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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学转向”对当代文化诗学研究的影响,-20 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宋晓忠,语言学转向的由来,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就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的动因,从总体上讲,“语言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我们还要注意到,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是人类理性不断寻
2、求认识的“阿基米德基点”的又一次新探索,它在现代科学革命尤其是数理逻辑技术的影响下,把认识的基点定位于“逻辑语言”的基础上。它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抽象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及“语词实体”之间的具体关联,语言学转向的代表人物,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索绪尔,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所关注的是
3、把语言学建成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索绪尔,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结构主义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建立了各种结构主义的理论,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前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存在”(Sein)问题之上,提出了人的“此在”(Dasein)的核心概念。他后期的探索则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之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本真”形式,把语言、诗、思(逻各斯)和存在
4、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彼此间可以互相替换。,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方法, 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海氏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腊语,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
5、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意义,语言学转向在实质上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世界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问题,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从而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建立新的认知范式,即通过语言去重新考察过去被当作哲学重大问题的世界、本体、思维、认识、意识、经验等等概念。 其影响就超出了哲学领域而波及到大多数人文学科,如伦理学、美学、文学理论、历史、宗教等,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在语言学转向出现之前的千百年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观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 按照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6、logocentrism)语言观.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是连接人与对象世界的一种工具,它与被再现、被模仿、被表达的事物是同一的。意义只能是对象世界所具有的,是借助语言这种工具表达出来的。而且这种再现、模仿和表达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结构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符号系统,它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确定的一对一的固定关系,也不是再现和表达对象世界的工具。,语言学转向的影响,由于语言符号系统是独立自足的,所谓的“意义”则产生于符号系统的规则,与对象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结构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来说,语言学关注的焦点只能是符号系统本身,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揭示
7、语言符号系统的构成和规则,而语言能否表达对象世界和如何表达对象世界的问题,则被它们放逐出了语言学的领域。,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从传统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和“词物分裂论”转换,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了关注文学作品语言的一种广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和“语言学诗学”的产生,促使了“词与词”的关系取代“词与物”的关系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在此种语言观的影响下产生了当代文化诗学研究的向内转趋势.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广义的“形式主义诗学”,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尽管存在着许多具体的差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文学艺术归结为一
8、种“语言事实”,强调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致力于发现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或结构规律。,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因为把文学归结为语言形式,文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研究,“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势在必行,因此相应于“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便有一种广义的“语言学诗学”理论。在这种“语言学诗学”视野中,一个语言学家不懂文学和一个文学研究者不懂语言学都同样是“不合时宜之人”(雅各布森)。,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意义问题也与对象世界没有关系,意义完全是符号系统之内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语言学转向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于,他把语言与人的“此在”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语言使存在及其意义得以敞
9、亮,这在实际上开辟了另一条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语言理论路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根据这种语言观,语言不仅不是工具和符号,而是与“存在”一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这个基点上,语言,存在,本体,意义,诗,都是同义语,都是一种本真的存在。因此,意义,真理,对象世界,历史等,都通过语言得以展现和敞亮,都通过语言被揭示出来。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实际上又回到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但却开辟出一个以“此在”为核心的全新境界.于是,当代文化诗学研究中的向外转趋势就及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而把语言的本性归结为“诗”,“诗”将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诗性”也不再是文学语言的特有属性,这必然
10、导致“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界限的消解,这一变化,又使得当今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的渗透与交融。把“文学文本作为哲学来读”或“把哲学文本当作文学来读”,正是当今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相互渗透的表征,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这种诗化、审美化语言观,从把艺术看成赤裸裸的内心直觉和情感表现,强调艺术整一性的克罗齐,到把文学视为自我解构、空洞无物的能指游戏的德里达,可谓相距万里,其他各种观点之间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具体差异,但他们也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认为,语言具有更根本、更原初的反逻辑功能,都纷纷用反逻辑的“艺术”、“文学”、“诗”、“修辞”或者说“审美”来解释语
11、言的本性。,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言学”与“诗学”的结合,把文学语言的研究推至传统理论所没曾达到的专业化水平,“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渗透,使得审美化的语言观,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向我们敞开了语言、存在与审美,哲学、文学与美学统一起来的动人前景。,如果说“形式主义诗学”主要是把文学艺术归结为一种“语言事实”,“文学即语言”,把诗性看成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特征;“审美化语言观”则倾向于把人类的整个文化、整个存在都看成是语言性的,而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语言即艺术”。前者还主要是文学理论界的“内部事件”,而后者则涉及整个哲学文化行为,从属于哲学审美化的整体趋势。这两种倾向之间并非没
12、有相似之处,审美化语言观从来没有否认文学是语言,形式主义诗学也是把“诗”看成语言功能“之一种”,它们之间的交叉渗透在一些理论派别(如后结构主义)或理论家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从总体上看,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和补充的理论倾向,共同构成了当今文学语言研究错综复杂的全景,为20世纪的诗学、美学观念和方法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如果说向内转构成了文学研究可操作性的技术层面,向人们贡献了文本分析的技术,那么向外转则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科学的灵魂,为我们贡献了文化批判的意识,结语,“语言学转向”直接导致20世纪“文化转型”。“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再到“语言批判”,标明人对文化、语言与人的本质联系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