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风.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风.doc（22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蔡元培：是真虎乃有风王开林古今中外，成功者甚多，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推崇的对象，但若将某人推崇为大师、完人，这肯定是一件容易离谱的事情。在现代中国，除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谁能无愧此誉？这并非笔者私见，而是蔡元培同时代众多学人的共识。从晚清翰林到彻底的革命党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
2、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3、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则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譬若老房子着火，纵有观音大士千手千眼为助，犹恐扑救无暇，王、张之议缓不济急，只好暂且作罢。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山，严开出的药方也是“为今之计，唯急从
4、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有迟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他认为，在清王朝旧体制的框架下，教育犹如被巨石镇压着的笋尖，是无法舒展身子骨的。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却冷眼旁观，并不睇好康、梁的“小臣架空术”。蔡元培料定康、梁所主持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必定一败涂地。蔡向往民主政治，主张教育救国，放着好好的翰林不做，弃官南下，回家乡绍兴办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但他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教育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
5、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然而，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张无疑是相对温和的。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是主旋律。邹容的革命军痛恨满族人。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却给民族革命作了降调处理。他的言论更能服人
6、，也更能安心：“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革命通常是流血的代名词，革命者保持冷静的理智，实为难上加难。放手一搏：蔡元培决心改造北大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出长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
7、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衔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蔡元培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选择了锐意进取，而不是临阵脱逃。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着手收拾这个令人掩鼻的烂摊子。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之为官僚养成所。
8、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上乘的做法是猎官，组织同乡会等借以接近学校当局，毕业后即稳得升官的阶梯；下乘的做法是钻营，用嫖娼、赌钱、捧名角来结交社会上的实力人物，以之为借重的资本。乌烟瘴气和歪风邪气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蔡元培迅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矫正学风，蔡元培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入手：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基本戒条（另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
9、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因此大学理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然法则。他打过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譬喻：人的器官有左右，呼吸有出入，骨肉有刚柔，它们相反而相成。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黜退，不管对
10、方是什么来头，有什么靠山。一名法国教员被黜退后，曾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被黜退的英国教员更加神通广大，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不肯妥协。事后，朱尔典怒气冲冲地叫嚣：“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
11、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当年，可以这么说：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办大学，兼容并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弄得好固然可以形成“酒窖”，弄不好呢？就会形成“粪沼”。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择善而从，对于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世事无绝对，
12、在北大，阋墙和摩擦总还是有的，而这些响动多半与辜鸿铭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有关。辜鸿铭对胡适很不买账，认为胡适治哲学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画虎成猫，误人子弟。黄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适，但他对章氏旧同门诋诃更多，骂他们曲学阿世。于是众人暗地里戏称蔡元培为“世”，往校长室去竟谑之为“阿世去”。黄侃上课，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骂得相当刺耳，两人教室毗邻，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学生不免偷笑，而钱玄同若无其事。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独秀尤其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科学与
13、民主鼓与呼的急先锋，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他放浪形骸，不检细行，不拘琐德，往往予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陈独秀去八大胡同消遣，甚至遭到过妓女的控告，被警局传讯，经小报大肆渲染而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尽管陈独秀运笔如枪，但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攻击者驱逐他出北大的愿望岂会落空？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但他并不以道德完善的标尺去苛求他人，这非常不易。蔡元培爱护陈独秀，因为后者是难得的人才，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意和同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北大的“三只兔子”在旧势力依然磐固的环境里，以效益论，激烈对抗反不如稳健从事。蔡元培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
14、男女同校，蔡先生的做法是先让女生旁听，然后再行招收，并不向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到钉子，反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看准了教育部的规定（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已成舟，社会舆论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也就不吱声了。最巧妙的是，蔡元培引经据典，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这一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推演出中国式解释：“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诃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茫然迷失标
15、靶，只好收声。斗士陈独秀喜打南拳，虎虎生威，刚猛之极。智士蔡元培则擅长太极推手，柔若无声，四两拨千斤。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
16、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璩，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头号大贤人，孔子好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休。蔡先生年方五十，林语堂将他与蘧伯玉作比，有深意在焉。“五四”风潮，北大学生是先锋和主力，
17、被捕的也占多数。蔡元培毫不迟疑，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使他们很快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甚至悬红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总是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京，报上登出他的辞职公告，词颇隐讳：“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事隔多年，蔡元培作回忆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把当年
18、辞职的原因做了清晰的梳理：“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的苦衷由此可见分明。个人的名利得失皆服从大局的需要，是蔡先生的一贯作风。当年的北大，有三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完全可以这么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样讲学的地盘，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可能收获摧枯拉朽之功。假若
19、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然而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日益彰显，最终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这是他始料不及，也是他无可奈何的。“五四”促使中国人解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也诱使中国人开启了潘多拉的匣子。到底孰是孰非，孰功孰罪，迄今争议不休，未有定论。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国共两党的
20、人才基地。“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亲而不可劫”世间的人雄人杰莫不具有龙马精神。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刘海粟为他绘制的画像，上面的题词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世间的人雄人杰也莫不是至情至性之人。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两年，强邻虎视眈眈，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
21、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汪精卫若能听从蔡先生的忠告，不再一意孤行，日后又何至于堕落成汉奸，身败名裂呢？凡师长、朋友、同事、门生，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蔡元培是难得的忠厚长者，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蔡元培临大节而不可夺，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绝对不是那种只知点头如鸡啄米的好好先生，更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态度极和蔼，使人如沐春风。凡是了解蔡先生的人都清楚，他所讲求的“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
22、而不同”的“和”，不可通融的事情他一定不会通融，不该合作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合作。蔡元培是古风犹存的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可以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这样浑朴的君子，德操、器量、才学、智慧赅备，四项之中无一项短缺。禅家为使弟子顿悟猛省，或不免使用棒喝甚至用木叉叉脖子之类的极端手段。教育家则有别于此，他们通常都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黄炎培就读于南洋公学特班时，蔡元培是他的老师，黄记忆中的情形是：“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
23、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谓百川归海而不觉其盈。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
24、，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校长蔡元培，众人均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理，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轮番讲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与众不同“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辜老头子抬杠。“唯仁者能爱人”，此言不假。蔡元培心地善良，平生不知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为人写推荐信，每日总有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
25、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
26、从这件事情，我们不仅能见识蔡元培恢弘的器局，也能见识他善良的心地。当年，外间议论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殊不知蔡元培助人为乐，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他曾阐明平等的精义：“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是言出必行的。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然而，有大力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蔡元培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
27、和文化。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慧眼识珠，他总能擢选到好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打理实际事务。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无论在哪儿，蔡元培都能聚拢人才，培养人才。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林语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
28、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诚然，笔者私心里认定，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大”，即是大师之“大”。大师必须是仁智双修的学人，而且是学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学人难在精深，通人难在渊博。学人守先待后，自我作古即堪称高明，唯通人才能开通一代文化之风气。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赞扬道：“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
29、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此言不虚。中国社会对人一向求全责备，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见。孔夫子堪称道德楷模，就因为他与卫灵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么一点风不可捕、影也难捉的小暧昧，仍不免为后人所诟病。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正是这样的士林典范。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别人是绝对担当不起的，蔡元培则可以受之无愧。蔡元培具有淡泊宁
30、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们称赞他为“大师”和“完人”，仍是瞎子摸象，偏执一端。其实，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晚年，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竭力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气；他料理鲁迅的丧事，刊刻鲁迅的遗集；他主持杨杏佛的葬礼，谴责特务暗杀爱国志士的卑劣行径。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没有大无畏的精神能行吗？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他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
31、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其风范垂之后世，令人景仰，也令人一赞而三叹之。（作者系文史学者）书生有种最多情（刊发时，被改题为“北大功狗：蒋梦麟”，内容有删削。本篇为完整版） 历史
32、学家吴相湘作民国百人传，其中，笔歌墨舞地盛赞蒋梦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此言近乎盖棺论定。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许多人会不遗余力，为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力争“榜眼”，而不是“探花”。推崇蒋梦麟的学者、作家大有人在。曹聚仁曾与三五好友围炉夜话，有人问他最敬佩的同时代人是谁，曹聚仁以“蒋梦麟”作答。座中诸位或惊讶不置，或疑惑不解。曹聚仁见状当即表白，他向来不愿作违心之论，也绝无攀龙附凤的媚骨，更不是北大出身，之所以敬佩蒋梦麟，是因为这名北大老校长有种，是纯爷们。什么叫“有种”？有胆气、有骨气之谓也。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蒋梦麟“临难不苟免”，胆气和骨气均发挥出超常水平。曹聚仁强调：“
33、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罗家伦对蒋梦麟只身入日本大使馆武官处与敌寇斗智斗勇的壮举同样心生敬意，赞不绝口，他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退回纥的精神！”一介书生，能够得到“有种”的评价，已足堪欣慰。除了有种，蒋梦麟还有料，他肯办事，敢办事，能办事，对北大，对教育，无不竭智尽能，抱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热诚的服务态度。蔡元培曾经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蒋梦麟以总务长之身，行“影子校长”之实，他三度代理校长职务，确保北大始终在“兼容并包”、“学术至上”的轨道上加速运行。北大之为北大，首功当归蔡元培
34、，次功呢？则非蒋梦麟莫属。当年，中国有一文一武两位蒋校长，都是很抖的人物。众所周知，武的蒋校长是蒋介石，出身于黄浦军校的赳赳将士都是他的学生。文的蒋校长是蒋梦麟，出身于北大的青青子衿都是他的弟子。若论门生出息之大，文的蒋校长远不如武的蒋校长（将帅遍国中）；若论门生人数之多，武的蒋校长则不如文的蒋校长（桃李满天下）。蒋梦麟多次打赌（他的学生无处不在）均轻松胜出，所到之地，经常会有昔日的弟子欢快地跑过来向他行礼，他那份得意劲就不用提了。陈平原教授曾经感叹道：“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他还说：“
35、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曾几何时，对历史人物带有政治偏见和陋见的各路“酷评”轮番行使话语霸权，它们罔顾事实，极尽抹黑涂污之能事，现在看来，这类“酷评”竟连一嗤一哂的价值也荡然无存了。一、有功：功在北大人与人的交集很偶然，但这种偶然的交集可能种下善因，结出善果。1898年秋天，蔡元培辞官（翰林院编修）回乡（绍兴），出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试笔之作”。事隔多年，蒋梦麟的回忆依旧鲜活：“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
36、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就在那一年，蒋梦麟幸运地成为了“革命翰林”蔡元培的弟子。二十一年弹指一挥间。1919年，五四学潮如同惊涛拍岸的海啸，浩大的声浪席卷全国，北洋政府迁怒于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时间谣言满天飞，甚至有炮轰北大和刺杀蔡校长的极端说法在市井流传。蔡元培救出被捕的学生之后，以不与政府合作的断然态度采取主动，辞职南归，打算在西湖边息影林泉。不久，国内形势由寒趋暖，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热忱挽留使蔡元培回心转意，但他当初
37、离开京城时信誓旦旦，总不能就这样径直北还。汤尔和是蔡元培的老友，此公多谋善断，乐为智囊，他想出一个新鲜主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作为缓冲环节，蔡元培在杭州养病一段时间后再回北大掌校不迟。如此一来，既可以打通窒碍，多方面照应周全，又可以静观其变，进退自如。当时，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理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他以抽身不易为由，婉拒再三。汤尔和则许以“半年在京，半年在沪，可兼顾而不至偏废”的香饽饽，遂一鼓成擒。1919年7月14日，蔡元培邀请蒋梦麟、汤尔和一起游览杭州花坞。游山玩水只是一个巧妙的铺垫，在那个雨后黄昏，蔡元培在餐桌上“决请梦麟代表至校办事”。蔡元培用一贯温和的语气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
38、，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具体的方案是，蒋梦麟以总务长的名义代理校长职务。蒋梦麟思忖再三，提出两点要求：一、只代表蔡公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二、仅为蔡公的督印者。蔡元培颔首表示同意。1919年7月20日，蒋梦麟偕汤尔和从杭州启程前往北京，陪同的还有北大学生会代表张国焘。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教育部即行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
39、长职务。程序完全合法，北大评议会的部分教授也顾全大局，收起种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下一步就看蒋梦麟如何拿出他的看家本领来串演这台大戏了。1919年7月22日，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蒋梦麟。这次集会与其说是北大学生欢迎他代理校政，还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的影子重返校园。蒋梦麟即席演讲，先介绍蔡元培的近况，然后进入主题，他强调：蔡元培先生的美德和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精神是从学问中得来的，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他特别强调：西方先进国家拥有今天的文化成就，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
40、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现在青年作救国运动，今日反对这个，明日反对那个，忙得不得了，真似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补破衣裳。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日日补破衣裳，东补西烂，有何益处？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演讲结束后，北大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既然他们信任蔡元培，蔡元培又信任蒋梦麟，他们就决定暂时给予蒋梦麟一个尽兴表演的舞台。蒋梦麟在北大毫无根基，他临危受命，面对的“烂摊子”颇为棘手。“半
41、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他出言谨慎，亮出低姿态，在教职员会议上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代捺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蒋梦麟安戢人心，恢复秩序，谨守蔡校长余绪，继续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使北大重新回归到宁谧的书香氛围之中。有趣的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不久，孙中山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之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1919年8月，蒋梦麟写信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谈及他在北大的短期经历，字里行间洋溢着欣慰感和成就感：“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
42、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又记得四书里有句话：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我对于校内校外帮我忙的人，终身感激他们他们不是帮我的忙，是帮中华民国的忙。现在大学里面，教务、事务都积极进行，新生取了四百人，上海投考的结果亦已揭晓，取了九十一人。下半年的课程，已经起首安排。教职员方面，精神一致，都天天兴高采烈的做事。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
43、潮。学生方面更不必说了，这班青年，个个是很可爱的。并不是说空话，我实在爱他们。他们对我说，此后他们要一心尽瘁学术，定要把这个北大成了中国的文化最高中心；这班青年的眼光是很远的。我有一句话，要给在上海的诸位先生讲，北大学生是全体一个精神的，并没有分迎甲、迎乙的派别。”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蒋梦麟交还权杖，专任总务长。他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写道：“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
44、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对此变盘，蒋梦麟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蒋梦麟的教育思想与蔡元培一脉相承，他发扬光大，给“兼容并包”四字加上了个性化、团体生活、个人自治和感情化导的色彩。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蒋梦麟发表演讲，其中一段画龙点晴：“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尝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
45、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教导学生自治而不是私心自用的“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是蒋梦麟坚持的办学理念。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长一职。他非常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须有外文成绩。科学概论成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国文则成为理科各系
46、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当年，军阀混战，国家风雨飘摇，北大的教学、科研能够始终维持不堕，并且平稳有序地发展，“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由中国第一流大学向世界第一流大学的目标切实迈进，显然得益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愤然辞职，拂袖而去，蒋梦麟第三次代理北大校长职务。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支持北京各校学生的爱国行动，段祺瑞政府怀恨在心。1926年4月26日，京报主编邵飘萍被奉军逮捕，杀害于天桥刑场。当晚，蒋梦麟从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处获悉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魔爪逼近，生命危在旦夕，恰巧王
47、宠惠来访，他便跳进好友的红牌汽车，离开北大，径直驶向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他到美国使馆找一位美国朋友，自我解嘲：“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三个多月后，他脱离险境，抵达上海，转赴杭州，结束了第一阶段长达七年的北大生涯。蒋梦麟在北大任职，共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长约七年：从1919年到1926年，第一个七年，蒋梦麟的角色是北大代理校长兼总务长；从1930年到1937年，第二个七年，蒋梦麟的角色是北大校长；从1938年到1945年，第三个七年，蒋梦麟的角色是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北大校长。在第一个七年中，军阀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经常有的事，北大学生醉心于政治
48、是大概率的事，蒋梦麟三度代理北大校长，要掌稳舵盘、认准航向则殊非易事。他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写道：“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1930年1月，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较之以往，这一次他由二东家升为了大东家，他抱定中兴北大的决心，放手一搏，在体制上大动手术，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将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将教政分开，评议会遂成为空架子，教授
49、治校便沦为了明日黄花。蒋梦麟还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的薪酬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教授为讲师。同时，他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蒋梦麟相当实在，一点也不空疏。当时北大的经济状况如何？差不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一道篱笆三根桩，一条好汉三个帮”，艰难时刻，好友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向蒋梦麟伸出援手，一同筹措办学经费（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