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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田毅鹏 刘杰（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结束了百年的危机和动荡之后，在摧毁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国家单位个人”为纵向主轴的单位社会。关于建国后中国走向“单位社会”的原因，中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讨。有的学者将单位制度的建立归因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 的移植；有的观点认为单位社会建立最为直接的背景是“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与社会调控体系的重建”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
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有的观点则将单位组织与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文化联系起来；还有的观点强调苏联模式的外在影响。其观点可谓是纵说纷纭，莫衷一是。毫无疑问，上述观点对于单位制研究的深化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单位制研究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局限于简单地描述其外部特征及其变化，而要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注意揭示其得以建立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并着重研究在每一历史阶段上，人们对所处历史条件的认识水平。这里所说的历史条件，既包括社会物质条件、国际国内形势，也包括社会传统的精神、心理、观念和文化因素。尤其应从长时段角度对单位社会的建立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检视以往
3、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此前的研究多强调“单位社会”起源和形成的“被动性”和对外部经验的借鉴，而很少注意到此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理性思辨和选择。在这一意义上，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及其走向便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想的研究视角，对“单位社会”起源和形成的机制展开深入的研究探讨。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与社会思潮走向激进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郡县社会”建立以来，传统社会结构的总体格局即已基本形成，在这期间虽然也常发生周期性的震荡和危机，但从总体上看，直到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并未面临根本性的危机和挑战。19世纪中叶，当英国东方远征军凭借其
4、“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后，中华帝国开始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由此揭开序幕。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运行方式开始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很多研究者在概括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都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以皇帝为中心的王朝统治虽然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乡土社会松散性和自足性的背景下却无法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以回应来自西方的挑战。遂导致这种危机带有社会总体性特点，这是“一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总体性危机；危机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它们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或过去，从而对中国来说，摆脱危
5、机的唯一道路就是与自己的过去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1部，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页。 即中国社会要想摆脱严重的统治危机，就必须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以中国传统社会空前危机为背景，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思想界便开始迅速走向激进，到20年代前后，这种激进主义取向达到了高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乌托邦思想空前发达、全民主义取向等方面。从历史上看，这几股思潮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直接为“单位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准备。1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往往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情形是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即通过高扬
6、传统，增强自我认同的途径，唤起民族内部团结认同的力量，以度过危机；另一种情况则是以外部先进的文明社会为参照系，试图通过激烈的自我否定和批判，以获得新生。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发展及其转换往往是通过激烈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单位社会”这一新社会的蓝图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激烈否定基础上的“新社会”的图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空前危机为背景，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传统倾向。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思想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也变得愈加激烈。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这一变化倾向，给很多中外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着特征之
7、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这一思潮的一个重要预设在于“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先要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而反传统取向的最激进的发展，当属五四时期，“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
8、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7页。这股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愈演愈烈，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思想演化的主潮。从社会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上述思潮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社会持一种激烈的否定态度，主要是因为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盘散沙和“涣散无力”，难以凝聚成现代国家而立足于世界。在20世纪初期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著述中，我们会发现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涣散性的诸多激烈的批判，其观点主要包括：（1）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论”。如梁启超曾批评中国国民之劣根性在于“知家族而不知国家”。康有为认为“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
9、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73页。李树青则将“自我主义”、“家族主义”、“乡土主义”视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病症，试图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进行批判，断言：“自我主义的社会，不但没有秩序，同时也没有办法建立健全的组织”李树青：蜕变中的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2-43页。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概括出的差序格局命题，其深层意蕴亦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散漫性的批判。社会学家潘光旦稍早的表述更加激进，他说：“人们常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我要否认这一点。我比它作一团面粉，由于滴水及虫蛀混成一个个发霉的或虫蛀的小团，连
10、沙子都不如，不能再有一点用处。” 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此语反映出当时知识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进态度。（2）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涣散之原因在于公私关系的严重错位。从社会构成论的角度来审视“公私”问题，自秦以来封建帝王以“一己之私”充为天下之“公”，致使传统社会的“公私关系”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三代以前的“古之君”，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是君为天下，大公无私的时代。在秦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里，皇帝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以己之“大私”为“天下”大公，遂导致公私关系的严重错位。秦以后数千年来帝王以“国家为彼一家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
1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但在名义上，历代帝王却一直对外宣称自己的王朝是“公”的代表，将王朝称为“公门”、“公家”，这实际上是以一己之私来冒天下之公。“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而在此基础上遴选出来的官僚不是“公仆”，而是帝王的“奴仆”。在专制王权体制下，“其间稍有公论者，则犯颜死谏之臣时或表彰之是已。虽然，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因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所最欲者，则臣妾之为之死节也。”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
12、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公私关系的严重错位，还使一般百姓知“家族”而不知“社会”，知有“私忠”而不知有“公忠”。“吾国齐民，公共观念至薄弱，曾不知团体之利害即己身之利害。故于欧人所谓自治之条理，未尝梦睹。不必其对于国家有然也，及对于乡市亦有然。自始未尝解要求正当之权利而确保之也。”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可见，中国社会的散漫而无凝聚力，与社会内部公私关系的错位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晚清民国的思想精英看来，一般国民知家族而不知国家，有私而无公，涣散至极，根本无法抗拒业已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列强。如不尽速更改上述恶习，必被文明进化之通例所淘汰。（3）批判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解
13、放精神。在对传统社会涣散性特征激烈批判的基础之上，批判旧社会，建构新社会的“解放精神”得到空前的释放。当时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意识亦可表述为一种“解放精神”。在激烈的批判意识和激进的解放精神背后，潜藏着一股建设“新社会”的渴望。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政府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女人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的运动。”但应该指出的是，“这解放的精神，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旧绊
14、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遍广大的新组织。”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文集下，第569页。这种对中国传统社会激烈的否定思潮和“解放精神”最终转换为一股强劲的改造社会的呼声。如曙光杂志在1919年的创刊宣言中即云：“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曙光第一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可见，这些政治精英的政治批判意识是双重的：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治乱循环”的中国传统社会，还是西方的
15、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是理想的社会，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理想的制度。这种新制度不仅仅是作为城市社会的整合方案提出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总体方案而提出的。在中国革命推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提出的“组织起来”，建立“单位社会”的设想，便与上述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见，单位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就是这种否定传统社会，建立新社会思潮演化的必然产物。2乌托邦思想与非资本主义倾向。与对中国传统社会展开激烈批判和否定的同时，各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论也空前发达。所谓乌托邦，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源出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乌有之乡”。在人类文明史上，“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
16、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性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乌托邦思想，“在理想社会的观念，其核心并不是个人理想的追求，而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有许多具有乌托邦特点的因素。”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
17、。纵观20世纪前期的社会思想发展，如果说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盘否定将中国传统思想堡垒炸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乌托邦思潮则使得建立新社会的构想力得到空前的释放。近代中国是一个需要乌托邦和能够产生乌托邦的时代，其思潮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非资本主义倾向”。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乌托邦思想结合起来，构建了中西合璧式的乌托邦方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太平天国构建其理想社会蓝图的原则是“四有二无”。在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组织中，所有的社会福利事业都由社会公共机构来承担，主要包括“公养”、“公教”
18、、“公恤”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 三个方面。孙中山则致力于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他试图建立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理想福利保障社会。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这三种空想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陆续出现和交替，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历史现象。它们在不同性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各自以独特的面貌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反映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客观时代课题和经济发展的现实趋向。”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第二，“世界主义”倾向。在民族
19、空前危机、民族主义极盛的情势下，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思想家的墨迹里，不仅能找到国家观念和种族意识，同时也能发现强烈的“世界主义”取向。如“世界意识”即是谭嗣同仁学中三个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其基本思想是“超越种族、阶级以及信仰所造成的各种隔阂而视全人类为一共同社会。”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这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激相荡，遂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改造社会的思潮呈现出两个普遍的目标，即“中国的富强和世界的大同。中国富强只是达到进化低水平的标准，其目标是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而世界大同才代表了人类社会无冲突、无战争、无剥削、无差别的最终
20、理想境界。”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第三，乌托邦思潮的革命化。20世纪30年代，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为背景，这种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激烈否定基础上的乌托邦思潮不仅与非资本主义化空前密切地结合起来，而且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30年代的某报刊曾就“未来中国之梦想”为题，进行征文，很多知识分子撰写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既具有极强的乌托邦情结，同时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前景的畅想：“我梦想未来的中国是这样的：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慎密的调查计算之后
21、，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在社会设施方面：根据地方人口的多寡，到处建设设备完善的医院，以解除人民疾病的痛苦；到处建设完善的大众食堂、洗衣所，使操家业的妇人从厨房里、家庭里解放出来。”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将乌托邦思潮与前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激烈否定思想和非资本主义化思潮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中国“革命乌托邦”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西方乌托邦和革命很少有联系。而在中国，乌托邦一开始就同革命
22、互为表里，革命以乌托邦社会为目的，乌托邦以革命为表达方式。”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这两股思潮相激相荡，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迈向“单位社会”这一新形态准备了相当充分的思想材料。3群学思潮：全民主义取向英国学者约翰豪曾对古代专制帝国的集权悖论做出如下描述：“那些描述传统帝国的著作或者倾向于它们的强大，或者强调它们的软弱。但是，这两者都是现实的存在。帝国的悖论（而不是自相矛盾）是它们的强大，掩盖了它们的社会软弱性，这种强大恰恰建立在并反映了其社会软弱性，这些帝国无力深入渗透、改变并动员社会秩序。”张静主编：
23、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9页。与之相比，那些走向现代的民族国家则往往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历史上“全民主义”取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结成一体，构成了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图景。晚清以降，伴随着社会学的传入中国，“群”这一概念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大力提倡“群学”，并以此来探讨国家强弱盛衰之理，在他们看来，只有“群力”强的民族才是强大的。“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2页。“道莫善于
24、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质点相切而成人体，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 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试图以“群术”代替“独术”，合众人而成“大群”，以“群”的共同力量来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富强。五四时期，受近代以来西方舶来的“群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即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拯救黑暗至极的中国社会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着。”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5、1990年版，第338页。就工人阶级的联合而言，即存在“铁路工人的联合，矿工的联合，电报司员的联合，电话司员的联合，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五金业工人的联合，纺织业工人的联合，电车夫的联合，街车夫的联合，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页。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尚力时代”生存，必须以“民众大联合”的形式对中国社会重组，将素来分散的民众凝聚成一个整体性力量。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社会政治思潮走向激进为契机，这种“尚群意识”开始与“民粹主义”相结合。在西方学术话语里，民粹主义民主是一种激进版的民主观念。“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反的
26、一极。民粹主义民主认定民众参与的最大化，因而，倾向于平等分配权力。在规范的意义上，平等在这种观念中是首要价值。民粹主义民主倾向于所有决策由简单多数做出。因此，在描述的意义上，多数人的意志至高无上。”哈佛燕京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1页。民粹主义民主最易走向一种激烈的全民主义。这种“全民主义”以提高种群、族群的竞争实力为目标，特别强调社会的整合、动员力量，这种思想倾向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集中的体现。从历史上看，这种“全民主义”具有其现实的历史依据。一方面，在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现代工业文明为国家控制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支持，使得现代国家具备了总
27、体性的社会动员的能力和条件。而更为根本性的因素是，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面前，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精英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在西方侵略扩张的严峻形势下不被吞噬，必须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对民族力量进行空前的整合，全民主义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这种全民主义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上述对现代社会“革命话语”类别的辨析对于我们理解“单位社会”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我们在深入研究理解单位社会起源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革命根据地“供给制度”的简单移植，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建国之初资源短缺匮乏背景下新政府创制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把单位社会的建立与政治精英改造社会的伟大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
28、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使得共产党人对其胜利所依赖的组织和制度产生了相当强的自信。同时，在革命后新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共产党人所遵循的逻辑显然是“非资本主义”的，那些与市场经济、私有制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丧失了合法性，所有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二、激进社会思潮与“社会革命”的结合上述诸种激进的社会改造思想作用于社会革命运动，其结果使中国革命带有极其强烈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的色彩。在分析20世纪世界革命的类型时，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和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革命并提，称之为“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如赛达斯阔克坡尔认为：中法俄“
29、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是未曾发生激烈革命的国家所没有的。”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时，也强调其“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美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上述学者之所以将法、俄、中三大革命相并提，主要是因为，与以往的以政权更迭为主要目的的政治革命相比，这种被称之为“大革命”的激进的政治革命具有极其强烈的“社会革命”色彩。其突出特点有三：其一是对社会改造的根本性和全方位
30、性。与一般的朝代更迭和政权变动不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1页。 它不仅改变领导权，同时也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其二是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体制的建立。其三，这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又往往带有“连续性”特点。因为中国革命是在非常残酷的国际环境下取得成功的。建国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随时萦绕在脑际，对民众亦有较大影响。如针对很多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大跃进看作是官僚主义运作的产物，而把反官僚主义看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31、动机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激进主义的继续革命思潮不仅“存在于官僚体系之中，而且也存在于思想界和普通民众之中。的确，在大跃进中，各级官员隐瞒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报告，是中央决策失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文革期间行政管理体制的废置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却导致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导致大众（红卫兵）与单一理念（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连接的社会结构。”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而上述三个方面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动员体制的建立。正是通过社会动员，20世纪初期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潮才得以与民众运动直接地联系起来。在20世纪以来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
32、这种“全民主义”往往是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动员”途径展开的。20世纪的民众反抗运动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很少国家经历了像中国那样如此大的动乱和变革，“那么，在中国，这些因素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广泛的、周期性的反抗运动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呢？”美裴宜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众反抗与政治进步，载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在分析这对复杂关系的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引入“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来探寻“政治精英”是通过何种政治图景将民众的力量纳入到其所控制的范围内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
33、将民众的力量化作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最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检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和重要政治人物的文字著述，我们会发现大量有关社会动员的思想和言论。这其中又以毛泽东的社会动员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对其社会动员理论的简略考察，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单位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1）社会动员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旧中国社会的一个极大弊端表现在其长期处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这主要是因为在封建农业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在这种交换关系不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少有交往，其社会很自然
34、地处于散漫、闭锁的状态。社会动员、整合能力较为低下。因此，如何整合、凝聚起整个民族的力量，建立一个高效的社会动员系统，以抵抗外来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便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迫在眉睫的任务。（2）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群众路线是社会动员的理论依据。“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35、年版，第899页。在毛泽东看来，不能仅仅从手段和策略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动员，而应该将其提升到“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的高度之上。只有把人民群众的解放与革命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3）社会动员的组织形式。克服农民群众孤立分散弊端的唯一办法，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提出通过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
36、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等一系列“委员会”，把素来散漫的农民联组在一起。通过这些“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4）社会动员与观念变革。要想使上述这些社会动员的组织形式成为现实，还必须批判封建宗法观念，把农民从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944年，毛泽东提出在革命根据地，要把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要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他认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两项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它职
37、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动员思想主要体现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形成人民战争的局面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社会动员思想实际上是作为创制“单位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存在的，即一方面，按照“组织起来”的原则，对传统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单位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可见，其单位社会建构思想不仅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还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组织改造，以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三、“单位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思潮的总体特征及其走向的研
38、究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单位社会的起源、形成及其性质。第一，关于单位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如前所述，我们要想深入理解“单位社会”构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必须对“单位社会”起源和形成的动态轨迹展开系统的、纵深式的研究和追问。因为只有弄清单位社会的起源问题，才能避免将单位社会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偶然的、阶段性现象来看待，而真正将单位社会之建立与近百年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动直接联系起来。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20世纪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几乎使人类文明陷入绝境。在空前的危机和困境面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构造都发生了空前的调整和变化，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社会
39、动员成为此时期社会体制最具典型意义的调整和变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无限化的“总体战争”中，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和人的素质等要素，都成为交战国间较量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以战争动员为核心的社会动员走向极限，其直接后果是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能力得到空前的增强。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其社会重建的过程。在这里，所谓“社会重建”，实际上是针对中国传统“礼治”社会的散漫和涣散特性而言的。在礼治社会里，“礼治精神须寄放在社会各个人身上，保留着各个人之平等与自由，而趋向于一种松弛散漫的局面。中国人传统提倡礼治，因此社会松弛散漫。政治只成为一个
40、空架子，对社会并没有一种强力与束缚，往往不能领导全国积极向某一目标而前进。” 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849页。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东来，这种建立在礼治社会的“传统体制”不会显现出其散漫无力的弊端，中国的先民们自可在“牛郎织女”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状态下延续下去。但海通之后，在西方工业文明勃兴，人类文明渐趋一体化的情势下，继续维持这种体制，只能是落后挨打。于是，清末民初以降，思想精英在深刻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散漫无力的基础之上，掀起了对传统社会激烈的批判否定思潮。他们认为中国要想在世界文明竞争的大舞台上立足，必须建立一种具有强大社会整合能力的新的社会模式。单位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上
41、述思潮发展演化的最终结果。从人类文明告别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进程看，这股强烈的社会整合浪潮恰恰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故单位社会的构建实质上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当然，这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实际上也寄托了现代中国政治精英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第二，单位社会走向消解的复杂性。如果我们承认单位社会之建立，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那么便应意识到单位社会走向消解的复杂性。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具体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走向消解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承认，单位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通过举国“一致”的模式创造出高效的人间奇迹，但其所面临的最大挑
42、战却在于不能将这种高效持久化。由此，很多学者发现了“单位体制”的诸多弊端，认为单位社会是一种被“制度锁定的社会”、“丧失活力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这一意义上，走出“单位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单位体制终究是会被改变的。单位组织形式是国营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沉重的人口压力而迫切需要增长的经济体系，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低效率和浪费。即使大多数人不愿意改变，它也将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一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巨大压力，其结果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因此，主张改革是明智的。”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
43、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卷。这一意义上，“单位社会”的终结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单位社会”的走向消解，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空间位移”和一般性的功能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转型过程。如果我们将单位社会之走向消解看作是一个“社会空间”模式转换的过程，那么，就应该注意在分析“单位社会”这一独特空间转换时，不能仅将其视为简单的几何空间意义的变化，而应发挥“地理学想象力”，以“追求去跨越社会想象与地理想象之间的鸿沟”。 英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3页。以此来分析审视建国以来形成的“单位空间”，会发现：“单位空间”决不仅仅意味着从摇篮到坟墓一系列诱人
44、的福利体系和制度，它实际上承载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回应西方列强挑战的全部历史，也寄托了20世纪先进中国人追寻大同社会的理想。单位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空间”，也不是单纯的“政治空间”，而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理想社会的构建与选择。毫无疑问，这决定了“单位空间”结构转换的复杂性。第三，关于单位社会之研究取向的反思。自20世纪80年代单位研究勃兴之日起，单位研究便带有极为明显的否定取向。作为“新传统主义”的首倡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华尔德虽然提出“新传统主义”，以将1949年以来中国的单位制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模式相区别。但其成果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大陆的单位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是与
45、批判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见，单位研究从其发轫之日起，便成为一个负面话语，无论是在报章之上，还是在坊市之间，均成为人们批评声讨的对象。笔者认为这忽视了单位社会在中国社会发展演进进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单位体制是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形成的，它寄托了中国人强烈的乌托邦情结。同时，单位社会是作为“非资本主义化”的版本而出现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应该给单位社会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当然，肯定单位社会的历史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永远住足于此，而是要求我们的改革前进步伐既应与时俱进，同时也要立于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之上。浅谈大学生恋爱说到大学生恋爱，国家所采
46、取的政策在不断地变化。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禁止大学生谈恋爱；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不提倡、不反对的态度；当今采取积极引导，正确教育的态度。因此随着社会环境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学生谈恋爱也越来越普遍，校园中的出双入对也不再是奇怪的现象。但在这个社会复杂的时代，大学生更应该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大学生中恋爱有几种不同原因。首先，从紧张的高中走向了心目中向往的大学生时代，身心的放松，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爱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没有了父母的唠叨，中学老师的紧随，刚刚自由的大学生们便开始了恋爱。走出高中，进入大学便开始谈恋爱好像成了一门必修课。其次，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出于从众的心理
47、。大学宿舍是集体生活，就我的感触来说，就譬如女生，宿舍中有的同学谈恋爱了，回宿舍后大家便开始八卦，当然谈恋爱的女生也会乐在其中，享受着恋爱的甜蜜。久而久之，大家会产生羡慕的心理。当一个宿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谈恋爱时，没谈的同学会感到自己不合群，一般也就谈恋爱了。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寂寞、无聊而谈恋爱。在我身边就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在大学中，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关系不再那么亲密。并且学习靠自主，刚进大一也不会有就业的压力，刚走出高考的学子们不再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对于未来的目标还不明确，整天糊糊涂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游走在游戏，上网等事情上，内心空虚、寂寞。于是便萌生了谈恋爱的想法。纯粹为了
48、打发时间。更有一部分人是出于虚荣心而谈恋爱。有的是因为大家都谈了，如果自己不谈就显得自己很失败；更有甚者是很享受被人追求，关注的光环。以上这几种谈恋爱的原因在我们身边是很常见的，在我看来也是非常不可取的。这些都不是积极正确的恋爱心态。就我自己而言，对于恋爱一直持有很理性的态度。从大一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在大学中如果能遇到自己非常喜欢，又非常适合自己的人时，我会选择谈恋爱，但如果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满足虚荣心的话，我是不会谈的。这样不仅不会有结果，还会浪费时间、金钱和自己的青春，耽误学业。从长远来看更是对自己未来的事业及婚姻的不负责。爱情是一把双刃剑。爱情很美好，使人陶醉，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如果恋爱双方可以很理性的正确的处理恋爱的话，相互促进，相互激励，使双方不仅感受到爱情的美好，还能促进学业，使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爱情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有的人在失恋中无法自拔，产生抑郁，变得冷漠、沮丧、痛苦、颓废；甚至去报复，伤害了自己，也伤害力他人；有的选择自杀来解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不久前，我们邻近的某所学校的一女学生因情自杀，令人惋惜、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