，指出造假卷的是李盛铎的外甥陈逸安。陈氏伪造技术甚为高明，以致骗过了不少行家，据说“他对古旧书伪造上有两种技术特长：其一，仿唐人写经，其书体精美逼真。其做法是，用由敦煌盗出之唐人写经纸和旧墨及其书仿之，以假乱真程度实难查出破绽。其二，用印色钩摹藏书名家之印字框逼真。”,二、鉴别真伪应该注意的问题：1、要了解清末民初的历史和相关人物。指称大谷探险队、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奥登堡所获敦煌遗书为赝品的
5、理由是，1910年清学部将敦煌遗书解运到北京，商人们知道敦煌遗书的样子以及它的价值，因此仿冒，并兜售给上述三个探险队。其实这完全是凭空想象，因为：第一、如果是当地人伪造的话，当地非常容易获得真卷，何必伪造？,第二，当时敦煌当地文化水平非常低，我们很难想象当地人能造出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得那样精美的写卷。第三，假如在兰州或北京伪造，然后运到敦煌售卖，当时交通非常不便，而且土匪出没，从经济上根本划不来。第三，斯坦因他有丰富的考古学知识，而且也见过大量真卷，如果是假卷，根本无法蒙蔽他。,第四，李盛铎造假来源于其藏书印，没有资料证明李盛铎本人造假。李盛铎晚年牵涉官司，藏卷由其子女分次售出，主要售给日本
6、，现藏大阪杏雨书屋。李盛铎的善本书在1937年他去世后，售给北京大学，但因没有连藏书印一并入藏，因而书林掌故续编称：传闻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李盛铎善本书有名，其敦煌写卷更有名，这样，市场上便有大量钤有李盛铎藏书印的写卷出现。李盛铎藏书印的流失为造假者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造假者既把真印盖在假卷上，也把真印该在价值不高的写卷上，以李家旧藏的名义来求得高价。,2、要弄清写卷的来历弄清一件散藏敦煌遗书的来历，有时是判断其真伪的最好出发点。如：四十年代日本小岛靖得到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按照题记，都是开元年间写本，由日本景教专
7、家佐伯好郎和日本东方学家羽田亨整理刊布，成为研究景教的基本文献，这就是著名的小岛文书。,佐伯好郎在揭示写卷来历时说：1943年2月及11月，畏友小岛靖君从故李盛铎氏之遗爱品中发现，由李氏的遗产继承人相让得到的。同年末，小岛将两篇经典照片寄赠他，为了表示对小岛的感谢，将两篇经典命名为小岛文书。小岛文书A的原件在1945年9月从天津撤退时，与其他物品一起被盗，而小岛文书B则被运至日本。,我们知道，李盛铎藏敦煌遗书已于1937年2月4日去世前售给日本，而在1943年2月，还有李氏藏卷发现并转让给小岛，这从来历上就非常可疑。荣新江与林悟殊先生进一步从印记、李盛铎题记、开元年间题记以及文本内容进行研究，
8、最终认为：这是古董商人在李盛铎去世后伪造出来的，作为者对于杜撰唐代景教文献、李氏题记等所需背景知识严重不足，因此在很多地方存在漏洞。,3、要弄清敦煌遗书的格式：鉴别敦煌遗书的真伪要多看敦煌遗书，熟知敦煌遗书中各个时代、各种类型写本的格式。这样假的敦煌遗书一望便知。总之，敦煌遗书真伪鉴别十分复杂，写本内容、题记和收藏印是三个应当充分考虑的因素。有时的原卷不伪，题记伪；有的纸张不伪，文献伪，即利用敦煌古纸制作的伪卷；有的利用现代纸张制作的伪卷，纸张、文献均伪。,要判别一件遗书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历和流传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遗书内容所涉及的历史
9、、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轻易地否定有价值的遗书，也不能把研究建立在伪卷的基础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0337伪卷考,主要据方广錩先生的研究国家图书馆16000号敦煌遗书中有8件伪卷。现在已经完全变脆炭化,无法展开。查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拍摄的缩微胶卷,当时这几件写卷,有的尚能展开,因而拍摄了完整的照片。有的由于无法展开,缩微胶卷所显示的,只是一个卷轴。仔细考察这几件写卷,可以发现它们的字体与写卷的总体风格与其他敦煌遗书不类。颜色通卷灰黑,与一般的敦煌遗书显著不同。其纸张与敦煌遗书通常所用的纸张差异也较大。,古代纸张大抵表面粗糙,偶尔亦有表面细密光滑的,则大抵为采用槌打工
10、艺制成的打纸。而这几件写卷虽然表面光滑,但所用的纸张则显然并非打纸。古代的纸张大抵有帘纹,少数没有帘纹,则均为特制的经黄纸,特征非常鲜明。这几件写卷所用纸张均无帘纹,且显然不是经黄纸。仔细观察,它们原来是现代的机器造纸,并非古代的手工纸。现代的造纸工艺,造纸时一般需用硫酸。由于纸张含酸,所以纸张容易氧化变脆。目前保存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变脆炭化,就是这个道理。这几件写卷纸张的颜色所以灰黑,也是由于氧化的原因。因此,我们判定这些写卷是伪造的。,至于伪造的时间,应该在民国时期。理由是：第一、写卷所使用的是几十年前用现代造纸工艺制造的纸张。第二、这种纸张本来含酸,再加上用醋熏蒸等
11、作旧手段,使纸张的含酸量更高。虽然当时能够鱼目混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酸分发挥作用,纸张开始炭化，露出马脚。第三、七八十年代尚可展开的卷子,九十年代已无法展开,可见其炭化速度很快。如果真是古代写卷,按照这种炭化速度,绝对不可能保存千年,早就变成灰渣了。但是,这里有一个令人十分惊诧的问题,就是这几件写卷,竟然都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劫余录部分”中。,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是年从敦煌直接解京的。1910年入馆之初,馆方就为之编纂过一个目录,名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手抄八册,录副一部,至今未曾公开,现存于国图善本部。1922年,陈垣先生任馆长期间,为这批遗书重新编目,即为著名的敦煌劫余录
12、,1930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由于这批遗书的目录由劫余录首次公布,所以国图内部将这8千多号遗书称为“劫余录部分”。,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敦煌遗书开始为人们广泛关注,社会上有些人出于牟利的目的,伪造过一些敦煌遗书。因此,曾经在社会上流传过的“新字号”、“简编号”等部分的遗书中,有存在伪卷的可能。但“劫余录部分”是从敦煌直接解京的遗书,从情理上讲,不可能出现伪卷。然而,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却出现了。这些假卷是如何进来的呢？,如果把一切可能性都考虑到,那么,可以有如下三种解释第一,这些写卷是1910年解京之前在敦煌伪造的,混在解京的敦煌遗书中一并入京。第二,众所周知,敦煌遗书抵
13、京后,先运到何鬯威家,李盛铎等人趁机大肆盗窃。这些伪卷就是李盛铎等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盗窃劣行而伪造放入的。第三,1910年敦煌遗书进入京师图书馆后,被有条件接触这批遗书的人偷梁换柱,监守自盗。,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大。李盛铎等人在何鬯威家偷盗敦煌遗书时,解京的敦煌遗书只有一个总数,并无详细目录。而且这些遗书残破不全,长短不一。所以,他们的偷盗手法,是将选中的精品盗出后,再将余下遗书中的普通长卷,一件撕成若干件,以凑足原来的总数。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现在就有不少较长的、甚至完整的写卷被撕成十几件者。,由于解京敦煌遗书本身长短不一,残破居多,所以这种手法一般很难败露。实际上,我们现在虽然在国家图书馆的敦
14、煌遗书中发现很多被撕断而又可以缀接的遗书,但很难一一指实哪些是解京后干的,哪些是早在解京前,甚至早在古代就已经被撕断的。所以,用撕裂长卷以凑数的办法完全可以掩饰自己偷盗敦煌遗书的劣迹,而不必去专门费工夫假造一些伪卷来充数。,自日本藤枝晃先生提出敦煌遗书中存有伪卷,日本所存敦煌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伪卷以来,有关敦煌遗书伪卷问题已经被炒得很热,乃至有些人谈虎色变,见卷疑伪。但起初,人们所讲的伪卷都还仅指内地,特别是天津等地所制作的一批东西。1997年,藤枝晃先生又提出,敦煌地区在藏经洞被发现后,曾经大量制造伪卷。斯坦因年第二次去敦煌所得到的遗书,几乎全都是伪造的。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解京部分发现
15、伪卷,如果能够证实这些伪卷的确是从敦煌直接解京的,那么,可以为藤枝晃先生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查当年京师图书馆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第一册,该号被著录为“维摩问疾品”,总目并用苏州码子著录该卷长度为尺寸，并注明起字为“喜心”,止字为“萨亦”。“维摩”,为三国支谦译二卷本维摩诘经、姚秦鸠摩罗什译三卷本维摩诘所说经、唐玄奘译六卷本说无垢称经等三部异译经的共同简称。敦煌流行多为鸠摩罗什本。根据总目著录的起止字,我们可以按照维摩诘所说经卷中的经文,将本卷的原卷复原。,但依据陈垣劫余录著录,该卷起字为“喜文、维摩”,止字为“菩萨、病亦”。止字虽然与总目相同,起字却不相同。这提示我们,陈垣所见的写卷与191
16、0年入藏时已经不是同一件遗书了。陈垣在该条著录下特意注明“纸色淡黄带灰,质地颇类近时洋纸。”说明作伪者将白色洋纸即用现代工艺制造的纸熏蒸成黄色,以冒充敦煌写经。陈垣所见时,该纸已经开始氧化变色。从陈垣对该纸质地的记载看,当时陈垣对此卷的真伪,已经有所怀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当时的北图成立写经组,专门为馆藏敦煌遗书整理编目,为劫余录部分8千多号遗书所编的是敦煌石室写经详目。他著录起字为“喜文、维摩”,止字为“菩萨、病亦”。长一尺四寸,一纸二十八行。并特地注明“此卷纸色淡黄带灰,质地颇类近时洋纸,殊未经见。”与陈垣的著录完全相同。,1918年,图书馆曾对敦煌遗书进行一次检查,从八月底到
17、九月初,历时7日。凡起止字与底簿即总目相符者盖一“查”字印,不符者均旁注更正。查总目第一册对宙37号的著录,起字为“喜心”,未有改动。止字原作“萨心”,旁注将“心”改为“亦”,成为“萨亦”,并在改动处盖一“查”字印。可见年的这次检查曾经认真地检查过这一卷,改正了原来著录错误的止字。这也证明截止1918年9月初,该卷尚未被人偷换。,为什么伪卷的起止字会与真卷不同，这个问题比较好解释。作伪者虽计划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偷盗馆藏敦煌遗书,但毕竟不敢公然拿着原卷照样摹写一件。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偷偷记下原卷的首尾起讫、行数、长度,然后回家按照另一本维摩诘经的经文抄写。这样抄写出来的伪卷,与原卷自然不可能完全一
18、模一样。作伪者拿这样的伪卷来顶替真卷,最终总会露出马脚。根据经文复原,可以明白,作伪者所依据的底本,不但与敦煌写经不同,而且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部大藏经都不同,估计是一个民间流通本。,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BD00337号,原为维摩诘所说经卷中,唐写本。原卷在1918年9月以后,1922年陈垣编纂劫余录之前,被当时有条件接触敦煌遗书的某人,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盗走。国图其他几件已经炭化的遗书,作案手法与BD00337号相同,应是同一人、在大体相同的时间段内所为。此类写卷虽然是伪卷,但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即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伪卷的依据之一。包括它的纸张、书写、行款、界栏、风格、底本,乃至偷盗者的作案手法等等,从而丰富我们对伪卷的知识,增长我们的鉴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