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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漱溟：书院式教育的开创者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梁漱溟（1893-1988）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人物，他是中国现代教育较早的参与者和批判者，又是融合古今的书院式教育的开创者和实践者，通过了解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我们可以对现代教育的弊病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北大岁月：中学学历的大学教师 1916年，梁漱溟23岁，其时他与好友沈钧儒一起给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梁漱溟的舅舅）做秘书。这年冬天，他携带教育总长范源廉的介绍信和自己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的长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拜访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目的是想通过这次拜访，得到蔡先生的当面教诲，同时也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深造。 当时梁漱溟的
2、学历是高中，没有留过洋，也没有什么名气，因此在蔡元培这位长辈兼前辈面前，很是忐忑不安。令他意外的是，蔡元培翻看了一下介绍信和东方杂志，没等梁漱溟发问，就开门见山地说：“好，你来得好。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路过上海时就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要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自己是搞哲学的，更要把哲学系办好。看了你的文章，我知道你潜心研究佛学，还旁及东西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我是下决心要把各方面的哲学人才网罗到北大来的。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你可以算一个人选。这件事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我约你到北京大学再谈，好吗？” 梁漱溟听了这
3、一席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发了好一阵子呆，才回答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担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我的本意是来求教于蔡先生，希望能得到深造的机会。”梁漱溟的话还没有讲完，蔡元培便接过话头继续说：“今天我另有约，怕不能细谈了。我们只是先见一面，过几天再到学校细说，但我邀你来北大任教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考虑好再作决定。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况且现在一切都在创建
4、，万事开头难，不可求全。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 梁漱溟拜见蔡元培，本意是想到北大做学生，却被邀请做老师，这完全在他意料之外。但是盛情难却，他答应回去认真考虑。几天后，梁漱溟应约来到北大校长室，向蔡元培讲了自己的担心，怕难以胜任。蔡元培听完之后鼓励他，并说：“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也博得在场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陈独秀的赞同。于是他们当场商定，聘请梁漱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由于梁漱溟
5、一时分不开身，蔡元培先生同意课程由许季上先生暂代，直到1917年10月梁漱溟才正式进了北京大学，同年12月5日开始授课。 梁漱溟在北大期间主要讲授印度哲学、唯识学与孔家思想史三门课程，其中孔家思想史讲授于1923至1924学年。由于当时孔子和儒学已经被当作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而打倒（打倒孔家店），他的这门课颇受关注，除了注册选修此课程者外，自由来听讲的学生非常多，还有不少来自校外的。据梁漱溟回忆：“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200左右。”不过听的人目的不同，有的是抱着学习了解的态度，也有的是抱着为批先听的态度，“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出当时北大思想自由活泼
6、的氛围，虽提倡新思想，但对异己思想亦给予生存空间，互相激荡交锋。这样，粱漱溟作为一个新旧派之间的人物，才有机会在北大发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既不同于新派，也不同于旧派的见解。他在校任教期间作的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在知识界引起轰动，演讲内容整理后，从1921年10月出版至1929年6月，重印七次，印数超过很多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著作，拥有相当多的读者，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可以说，正是北大这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培养了梁漱溟这个中国现代新儒家。 对西式教育制度的批判：遗失道德，遗忘乡村 梁漱溟于1924年暑假离开北京大学，他在建国后与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的提问者与记录者）的对
7、谈中曾说起离开的原因是他当时“在教育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新的认识是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所无法实施的”。他说，“最初，我写了办学意见述略。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种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的，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人生道路。而当时的学校教育，至多是讲习一些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及到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我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大概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不自强的，在学校里就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个差
8、事赚钱挥霍；一种是自尊自强的，又不免因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甚而陷于烦闷苦痛之中不能自拔。我想新的教育应与他们为友，堕落的能引导他奋勉，烦闷的能指点他得到安慰、勉励，以至于意气奋发。因此需要新式的私交近友般的校长教职员团体，不断扩大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团体中又添得一个新朋友。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有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共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为了实践我这些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我决定离开北京大学，自己试办教育。 梁漱溟的新式教育理念是针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弊端而来的。中国在上
9、世纪初引进西式教育制度后，学校教育以知识传授为主，不再承担道德责任，从而抛弃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同时，现代学科分工主要服务于工商业和城市，而非农业和乡村，这又脱离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最终，教育成了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以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他批评道：“中学毕业者不能从事农业和工业即乙种之农工商业学校之毕业者亦多不适于农工商业于中尤以农业为最不适于实际。其毕业者舍求差谋事外，一无可为焉。故自乡间人家言之，家里多一学生即多一废人。”在他看来，引进自西方的教育制度是遗失道德、遗忘乡村的知识化、贵族化的教育。它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同时又使知识阶层与广大民众隔离开来。在对现代教育制度批判的基础
10、上，他提出了融合古今的书院式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书院式教育：倡行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独特教育模式 离开北大后，1924年秋，梁漱溟带着他的三个学生到山东曹州接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他的教育试验以“讲学为中心，通过师生小组中的互相影响、促进和批评将道德和知识上的成长结合起来，谋求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为了防止成为与大众生活相脱离的新贵族，学生要从事日常的手工劳动。由于没有日常杂役人员的帮助，他们还要负责学校的体力性维修保养工作。粱漱溟办学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靠固定法律化的章程。入学是根据投考者两次考试的成绩来定，初试是考察智力和学习成绩，面试考察初选生的“资质和态
11、度”，能否入学的最重要的尺度是品行和道德，而不是智力和学习成绩。 半年后，梁漱溟把学校交给学生陈亚三接办，他回到北京，同行的还有学校的十几个高中学生，这些人成了他的终生门徒。回京后，梁漱溟与学生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同读，互相敬勉。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倡导并实践了“朝会”这一讲学形式，即师生清早静坐共读，由他即兴讲授心得。这一形式后来在河南、山东等地坚持多年，他在朝会上的讲话后来也结集成书。据梁漱溟回忆，“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
12、，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锻炼心志。”此情此景，虽未亲见而仅透过文字转述，观之仍旧令人神往。 这种融合古今的书院式教育模式，摒弃了现代教育的功利化、知识化倾向，师生之间成为共事共学、互相砥砺、成人成己的朋友团体。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与训练，而是还包含情感的培育、人格的熏陶和道德的成长，从而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息息相关。 这种独特的教育模式使他获得终生的情谊，在后来投身乡村建设时，他的学生们仍追随他，多的时候达到数千人，一时全国瞩目。梁漱溟也由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成为全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教育的弊端作为一个老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各方人士也进行了不少改革和尝试，却始终未见大的起色。今天我们藉由梁漱溟这面镜子，不仅可以反思中国教育的弊病，还可以思考教育功能与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可能性。 （摘自时代报告2012年第9期） 责编：戴利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