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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文学概述,清代文学集封建时代文学发展之大成，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光辉总结。各种文体无不具备，蔚为大观，诸多样式齐头并进，全面繁荣。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清代使之得到复兴；小说、戏曲、民间讲唱等新兴文学样式，清代使之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清王朝对社会文化的主导与控制,1、尊孔尊儒2、修明史、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3、兴文字狱,明史修撰,煌煌二十四史，明史的修撰最堪精善，相比辽史之简略，宋史之繁芜，元史之草率，甚至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的金史，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评论也颇符合公论，算得上是“完善”（赵翼廿二史札记），其成绩与
2、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相侔同等（梁启超语）。,康熙对明史修撰的关注,对于明史的修撰，康熙在密切关注的同时又具有非常清醒和富于学理的认知，他期望史官们务必在保证明史成书的基础上，做到“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取”（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能够以后世公论为鉴，“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以便他日明史成书之后可以坦然等待“天下后世之公论”（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对明史修撰的影响,康熙以一代雄主之尊，他对明史修撰所提出的要求以及极为内行、富于学理的写作原则，既充分保证了明史修撰的质量，又深刻地掀起了包括史传书写在内的所有传记书写及评价的思
3、考风潮。,康熙对明史修撰原则的订定,秉持修史须讲求真实性、准确性的原则，康熙对于史书中的议论态度非常谨慎，要求史官在必须表示态度和观点的情况下，务求公正，务取公论。,康熙本人的学养,康熙本人在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康熙曾对大臣说：“朕政事之暇，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大有裨益。”（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作为康熙的日讲官、翰林学士张英亲见康熙寒暑无间、手不释卷，每天至夜分地读书深宫，曾深切感慨地说：“前代帝王读书、经筵日讲间时举行，仅成故事。皇上圣学勤敏，极意精研求之史书，诚所罕睹。臣得侍左右，曷胜忻幸。”（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第2册）,明史修撰对清代文化的
4、影响,围绕史事的真实性、准确性、公正性，清代学者在小学、音韵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方志学、天文学、算学、典地学等领域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探究，真正掀起了清代学术的大繁荣。,撰修明史及其他,清朝以少数民族立国，他们吸取以往少数民族立主中原政治的经验和教训，对确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以及自身统治的合理性有着清醒的规划意识，这种规划意识就是从深层的历史、文化的角度说明自己是正统，通过设馆修史、建立官修传记的制度、垄断历史的解释权来论说。,明史撰修对清代传记的影响,清代诸朝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程度，从修史项目的、修史指导思想到撰写体例、文字把关以及史馆官员的选拔任命和史馆的管理，事无巨细，无不
5、过问，也正因为这种全方位的关心与注意，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中，清代史馆官修传记的成就最为突出。,明史修撰对清代传记繁荣的影响,除了对明史加意修撰外，所修当朝起居注、实录、圣训、“会典”、“方略”、“国史”、“一统志”以及各种例开、特开的馆修所撰修的传记作品卷帙庞大，种类繁多，收罗宏富，为先前历代所未有。可以看到，清代官修传记制度的建立对于清代传记的全面繁荣意义重大。,康熙字典,是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汉字辞书，它是在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订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
6、，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康熙字典,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康熙字典的特点,康熙字典作为我国古代字书的集大成者具有以下特点：收字多，字之别体、俗写均录，字体似而音义异者编为“疑似”，另列“备考”、“补正”；注音最全面，搜罗字音完备，凡是韵书所载依序排 康熙字典列；释义求古，义例多为原始出处。
7、这些优点极大方便了经复古思想浓郁的封建士子，故而被誉为“体例精密，考证赅洽，诚字学之源薮，艺苑之津梁”（王引之语）。,康熙字典的影响,虽然它也有缺点，自清王引之至今，代有研究补正者，且嗣后在其基础上出现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但是由于编纂目的不同，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继者服务于“今”，故时至今日康熙字典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尤其是在俗文学研究如敦煌学领域，它是手头必备之书（郝春文语）。康熙字典自问世以来，版本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种。,万宝全书：渊鉴类函,渊鉴类函是清代朝廷编的类似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的类书。渊鉴类函张英、王士祯、王惔等
8、撰，书前有写与康熙四十年的“进表”。有编此书的“职名”康熙四十年成书。,万宝全书：渊鉴类函,全书内容浩瀚，堪称“万宝全书”。目录为：天部、岁时部、地部、帝王部、后妃部、储宫部、帝戚部、设官部、封爵部、政术部、礼仪部、乐部、文学部、武功部、边塞部、人部、释教部、道部、灵异部、方术部、巧艺部、京邑部、州郡部、居处部、产业部、火部、珍宝部、布帛部、仪饰部、服饰部、器物部、舟部、食物部、五谷部、药部、菜蔬部、果部、花部、草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部。,万宝全书：渊鉴类函,圣祖敕谓：“类书从无善本，惟唐类函略称赡备，宣推其体例，漱润增华。”故此，是书即以唐类函为蓝本，并搜集太平御览、事类合璧、玉
9、海、孔氏六帖、锦绣万花谷、事文类聚、山堂考索、潜确类书、天中记、事词类奇、山堂肆考、记纂渊海、问奇类林、王氏类苑、翰苑新书、唐诗类苑、文苑英华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编等而成。,万宝全书：渊鉴类函,全书分四十三部，各目亦仍唐类函之旧，每部之下分类计2500余类，每类以释名.总论.沿革.缘起居首.典故.对偶.摘句.诗文最后。以时代先后为次，其下各注明出处。凡唐类函原有之文字，在前面标一“原”字；增补部分则标“增”字。所有典故.对偶.摘句等，以明嘉靖年间为下限，引文均标明出处，诗文部分大多标篇名，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源流本末，一目了然，颇为实用。其卷数虽不及太平御览二分之一，然每卷篇幅大增，故实际字数实
10、倍于太平御览。更数倍于唐类函。,佩文韵府,佩文韵府是康熙年间编成的一部词典，书中以单字统词语，按平水韵一O六韵排列，每字下注反切和解释。佩文与其它词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它辞典在检索时，要查找词的第一个字，即词头，而佩文的检索方法却是要查词的最后一个字，即词尾也。所收之词，上自先秦典籍，下至明代文人著作，至今仍然是人们查阅古代词语、成语和典故出处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对于语言学习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古代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本书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
11、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采撷广博，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它集清朝以前图书之大成，是各学科研究人员治学、继续先人成果的宝库。,古代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原系康熙皇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古今图书集成为此冠名“钦定”，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二十八年，采集广博，内容丰富。,古代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520函，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内容分为6
12、汇编、32典、6117部。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因而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古代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相比于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明朝的永乐大典属于类书，但因毁于清朝八国联军的战乱，现存不足4%；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属于现存最大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的收藏,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由于有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的雍正版内府铜活字
13、本，成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作为“类书之最”，该书也是中国铜活字印刷上卷帙最浩繁、印制最精美的一部旷世奇作。,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按字数统计，古今图书集成是此前类书太平御览的32倍，册府元龟的16倍。文献搜罗完备而编次井然，分类缜密而宏富壮观，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内府铜活字版共印64部，印制精美，装潢考究，堪称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巅峰之作。,古今图书集成的意义,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李约瑟博士曾满怀感激地提到：“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古今图书集成的意义,古今图书集成这样一部大型类书，它是既经也史，是子也是集，因为它包括中
14、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融合为一。它的著者陈梦雷在松鹤山房集卷二“进汇编启”云：“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撰,（一）缕析条分，汇集群言：类书离析每一部书的内容，再依据主题类聚。从以“图书”为单元，变为以“文献信息”为单元。（二）分类编排、随类相从：将每一部古籍的内容离析之后，依主题类聚成篇。计分：六大“汇编”、三十二“典”、六一一七“部”。亦即分六大类，每一“汇编”其下再分三十二个“典”。“典”之下又分“部”，形成：汇编、典、部的三层结构。（三）区分款目、标题隶事：工具书特色是“分条列款”且“款款并列”。古
15、今图书集成亦如是。,全唐诗,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10人奉敕编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共计900卷，目录12卷。,全唐诗的内容,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编唐诗和胡震亨编唐音统签的成果。,全唐诗的资料来源,四库全书总目述全唐诗资料来源云，“是编秉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所言较含混，且有所隐讳。,全唐诗的成书,经今人周勋初考证（见文史第八辑述全唐诗成书经过），具体来说，初、盛唐
16、部分以季书为底本，略作增删校补，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书比较单薄，编修诸臣参用胡书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如殷尧藩诗，季书全缺，即据胡书补入；胡曾、司空图诗，季书失收甚多，亦据胡书补齐。另外，季书所辑以完诗为主，胡氏则广搜零章碎句。全唐诗各集后所附佚句，绝大多数系据胡书移录。,全唐书的编撰,全书以帝王、后妃作品列首，乐章、乐府次之，又以年代为限列出唐代诗人，附以作者小传。接着是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士、仙、神、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最后为补遗、词缀。,今版全唐诗,中华书局编全唐诗外编，收集了日本人上毛河世宁（市河宽斋）的全唐诗逸3卷，王重民辑补全唐诗
17、，收诗104首，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等4种。另外，刘师培有全唐诗发微，岑仲勉有读全唐诗札记。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四库全书的编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
18、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
19、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四库全书的献书制度,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四库全书的底本,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
20、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全书的抄本、刻本,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
21、。三审之后，送呈御览。3,四库全书的抄本、刻本,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四库全书的成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四库全书的抄写人员,抄写人员
22、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四库全书的抄写人员,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四库全书的抄写进度,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
23、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四库全书的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四库全书的意义,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
24、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传国之宝：四库全书,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的内容,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
25、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四库全书抄本,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四库全书的相关著作,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
26、，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
27、，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明清之际,明清易代对于整个知识界以及普通民众的感受来说是“天崩地解”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它远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神州陆沉”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卷一三，“流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1042页。、“宗社丘墟”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第538页。，中原文化沦丧。,明清之际,满清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与以往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统治者的
28、政策大有不同。他们试图保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并试图以残忍的民族镇压手段达到以夷变夏的目的，所以他们一俟入关，即以正主自居，封为正统，不仅否认前明朝廷与自己并存的事实，而且还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使得汉族士大夫深感羞辱，认为中原陷入前所未有却“遗羞万世”朱之瑜中原阳九述略致虏之由，朱舜水集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l页。的“亡天下”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卷一三，“正始”条，第1014页。境地。,南洪北孔,“南洪北孔”，即清初著名历史剧作家洪昇 和孔尚任。清代初年，剧坛出现了洪昇和孔尚任两位著名的剧作家。洪昇（南方浙江杭州人）创作的长生殿和孔尚任（北方山东曲阜人
29、）创作的桃花扇，是康熙剧坛上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又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乾嘉学派的奠基人,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
30、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乾嘉学派吴派,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乾嘉学派皖派,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
31、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乾嘉学派考据,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乾嘉学派特点,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
32、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桐城派,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
33、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桐城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桐城派基本理论,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桐城派基本理论,刘大櫆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
34、气”说，是姚鼐的老师，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桐城派风格,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特点,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桐城派特点,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