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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理解前见与文化阐释视阈 文化理解前见与文化阐释视阈本章内容提要：本文和文本，互为因果，互表互证。人类生活的文化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理解阐释前见的复杂多样性和可变性。正是由于文化理解前见和在此基础上的所形成的文化阐释视阈的差异，才导致了文本和本文之间的变异。而理解者和阐释者的视阈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运动着的视阈意味着视阈的可变更性，存在走向视阈融合的可能性。视阈融合意味着对某种文化理解和阐释对象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内部主观感知和外部客观审视相结合。沈从文在文化冲撞和整合中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文化阐释时进行跨文化阐释成为可能，具体反映在他的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和其文
2、化身份的变化，使他能从湘西文化激荡整合状去类比而透视出华族乃至全球文化的冲撞与整合，因此他能客观、理性地对待文化的流变、冲突和整合。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采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民间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沈从文的文化思想，这种文化思想作为文化理解的前提条件即理解前见，渗透进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阐释，就使他能够运用文化整体、文化相对论思想，对各种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走向对湘西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解读，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融合。 1、1 在本文和文本之间一般文本理论认为，文本是能指，包括语言和符号；本文
3、则是所指，即事实和存在。本文和文本，互为因果，互表互证。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志和作家对生活体验后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都作为文化文本，是对本文生活世界的文化理解及在其基础上的文化阐释。“本文”一词原始义指书写或刻印下来的文字或文献，这包含有通过大家可以察知的符号去理解符号所体现的意义结构或概念系统、观念系统的内涵。对本文的研究，应划分为有符号意味的哲学、结构主义、乃至符号人类学范畴。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倡导本文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本文”。因此，本文已不是符号本身，而是一
4、部“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是立体文化之根源，对本文的阐释就是对文化的阐释。因此，吉尔兹曾对民族文化进行精辟的论述：“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多种本文的综合体，而这些本文自身又是另外是本文的综合，人类学家则需倾全力去确切地解读本文的本质。”1人类学家对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特征化文化即本文生活世界进行深入田野调查之后把自己所观察到的以文字形式形成文本——民族志。一般认为，自19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主流是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fieldwork），通过观察、认知，进行客观的民族描写而形成民族志(e
5、thnography)，这是了解一种未知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必要手段和研究它的起点。简而言之,就是对作为文化的本文世界进行力求客观真实阐释而形成文本——民族志。但作为文化人类学经典的手段的民族志描写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根本的挑战和质疑。问题的实质在于：民族志的描写以及其研究方法到底能否理解和阐释文化的本文世界。而关键又在于，本文和文本之间，作为中介的民族志的写作者的身份、立场和视阈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采取的描述方法是有差异的。因为民族志的撰写只是人类学家作为外来者利用自己的思维、术语、概念对特定文化的见解，而不是该文化持有者内部成员对自己的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他们缺乏对文化持有
6、者自身的社会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审美观和世界观的了解，即缺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阈。进一步而言，文化持有者的社会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等有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不像文物及社会组织那样线索与结构分明。因此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类学家以不同的视角对同一文化进行观察、认知、理解和阐释时，就会出现不同文化文本形态。在西方人类学领域中，曾出现了民族志的描述危机：人类学家雷德费尔德和路易斯同时同在墨西哥同一村镇，马格丽特、米德和弗雷曼在不同时期在萨莫亚田野工作后，写出了截然相反的民族志。这就使文化志的信用受到质疑。问题的原因在于作为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者的理解前见和在此基础上的文化阐释视阈的差异导致
7、民族志文本形态的差异。泰特罗强调指出，人类学并非只是追求对某一事物作纯客观化的描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自我建构的行为”。2这实际上强调了文化阐释者对于作为阐释主体对文化本文的理解和阐释的主观性，在进行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时，人类学家站在文化他者的外部立场，以自己的主观态度对该文化远距离感知和阐释，从而导致文化偏见。在本文生活世界和文本之间，我们应当注意文化理解前见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阐释者的阐释视阈的选择及其变化。1、2 文化理解前见和文化阐释视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中如此界定：“阐释学正是为了探究人类一
8、切理解活动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的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3海德格尔在时间与存在中通过对此在的时间分析，把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来把握，这是使诠释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上升成为哲学。这也是诠释从方法论性质和认识论性质上升成为本体论性质的转折。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法则的问题。”4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的信用危机就在于文化理解和阐释
9、的可信度问题，即作为文化的理解者和阐释者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何以见信。一般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理解前见。理解前见是一切文化理解和阐释的最首要的条件。海德格尔对理解前见这样说明：“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就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如果像准确的经典释文那样特殊的具体的解释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那么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无非只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的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
10、西是先行给定了的，也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5理解前见来自于作为超个体的社会存在的文化。从个人角度而言，文化首先是作为一种生活环境而先于个人存在的。人受环境的影响在于，人首先从一个小动物发展起来，在文化环境中汲取文化营养，从而获取了自身社会存在的条件，把这些文化习得作为文化理解、文化适应和文化创造的前提，这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即文化的人。周易有云：“文化化人”即为此理。人作为生物体，异于其他动物处，就在于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人的心态、心理及精神特质的塑造来自于其个体生存的文化环境。人，作为“文化之网上的动物”，是无法摆脱文化和文化环境而生存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是文化的历史显现。而个体对于文化的选择，是其独特人格塑造之根本。个体形成某种文化心理，以此感悟体验衡量人生万事万物，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理解前见和文化阐释视阈。而人生活的文化环境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理解阐释前见的复杂多样性和可变性。正是由于文化理解前见和在此基础上的所形成的文化阐释视阈的差异，才导致了文本和本文之间的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