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谢希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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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卫视】大师系列之谢希德上集1952年的夏天,当谢希德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与她青梅竹马的曹天钦也在剑桥毕业了,成为生物化学博士。在这对恋人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约定,一起回到已新生的祖国。1949年,新中国诞生,谢希德就“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飞回祖国”。那时的她,在校园里照了这张相,相片的背后她写了一行字在校园中等谁?她在等心中的那个人一起回到祖国。但没有多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学生一概不许回国,最后由李约瑟担保,谢希德才来到了英国,在这里,他们结婚了。新婚是喜悦的,但更重要的,他们马上要从这里秘密回到祖国。谢希德沉浸在对未来幸福和

2、理想的憧憬中。谢希德1921年出生在福建泉州,父亲谢玉铭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前辈物理学家,1932年,他在一个令人惊叹的实验中精确测定了氢原子光谱的结构。二十多年后,有人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诺贝尔奖。“中国需要科学”是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常对她说的一句话,但谢希德自幼多病,她在抗战流亡中完成了中学学业,考取了三所大学,却因患股关节结核而只能休学。当时的中国医学界不能治愈结核病,这不仅让她耽搁了四年的学业,更让她从此瘸腿,一生行走艰难。【采访】 菲律宾中正学院名誉董事长 邵建寅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就形成了她心理的压力,形成了她要跟环境去拼搏,所以她在学校里有非常好的成绩。养病的谢希德跟着任教于燕京和厦

3、大的父亲在国难中流亡漂泊,空袭的警报声伴随了她流亡的日子,忧患和痛苦中,谢希德在病床上读了四年的自修大学。在那些日子里,能读到曹天钦的来信是谢希德最快乐的事,他们是中学同学。她回忆道:天钦给我的信,除了谈学习情况和对我的关怀外,还有数学的题解,满纸的方程演算,结果病中的谢希德体味到了爱情。但1952年当谢希德绕道英国,以和曹天钦结婚为由返回祖国时,却遭到了深受她的父亲的反对,父亲谢玉铭给自己的独女写信说: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我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去。这时的老物理学家因抗战胜利后对当时的内战和腐败而绝望,已于1947年只身漂泊海外,后来他再也没有回到过祖国大陆。【采访】 邵建寅

4、他在菲二十几年教,非常辛苦,在国内教书没有那么辛苦的,在菲教书一个礼拜上48节课,天天课程排满,他要多赚点钱来安家。谢希德回国时,已经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海外华人不理解,将之称作“洗脑筋”。父亲希望女儿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坚决反对她回国,但谢希德终究回来了,代价是父女从此断绝往来。后来的谢希德对这一时期内心的波折很少提及,只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费尽周折的归国路终于迎来了曙光,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然有种种诱人的条件,却挽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这五年的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回国后,曹天钦到

5、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筹建中国人自己的生化实验室。谢希德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基础教学,因当年的结核病落下腿疾,双腿不能弯曲,谢希德只能站着上课,她说“坐着讲课会影响讲课气氛”。【采访】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王迅上谢先生的课,就是脑袋里好像一张张彩色的图出来了,上光学课的感觉是非常形象生动。王迅是谢希德回国后最早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50年代前期的大学教材多是用苏联的,谢希德则都是自己编写,为了不让学生忙于笔记而忽略听课的思考,她总是每堂课前人生一份地把讲义发给学生。【采访】 王迅她一直是非常努力地上各种各样的课,凡是没有人上的课她去开,我们四年大学里面,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她开

6、过好多好多课了,她临产以前就在家里写讲义。光学、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固体力学,谢希德开出了一门门课程,上她的课“及格”就是“不及格”,是要重教考的,得了个“中”才算刚刚及格。但另一方面,谢希德又将自己的学生看作是年轻的同事,科研的合作者。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迫切地需要用科学技术改变自己的落后,在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里,谢希德全身心地响应国家号召,“迅速把世界科学最先进成就介绍进来,快速补足短缺而急需的门类” 。1956年,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由北大的黄昆和复旦的谢希德共同主持,培养半导体人才。【采访】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叶令后来在我们国家当中,半导体的许多中坚力

7、量、人才都是那个时候北大那个班出来的。半导体技术是二战后诞生的新科技,推动祖国的半导体学科就是当年谢希德回国的最大动力。【采访】 王迅在那个时候,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这三个领域是作为重点考虑发展的领导领域,电子设备的小型化是要靠半导体,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你要发展电子计算机,这个也要靠半导体的。两年后的1958年,黄昆和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问世。就在这两年,伴随着成书的过程,还催生了中国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只晶体管。【采访】 叶令半导体物理这个学科普及了,然后许多材料都用半导体做了,然后做了大规模集成电路,这样的话,电子管的时代就逐渐淘汰掉了。在国际上,半导体是1948

8、年才拉开帷幕的学科,1956年后,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在中国遍地开花,谢希德就是新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奠基者,我们不难想像,她在这一段时间里意气风发、全身心工作的模样。投入这项工作的时候,她和曹天钦的独生子只有五个月大,她对丈夫说,从此你要又当爹又当妈了。平日里,她只能拿着曹天钦寄来的儿子的照片,写信表达自己的母爱,细心的母亲在照片上发现儿子的鞋带松了,她回信笑称丈夫失职了。但是好景不长,正常的教学科研因“大跃进”被搁置了。从谢希德归国起,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年轻的夫妇对此虽很不理解,但也还是积极参加,甚至有些天真地“当作是一种补课”,但文革又来了。【采访】 复旦大学原副校长 邹剑秋她

9、的经历呢,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好的经历,身体患股结核,行动不方便,文革受到摧残,最重要的还是政治上对她所谓的审查,因为把1952年的事情联系起来,你为什么能够回来?美帝国主义正在朝鲜打仗,英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你们两夫妇一定是英美的特务。造反派质问她,平时讲课逻辑性挺强,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倒讲不清楚了?谢希德被打倒了,她不能接触半导体科学研究,不能出席外单位邀请的学术会议,甚至连国内发行的科技刊物也剥夺了她订阅的权利。【采访】 邹剑秋她在“牛棚”,就是我还在复旦的时候跟她商量要搞低能核物理,这对国防是很有关系的,她准备把班子拉起来,房子都造好了。她被关进学校的物理低温实验室整整9个月,这是她

10、亲手创办的还来不及使用的实验室,却成为谢希德的囚室。丈夫曹天钦也进了“牛棚”。【采访】 邹剑秋整整关了九个月,家里保姆自杀,自杀时谢希德也不知道,保姆想男女主人很好的,怎么搞的,受不了,小孩又很小。所以我对谢希德的这句话体会很深“我的命为什么那么苦”。也是在1966年,伴着文革的疾风暴雨,癌症也光顾了谢希德,那年她45岁。从“牛棚”出来后,她又去扫厕所,即使在这样的双重磨难下,她仍然数着手指对人说“我要争取活十年”。【采访】 叶令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在我们厕所里面会贴了一张写得很工整的纸,就是剩菜剩饭不要倒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她就会每天把这个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采访】 王迅后来复旦办了一个“41工

11、厂”,把她分在最没有技术性的工艺,也是最脏的,就是磨硅片。即使在这种惩罚性的劳动中,这位优秀的科学家居然通过查阅文献,改进了磨片和抛光两项工艺,并指出这可以提高半导体原件的质量。纵观谢希德的一生,她总是努力让自己站在科学的前沿,对先进的跟踪似乎已成了她的天性。1972年,中国外交开始活跃,李约瑟也在这一年应邀访华,当年他担保谢希德从美国到英国与曹天钦结婚,但很长时间音讯全无,他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见老朋友曹天钦。就在见面前的一晚,夫妇俩一宿没睡,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不希望让这位友善的科学家知道他们的处境。李约瑟访华后,夫妇俩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他们又扎进了书堆,他们要把丢失的时光找回来。【采

12、访】 叶令谢先生虽然脚不好了,你在系图书馆你还会经常看到她在那里查阅一些资料,当时没有网络这些东西,就是靠一些杂志,一些资料。谢希德终于可以自在地接触文献资料了,这时的谢希德就开始为中国与国际科学技术的差距担忧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但就在长夜过后,科学的春天将要来到的时候,谢希德身上又一次发现了恶性肿瘤,她已不再年轻,化疗和药物的副作用常使她恶心呕吐,但她仍然拖着虚弱的身体,多学科地、立体地关注着世界的发展。【采访】 王迅当时有有形象化的说法,说我们文革十年睡了一觉,跑到国外一看,怎么发现长出了一片森林。这时谢希德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将自己的学术方向从半导体转向表面物理研究,这一年她51

13、岁。表面物理是国际上全新的学科,当时国内一无所知,但它对钢材的耐腐蚀、新能源的开发、新材料工业、半导体器件工艺的改造和催化影响重大。谢希德这一学术转型的社会价值,让人们联想到她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半导体学科的贡献。谢希德的话则很朴素,“理论结合实际是科学的首先要求”。【采访】 王迅我们物理学从荒废了那么多年科学研究以后,当时缺乏的就是有人出来指点方向,谢先生出来她能够开拓表面物理这个领域,能够把架子搭起来,让绝大部分教师在科学研究方面有一个方向去做,这个起了相当明显的作用。【采访】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沈丁立表面物理学是在国外先有,把它引进来,这个贡献非常大,她在中国缔造了一个科学分支

14、。当年谢希德创立的复旦表面物理研究室,已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一批国家级的物理学家,但文革刚刚结束,步履维艰。【采访】 叶令差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机器上,比方说几十分钟就可以算完的事情,当时我们是在数学楼一个机房里要算一个通宵。1987年,美国召开一场关于高温超导体的讨论会,即使不是自己的学术方向,但谢希德再一次敏锐地发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已经来临。下午五点半,报告大厅的大门未开,门口已排起了长队,瘦弱的谢希德挤不进大厅,只好在过道上一个离电视机最近的位置,站着听完整个学术报告。【采访】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朱维铮一个她年龄比较大了,再有一个她腿不方便,居然就能够站在那里听,我就

15、说你这个精神真好。她说怎么办呢,世界物理学发展太快,我们稍稍地疏忽一点,我们就会被落在后面。谢氏父女都是一生致力物理学研究的优秀科学家,都享有崇高的荣誉,但当年在归国的问题上,他们分歧了,这使谢希德学成后始终没有机会与父亲坐到一起畅谈学术,他们天各一方,这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父亲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谢玉铭晚年定居台湾,他始终在海峡的那一头注视着女儿和她为新中国的物理学取得的点滴努力。【采访】 邵建寅有一次我到台湾,他告诉我,他说希德拿到诺贝尔奖了。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很高龄了,所以头脑有时候好像有点问题了,到了里根来中国演讲之后,我把相片带去给谢老师看,他说,啊

16、,我非常高兴,希德第二次得到诺贝尔奖。他是很关心这个女儿的。1986年,谢玉铭孤独地在台湾辞世,有人在整理他遗物时,发现谢希德给他的书信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还有女儿当年的结婚照,他复印了很多份。【采访】 邵建寅谢老师后来在台湾过世,他的骨灰是我把它带到菲律宾,放在一个教堂里边,好几个月再把它带到厦门,交给希德和希文。接了骨灰,我想对她的打击很大。1997年,谢希德来到台湾祭拜父亲。他依偎在父亲的墓前,这时,他们分离整整45年。谢希德说,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我,无论时空如何改变,也改变不了我们父女情深,然而这毕竟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最大的遗憾。【采访】 沈丁立她一定痛苦,但是她还是以自

17、己认定的事业为重,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效忠。在祭拜父亲三年后,谢希德也辞世,她活了79年。自1966年,癌症和文革一同降临,谢希德的一生有34年被罩在癌症的阴影下。在生命最后的两年,谢希德第五次被发现患了癌症,一次次开刀,一次次化疗,她的身体很虚弱了,1999年,她应邀参加教师节活动,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了。主持人问她,50年代时为什么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谢希德的回答简单而有力“我爱中国”。(上集完)下集或许在隆重的主席台上你常常能见到她,但这不重要,她最大的贡献是将现代物理的两个重要分支引入了中国,并为新中国培养了几代物理学家。【采访】 表演艺术家 张瑞芳有一次她过生日,我

18、去了。她的学生来给她祝寿,哎呀,一进去全都是花香,一律的水仙花,可能把好几个店铺的水仙都买来了,一大把一大把全是学生送来的。学生就在台上写他的学术论文的汇报给老师看。后来我还说了,哎呀,谁来官谢希德的传记,我愿意争取演她。1983年,谢希德62岁了,她出任复旦大学校长。自1952年从美国麻省理工物理系归来,谢希德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她来当校长会怎样呢?这个优秀的科学家栽进了整条堆,基建项目需要她批,图书经费需要她拨,教师的住房需要她解决,谢希德身边的人发现,她变得心急起来。谢希德每天坐校车上班,每天七点钟上车,每天的车程是一个小时,较车上对着门的座位是大家留给她的,因为她腿不

19、好,而她旁边的座位总是虚位以待,让给有事找校长的同事,大家与她商量工作,提要示,提意见,乃至发牢骚。久而久之,这成为一道风景,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美谈。【采访】 邹剑秋她跟我谈了好几次,这样可以听到群众的呼声,有意见可以听得到。谢希德是一校之长,还是中央委员,但在校园里她实在是一个太普通的老太太。那时复旦的师生,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愿意上前跟她打招呼。一位新闻系的学生在校园里拦下校长,让谢希德当他练习摄影的模特,但可能是技艺不高,产生了这张对焦模糊的“习作”。不知谢希德是想留住校园的这份温馨,还是她喜欢这个学生与她交往的方式,她将这张照片珍藏在影集里。【采访】 沈丁立今天我们书记和校长在校

20、园里走路,故意要创造机会让学生和老师跟他说话,他有无数的理由,我忙啊,就是没有一个理由让学生和老师在路上看到我是我作为校长最重要的工作,谢校长这点就是做得比人家好,就是亲民、踏实。谢希德目光很远,但她脚踏实地,她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但她更注重的是如何办好这个大学来为改变中国作出努力,谢希德给复旦、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打好基础。她认为大学是传承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地方,为此她做了两件事,一是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包括作为基础之基础的实验科学;二是提倡学科的交融,促进新知识新成果的产出。她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缺乏科学研究的传统,学风崇尚清谈而鄙夷动手。许多大学急切地将科研

21、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倾向于“产学研”并举,甚至把“产业化”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结果校园里出现了很多公司,但谢希德并不认同。【采访】 复旦大学原副校长 强连庆采访 谢校长反对变成产业化,绝对禁止系里办公司,她就认为教师主要的作用是培养人才,他要研究,他要教学,应该保证他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不是说大学教师要变成富翁。当时,复旦发展的资源并不多,改革开放也是处起步的阶段,为搞好教学和科研,她倾全力让复旦开放,与国际交流。【采访】 沈丁立他是麻省理工的博士生,麻省理工为培养出能做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的校友非常感到自豪。谢校长每次去美国见到麻省理工的校长,人家都给她一个礼物复旦可以送五个进修教师到麻省理工。改革

22、开放后,谢希德为自己找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工作,就是为学生出国留学写推荐信,她像蔡元培等很多著名的教育家一样,把为学生写推荐信看作是重要的职责,她说,送学生出去,让知识回来。【采访】 叶令有的学生要她写推荐信,那我们现在有些教师会说,你自己的情况你先起个草或者什么,她从来不会这样,她都是自己打字写,打好了签字。谢希德当校长几年里,平均三天要写一份推荐信,每年都送走100多位学生。有人问,推荐了这么多学生出去,如果不回来,你不是为他人做嫁衣了吗?谢希德说,留学生都是爱国的。沈丁立就是谢希德亲手送出去的学生。【采访】 沈丁立她有东方的储蓄和西方的直率,她知道东方美的,同时她又知道西方什么是美的,她直

23、接能用西方美的东西和西方人沟通,这样一来她朋友就多了。我是91年9月10号回来的,9月11号去见校长向她报到,我回来了,我没有辜负你。她说等等,今天跟我一起走,她让我坐她的车到她家,和她一起吃顿晚饭,就家常便饭。谢校长家的那顿饭让沈丁立回味至今。后来,谢希德在病榻上仍把给学生写推荐信当做自己重要的工作。送出去的学生回来了,看见病榻上的谢希德十分虚弱,想代她写,谢希德说不行,你对这个学生不了解,怎么写?【采访】 叶令她看到一些学生能够回来,跟她讲讲做的一些什么工作,那时候你会看到她非常开心。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并到复旦发表演讲。在一间黑板上写有“莎士比亚”的教室门口,弱小的谢希德却是极

24、具神采地接待了里根。【采访】 邵建寅那时候复旦刚刚复员,很简陋,里根站在那边,谢希德站在旁边,很简单的一个演讲会,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是复旦,这是谢希德。里根为什么选择到复旦演讲?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复旦对外交往中体现出活力四射,二是复旦这位女校长是里根夫人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的同学、好友。不争的事实是,谢希德带着复旦站在了国际媒体面前,简陋的学校以它的精神气质在世界舞台上亮相。【采访】 朱维铮这位校长,我佩服她,她有眼光,她有勇气,她的勇气来自她的一个认知和思考。另外这个勇气是双方面的,不仅仅是要有学术的勇气,对她来讲还要有一个政治的勇气。谢希德始终关注着世界发展和学科未来,了解她的人认为,她始

25、终带着敬畏之心,她说我们迫切需要科学,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采访】 朱维铮她很关注世界方面的包括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各方面的各自的进展结合,我觉得她懂,而且一贯注意。作为物理学家,谢希德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但她作为校长,却为重理轻文的现象担忧,她提出要文理相通,要跨系跨专业地协作,避免专业面过窄。【采访】 朱维铮我想她提升了复旦整体的水准,她对人文学科的关注,这个是我感受最深的。当别人注重管理改革的时候,谢希德着重教学与科研的建设,当社会上一味强调竞争的时候,她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我鼓励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促使教师知识更新,不断打破原来各系、各学科的历史界限,建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综合体,

26、让各系不同学科专家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某些大型的科研课题。【采访】 朱维铮1989年,有一天谢校长把我找去,她要我就在那一年,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次国际性的学术性讨论会,并且她自己出了一个题目,会议的主题可以定为“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我当时很吃惊啊,我想她提的问题本身也表明她在那里思考。文革里面,他和丈夫曹天钦先生受了那么严重的迫害,她的反思过程恐怕是对她有很大的促进,她认为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加强文化交流,并且寻找一个我们能够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角度。谢希德开创了复旦与世界交流、协作的道路,她以独特的魅力将复旦推向世界。国际媒体誉她为“中国的哈佛校长”,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巴丁教授说,在中国科学

27、界,谢女士是最有影响力的人。【采访】 王迅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凝聚力吧,她确确实实是把跟她有接触的没接触的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走进这间办公室,你仿佛觉得她还在,只是暂时离开了。这把磨损的椅子依然烙刻着她前行的艰难,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总是在赶着和时间赛跑,直到生命的日历停止在这一天。谢希德说过,唯有工作与事业才是生命的旭日与朝阳。但斗转星移,自然法则不会迁就任何人,当人们从直呼“老谢”改称“谢老”的时候,谢希德突然感受到一个现实,自己已步入了古稀之年。1987年8月,谢希德的丈夫,时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曹天钦,在去以色列出席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时不慎摔倒,竟再也站不起来了,本来在文革中落下的颈椎病

28、加重了,他瘫痪了,昔日才思敏捷的生物化学大家竟连说话也不成型了。【采访】 叶令你想,文革期间曹先生挂钢丝的牌子批斗的时候颈椎受伤了嘛,这也后都有关系。当年,他们艰难坎坷地回到了祖国,在回国路上结成终身伴侣,他们两人的理想、事业、幸福与新中国联系在一起,他们历经坎坷,但他们没有放弃,四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采访】 谢希德秘书 曹佩芳他们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曹天钦好吃的东西从来不碰的,都是留给谢希德吃的,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怎么,不能尝一点吗?他说尝尝尝,我不尝你尝。蛮好玩的两个人,小孩一样的。曾经,谢希德为了事业将五个月的儿子托付给丈夫,赴京拓荒中国的半导体科学,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儿子以

29、为只爸爸才会讲故事。曹天钦是中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但长期以来,他精心呵护妻子,每天早晨他会提醒谢希德带上眼镜和钥匙,甚至为她准备好午饭。谢希德说,没有他的爱护和鼓励,我将是一事无成。【采访】 曹佩芳她每天去看他,比方说我们在市里开会是五点钟,六点钟接待外宾,她就抽个一刻钟、半个小时去看他,教他打字,做数学题目什么的。谢希德每天用个位数的数学题和英语单词锻炼曹天钦的大脑,用青春最美好的记忆唤醒他的思维。但曹天钦已不能言语。谢希德说,当他躺在病床上时,我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是无神论者,但我也幻想医学上能出现奇迹,使他的思维又活跃起来,丰富的词汇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但奇迹终究没有出现,曹天钦走了。【采访

30、】 邹剑秋这是她第一次跟我讲,才第邹啊,我的命为什么那么苦,第一次。你看老谢的经历啊,其实很难过的。在告别丈夫的第二天,谢希德的学生收到了她亲笔写的一份三页长的推荐信。自改革开放后,这是谢希德从未中断的一项工作。她照例是站着写的,因为她的腿不能弯曲了,但很少有人能知道,暮年的谢希德内心十分地孤独。【采访】 沈丁立 身边没有亲人,她非常喜欢的孙女不在,独养儿子不在,媳妇不在,她连讲话的地方都没有。【采访】 曹佩芳她实际上就是和一个平凡的中国女性一样的,很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她一生与癌症五次交锋,在癌症面前,她抗争了34年。【采访】 沈丁立我想她的意志一定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寿命的延长,但是天天活着质量

31、很低,因为你有病痛,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已没有力量抵挡住化疗的痛苦,但作为科学家,她仍然不放弃对世界发展的关注。临终前一年,谢希德对学生王迅说,明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年会,那时会有20多个诺贝尔获奖者参与这个会议。【采访】 王迅那一年她都打算要去参加了,都自己做了准备,但是不幸,到了年底就不行了。晚年的谢希德是站着工作的,因为腿疾双腿不能弯曲,她站着发送邮件,站着联系工作,直到有一天突发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谢希德再也站不起来了。住院期间,谢希德仍停不下来,只在午间小憩半个小时。来探望她的人说,这哪儿像个病房,根本就是工作室和会客室。她却安慰别人说,

32、我愿意忘记自己是个病人,那样我才会快乐。【采访】 曹佩芳她那个坚强不得了,人家看了以后都是流眼泪的,我发现这是一般人不能够做到的,但是她做到了,最后走的时候她真的,这点我脑海当中始终是忘不掉,没有留下一句话,真的。其实她有很多话要讲,人们感受到了,但她已经讲不出了。她一生最爱命运交响曲,成年后,她退瘸了,她一生走得艰难,中年后又患了癌症,多次复发,多次化疗,因为化疗,她两条腿的长短差跟越来越明显,只能靠身躯的扭动保持行走的平衡,周围的人清楚地看到,她连坐下来都十分地艰难。【采访】 张瑞芳可是我感觉她走路很美,她很美,她走路有点歪,可是她非常从容,非常亲切,非常谦和。现年91岁的张瑞芳长谢希德三

33、岁,她们是朋友。文革前,两人是美发店一同做头发的伙伴。谢希德已走了十年了,但谢希德的美永远刻在她的心上。谢希德当校长时创办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今天已是中国顶尖的研究机构,活跃着世界最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审视当今世界格局下的中美关系,我们已不难理解,这个病弱的老人当年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量创办这个研究机构。这面美国国旗是谢希德去世后,美国众议员柯特韦尔登送给美研中心的,过去他一直投票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直到他遇到了谢希德,他成了谢希德的崇拜者,并由此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韦尔登说,作为美国的一位议员,我为有机会与她一起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世纪而感到光荣。【采访】 沈丁立美国国会把某一天国会升的这面旗,认定是为谢校长这个杰出的中国公民,为促进美中交流,美国这一天升的旗是为她升的。这面旗子升好了以后拿下来,由韦尔登负责转交我们。可以说今天没有第二个中国公民被认为有如此伟大,以至国会升旗是为了你。(大师谢希德全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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