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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性与后殖民差异的成因探析 民族性与后殖民差异的成因探析对导致理论分歧的原因的分析可能见仁见智。但我认为理论分歧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明显地受到先它而在的学术思想的制约，是吸收和批判这些明确的思想成果的产物；它甚至可能被小小的个人的兴趣爱好所左右，而不是如它自以为是的那么客观；当然，归根结底，它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存在。但这种社会存在往往并不直接透明的反映在理论形态中，而是通过对社会中的相当规模的个体的影响而转化为带有一定指向性的复杂的社会思潮。因此，中西后殖民批评对“民族性”的认识分歧从宏观看，一是作用于经验层面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西方的批评呼应了多元文化思潮的要求，中国的
2、批评则暗合着民族主义复兴的节拍；二是反映在学理层面的哲学思维的作用，西方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基石，而国内的批评虽也操用后现代术语，却很难说是完全后现代性的。从微观看，主要是各自身份意识的的规约，西方的后殖民批评家充满了跨语境的双重文化身份的优越意识，中国的学者则更多的认同于本土的文化身份，这也决定了各自的文化使命感是同中有异的。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西后殖民批评在“民族性”认识上的分歧，甚至决定了二者本身的理论形态差异。一、社会思潮背景的冲突文化多元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既相互联结，又相互影响的。它强调种族上和文化上有着差别的族群的独特品质。普洛斯将之概括为五个
3、方面：“1）它确信任何对现实的诠释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它反对绝对主义；2）它不认为各文化模式在本质上不相通，因此，它反对极端的相对主义；3）它确信个体存在于复杂多样的关系之中；4）它还认为个体处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中；5）最后，它希望通过互动和交流实现对现有诠释框架的超越。”36（p94）它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解构普遍主义宏大叙事上与后殖民批评志同道合，因此几乎所有的后殖民批评家都自称是文化多元主义者。文化多元主义的风光，一是由于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强烈的意识到各文化不能替代的独特性，二是二战后不断涌入西方的移民潮，使其现实存在着黑人、亚裔、当
4、地土著与白人的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因此在其现实层面上，与资本主义的全球蔓延密不可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运作不但带来了金钱、货物和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而且为西方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平台，各民族的文化突破了其固有的疆域在此相逢。现代传媒的触角延伸到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角落，使任何一种文化资讯得以全球共享，杰克逊的歌迷可以遍布世界，非洲丛林音乐也可以在西方都市找到市场。文化工业的发达极大的拓展了个体的生存领域，提供着最大限度的消费选择的多样性。总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文化多元”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主张不如说是后现代社会中西方个体
5、的一种文化体验。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将其当作一定的理论形态来分析，也可以将之与具体的文化经验相结合，看作相对感性的社会心理作用下的社会思潮。它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构架的心理需求的体现。人的头脑总是在不同的兴趣和经验领域之间建立相关联的结构，在这种心理定势的支配下，处于少数地位的主体受到鼓励在艺术、文学等等中表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并且他们的作品通常在“文化多元”的旗号下和富有学习、容忍、相互尊重精神的感召下被西方受众接受和传播。此外，它以一种近乎激进的姿态弘扬差异，渴望对话、强调多样性的互动，与试图把一切抹平的同质化抗争到底，却又将之纳入后现代性的消费欲望中。这种文化心态
6、提供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生学基础和现实的社会土壤。这使得他们既强调民族多样性的存在，又多多少少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切体验。 秉承了文化多元主张的西方后殖民批评家，如赛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他们大多对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但又表现出一定的暧昧性。如赛义德，他一面指责许多西方学者对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否定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甚至是非历史的）不安”，另一方面又表明“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18（p434）甚至有的后殖民批评家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喻为“丑陋的同胞姐妹”。与西方不同，
7、后殖民批评被引入中国时，正值90年代民族主义的复兴。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球效应同样使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置身的语境呈现一种众声喧哗的表象，但根深蒂固的民族本位意识却对其进行了深层置换。90年代的思想轴心建立在全面反思80年代追寻西学、学风空疏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基石上。不但学术界由“西学”转向“国学”，陈寅恪、王国维等在这场学术造神运动中被镀上“国学大师”的新光环；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等成为当时进行文化社会定位和民族国家定位的重要内容。而且文学创作上也回归传统，曾国藩、白鹿原、以及二月河的历史系列小说等都表现出对
8、于传统文化的欣赏与肯定，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更不用说大街小巷传唱的中华民谣，席卷全国的气功热，以及在大众传媒中反复上演的古装戏了。一种关于中国的特性定位的巨型文化想象正在全面展开。文化民族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结合基于一种对抹去一切差异的同质化的全球化的恐惧。反同一性神话本是后殖民批评的应有之意，但民族主义的意蒂牢结却将之导向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应该看到，顽强的维护传统的根基，强调中华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姿态。而且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亲和力，使得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这一转向几乎是本能的。所以，“中国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主
9、题只能停留在民族主义背景下的对现存的西方中心意识的解构。”37（p76）进一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转向是对文化多元主义语境转换之后的误读。民族主义诉求作为一种企图摆脱文化全球化秩序的谋划，在同它的冲突中又不断的为之提供意义的多元性，这一过程使文化多元主义逐渐成为各种孤立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混杂的隐喻，颠覆西方文化霸权的共同任务使他们得以同处一个战壕而各打各的算盘。应该看到，民族主义在中西方的历史功用是不同的。它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由正面作用到反面作用的转型过程。它曾经是自由民主的亲密战友，直到19世纪后半程才转而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所驱使。而在广大第三世界，它却一直是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生力军。那么，人云亦云的否定难免不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但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伴生关系又使它难以摆脱其西方起源。因此，民族立场是一个需要审理而不是一笔勾销的认识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