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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2009级旅游管理周帆,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共设八章,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章次的要略,首章在于明夏商社会生活的自然人文背景和场所；次章考人口，盖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必得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构成，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无此根本要素，社会生活无从谈起；三章论婚姻，是社会构成运作系统的最基本载体，婚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相应于一定时代经济特征，也是社会组成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四章述交通，是铺叙社会构成大网络，勾勒当时社会生活的地域空间联系，以及人们张大这种社会关系和自然联系的手段、方式与作为；五、六
2、两章，分观饮食与服饰，两者乃人类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人们尚好追求的重要内容，直观上也展示当时人们生产与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是社会生活的物化主体部分；七章谈医疗保健，记生老病死与夏商人们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逆反心理，以及对改造自身生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成俗；八章讲宗教信仰，述夏商社会鬼神观念、情绪状态、宗教礼仪和社会陋习。概言之，本书总体组架的脉胳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概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四系八章虽形成相互照应、有序有机、步步引入的
3、联系整体,首章，下分生活环境的选择改造、居宅形态、邑聚变迁、建筑仪式、住俗等。 人口一章，包括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性分析、集约人口规模、人口总数估测，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又细分人计性别年龄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特点等项。 婚姻一章，内列婚姻形态演进、社会组织、亲属关系、夏商家族本位下的婚制婚俗、婚娶礼仪、婚姻动机、婚姻功能、求生、冥婚、名子之俗、命氏之制等内容。 物质生活方面的饮食一章，有食物类别、进食方式、饮食等级、崇饮风习、烹任礼俗、饮食心态、食政意识、筵席宴飨、族众聚食、以乐侑食等类。 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一章，有宗教分野、神性神格的社会性、灾祸观念、祭
4、祀仪礼、崇祖意识、丧葬习俗、占卜等专项。,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规范；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贯穿整书的暗线,综合全书，这本书不仅仅是根据文字资料考证出某一史实的具体过程，而是勾勒出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大致图景。这本书还将文献、古文字资料、和考古材料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例如作者在描述夏商时期的服饰时，先论述了服饰品类的分野，第一步就引用尧典中的“舜修五礼，五玉三帛”
5、，盐铁论中“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以及史记、逸周书等文献中的记载。但这些材料仅能反映存在“籍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的现象，而无法具体说明是如何的划分的。于是就只有利用直接接触实物的考古材料来说明。作者引用了陶寺、二里头、殷墟、藁城台西、苏埠屯、新干大洋州、高家堡、前掌大等遗址发现的不同规格和等级的墓葬中墓主服饰的差别来具体阐述“籍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的现象。作者论述当时衣料的质地时，也是先引用文献中的记载，贵族“衣文绣”，而平民则是“无衣无褐”。然后就是引用各地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来具体阐述。在论及服饰的形制款式时，则采用了一般人不加注意的考古材料商代的人像雕塑来
6、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印象。而当描述发型、冠式、履制等的具体样式时，则是文献、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交替使用。由于在古文字资料中，相关于服饰的记录很少，作者在这部分相应地所采用的文献就少，而当记述当时的医疗保健时，则引用了大量甲骨文中关于疾病的资料。,夏商服饰,交通状况,在记述当时的交通状况时，除了引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道路外，还引述了彭帮炯先生根据商代遗址分布（即考古材料）和甲骨文提供的线索，由殷商王邑向外的六条主要交通道路的论述，已说明当时发达的路上交通。在论及交通工具时，第一种交通形式为徒步，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甲骨文中的形象材料来描绘。当论及行舟时，则列举了考古发掘发现的舟船和文献中的记
7、载来表明当时行舟的存在，并利用古文字中的记载，来说明用舟制度。,文献、古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三者有机结合,作者将三者结合起来利用并不是只是将三者式简单地叠加到一起，三者的汤汤水水并不是界限分明，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例如作者在论述商人服象时，引用了“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论衡书虚）和“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以及徐中舒先生有关象在殷商时代已成为日常服用动物的考证，从文献角度阐释了服象的存在。又引用卜辞中的记载，来反映驯化象的存在。最后利用在殷墟发现的象坑以及妇好墓中出土的圆雕玉象进一步证明服象的客观存在。又譬如对于夏商人的饮食用品，理所当然地直接利用考古发现的各种器具来说明，
8、但这些具体器物的命名离不开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而进入各种器具的具体用法时，则采用古文字所提供的形象材料说明。,作者不仅仅就在“文献、古文字资料和考古材料”里转圈圈，而在充分掌握了三者的前提下，还运用了其他学科的资料和方法来诠释历史。作者运用了许多人类学的素材来对比当时的情况。,婚姻形态,例如在论述当时的婚姻形态时，就引用了许多人类学中婚姻形态的研究成果，反映父权制替代母系社会的社会过程。并且还利用古气候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当时的气候与环境，从而进一步说明在具体的环境下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他首先确立人口估测标准“以城称人”。根据“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尉缭子兵谈），“凡居民，量
9、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居民地邑，必相参得也。”（礼记王制）和“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管子八观）等文献入手，通过聚落、房基、灶和墓地等考古遗存的分析，认为区域的大小与人口结构存在着关系。接着就是求得人口密度指数。根据战国策赵策中“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按照古代一尺合米计算，城垣三百丈的边长折合今六百九十米，则城邑面积有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平方米，城邑人口三千家，其密度指数大体保持在每户占地一百六十平方米左右。作者借助于考古资料中姜寨等遗址居住区面积与房屋的平均密度指数正为每座一百六十余平方米。验证了
10、自己的推测与计算。下一步则是求出当时城邑平均人口。根据业已推算出的人口密度指数，乘以城的面积，可以得到每座城的人口。作者根据考古发掘的夏商之际二十七座城邑面积，算出每城人口平均数值为一千五百左右。这一数值恰恰与帝王世纪所记夏商之际族落方国平均人口一千三百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文献有夏初“千八百国”之语，从而推算出夏初人口大约在万之间；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总数应在万间。晚商时期的人数推定是将商王朝分成方国、商王朝地方族落和商王都三大部分分别计算。,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夏商人口,作者根据三星堆、盘龙城等商代城邑的面积计算，商代方国邑平均人数二点一万又据甲骨文中有个方国，个方伯，从而得出商代方国
11、人口万左右。又根据甲骨文中所透露的殷王朝向各地的登人数推测，晚商地方组织的平均人口数为左右，正与甲骨文“以人八千，在驭”的记载相吻合，由此求出晚商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数为万”。三者相加，晚商人口共约万。这种估算人口数的方法姑且不管它的论证过程是否十分严密，结果是否与事实切合，但终究提供了一种了解过去人口数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研究时除了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以外，还采用了一般性研究中不会想到的人口学测算公式，在论证时综合各种方法，交叉印证，环环相扣，在一系列严密的推理下，最终得出夏商人口数值。他的一番论证为我们认识夏商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一点也恰恰是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