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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孙弘与举贤良文学对策若干问题的考察SeveralIssuesonGongsunHong,sJuXianliangWenxueDuice作者：韦春喜作者简介：韦春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发表过论文秦代文书行政制度与公文关系刍议等。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中文版（京）2019年第20196期第14-28页内容提要：公孙弘被武帝由太常下第擢为举首，是因为其举贤良文学对策释“术”为“智”，论述了“术”与儒学诸范畴的关系，使统治者对权术的政治、心理需求获得了一种理论正义；把儒家义理融入汉代法治之中，促成了律法儒学化。该文深受齐地文化影响，体现出融创变通、服务当下、崇尚谋略议论的齐地文化品格
2、。该文的文本立意与书写具有突破性、创新性，敢于打破策问限制，论题设计比较大胆新颖；且思路缜密，善用对偶手法，偶散结合，文风简约明切、冷静沉实。这种文风的形成与汉代文书行政制度的要求以及文吏职业特点密切相关，反映了汉代散文发展的新气象。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3期关键词：公孙弘/对策时间/齐地文化品格/文风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代仕进制度视域下的汉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3BZWo44）阶段性成果。公孙弘（前200-前121）是西汉重要文人，在当时的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登上历史舞台与其第二次参加贤良文学选拔密切相关，并借举贤良
3、文学对策一文脱颖而出。该文可谓汉代政论文中的经典，被誉为前代之明范”。目前学界对公孙弘及其文章的关注尚少，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考察。其中，厘清其籍贯问题,有助于把握作者所处的文化区域，探知区域文化传统对其文章创作的影响；辨析作品的创作年代，能够为我们把握文本书写提供精准的时间坐标；在这一时间坐标下，举贤良文学对策面对当时的政治、文化问题，究竟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怎样的政治智慧与主张，从而使公孙弘由“太常下第变为武帝擢拔的贤良举首；在汉代散文发展过程中，该文又具有怎样的创作特征与意义，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一、公孙弘的籍贯问题据史记本传：丞相公孙弘者，齐蓄川国薛县人也。汉书本传云：公孙弘，蓄川薛人也。
4、可知，两部史籍对公孙弘籍贯的记载本来比较明确。但自唐代开始，一些学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薛县属鲁国，汉置蓄川国，后割入齐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表云蓄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云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太山,未详。二人开始辨析薛地所属，从而引发了公孙弘的籍贯问题。其后，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进一步指出：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蓄川者误耳。”司马贞、张守节治学严谨，顾炎武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影响颇大。他们的辨析致使后世学者对公孙弘籍贯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导致了今人“滕县南（即今山东
5、枣庄市薛城区北、滕县南）一说的产生。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司马贞、张守节、顾炎武等人提到的薛地的归属问题。薛的历史颇为悠久，为方便辨析，暂且以“古薛”称之。据通志氏族略：薛氏。任姓，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于任，故以为姓。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奚仲迁于邳。十二世孙仲虺，为汤左相，复居薛。旧云鲁国薛县，今徐州有薛城，在滕县东南五十里是也。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任姓薛国为齐所灭，田婴、田文父子相继封于该地。秦灭齐，设薛郡。汉高祖六年（前201）z薛郡属刘交之楚国。吕后六年（前182）,楚之薛郡被分于鲁国,以封外孙张偃。吕氏败后，鲁国除,薛郡又归属楚国。景帝三年（前
6、154）,为打击诸侯王特别是楚王刘戊势力，以薛郡置鲁国，徙淮阳王刘余为鲁共王。从此，古薛归属于鲁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汉书地理志载：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属豫州。县六：鲁，伯禽所封。户五万二千。有铁官薛，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可以说，整个西汉时期，古薛从未有划入齐地的史实。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割入齐”之说，不知何据。若某人籍贯为薛地，当书鲁国薛人.如汉书儒林传：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建孟姊子也因此，公孙弘的籍贯不可能是鲁国的古薛。其次，为选拔人才，探求治国方略，自文帝时，汉代开启了贤良文学一科的选拔。如，文帝前十五年（前165）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
7、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永光二年，以日食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建武）七年四月，诏曰：.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按照制度规定，各郡国均有举荐贤良的职责与权力。公孙弘曾两次参加武帝时期的贤良选拔，推荐郡国为蓄川。若公孙弘为古薛人，当由鲁国而非笛川国举荐。这样看来，公孙弘为蓄川人是确定无疑的。但如何认识公孙弘薛县”籍贯问题呢？清沈钦韩汉书疏证认为：苗川治剧，薛盖剧字之误。QD剧地在今山东潍坊寿光南。现在的一些主流观点多据此认为公孙弘
8、为山东寿光人，但公孙弘是武帝时期红极一时的人物,官居丞相。司马迁（约前145-前90）虽年岁晚于公孙弘，但均为武帝时人。作为史学家，他不可能对公孙弘的籍贯不了解。又，史记儒林列传载：“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指辕固生）。诸谀儒多疾毁固，日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12）若史记本传薛为剧字之误,此处不当再书薛人。另外，班固以严谨著称，推崇儒学，对于西汉弘扬儒学的重要人物公孙弘，应当极为重视。若史记本传存在字误，他应当予以纠正，然其汉书本传也直承司马迁的说法。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亦云：薛县在蓄川。（13）这些都说明公孙弘籍贯为薛县应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说
9、西汉时有两个薛县。在汉代时期，县名相同者颇多。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七县名相同条云：郡国县邑名同者，则加东、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别之。其无东西等字为别者，据钱大昭考得相同者亦甚多。有一县三见者，如曲阳一属九江郡，一属东海郡，一属交趾郡；建成一属勃海郡，一属沛郡，一属豫章郡；安定一属巨鹿郡，一属安定郡，一属交趾郡。有一县两见者，如剧一属北海郡，一属蓄川国；定陶一属济阴郡,一属定襄郡三县同名者三处，两县同名者四十八处（1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亦有汉地理志县名相同条，胪列西汉相同县名，指出“剧两见，一属北海，一属苗川（15）。西汉时期，为分封新诸侯，或为削弱比较强大的诸侯势力，统治者对相关
10、诸侯国的地域范围不断进行调整。蓄川国本属齐国，高祖六年，其长庶子刘肥立为齐王。文帝前十六年（前164）,齐国一分为七：“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蓄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16）当时的齐国地域颇大，辖七十余城县，一分为七后，各分国所辖城县至少应当在十县以上。特别是蓄川国，地域较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地图十九比较直观地绘出了景帝二年时齐地诸国辖域情况（17）,可参看。武帝时，笛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蓄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蓄川，以奉悼惠王祭祀（18
11、）。蓄即蓄水。可知到武帝时，以蓄水为界，蓄川国实际上又分得齐国临淄以东地域，辖域再次扩充。虽然汉书地理志所载笛川国较小，仅剧、东安平、楼乡三县（19）,但所载为元、成以后之制，不能反映武帝之前的蓄川辖域范围。那么蓄川国薛县究竟在何地？宋罗泌路史卷三。国名纪杂国下云：薛，淄州南四十，谓之大薛，非滕南之薛。（20）元于钦，字思容，方志编纂家、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撰有齐乘。”是书专记三齐舆地。”“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诸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而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来推为善本。（21）该著卷六人物云：公孙弘，苗川人，开东阁以延贤人，亦足以为百世宰相之师，故载。自注
12、云：”路史：淄州南四十里大薛山,弘生处。”（四库全书,第491册，第795页）淄州即今淄博市淄川区，主要在蓄水以东，汉时为般阳县。至迟至武帝时，渝州可能属于蓄川国，并因其南部有大薛山，故设有薛县。今淄川区城南镇有公孙村，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已无公孙姓氏人家。据天一阁藏明代嘉靖淄川县志厢乡类所列公孙庄”条目（22）与该村所编村志（23）,它应为公孙弘故里，因古人姓氏而得名。由此可进一步推知，此薛县在般阳以南。汉元、成帝以后，薛县可能遭到削废。对此，钱大昕云：蓄川本齐之故地汉志笛川国只有三县，无薛县，然高五王传青州刺史奏笛川王终古禽兽行，请逮捕，有诏削四县，安知薛县不在所削之内乎
13、？且汉志所载郡国领县若干，皆元、成以后之制，王国大者仅十余县，小者三四县，如蠡吾故属河间，良乡、安次、文安故属燕，隆城故属赵之类，赖有列传,略见一二，未可据志以驳传也。（24）由上述辨析可知，公孙弘的籍贯当为今淄博市淄川区，该地在先秦两汉时期为齐地核心文化区域。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齐地文化传统对其文章特别是举贤良文学对策的影响。对此，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二、第二次贤良文学又蝶的时间贤良文学是汉代仕进制度中的重要科目，备受统治者重视。就科目程序而言，在获得丞相、公卿、诸侯王、州牧、郡守等的举荐，进入朝廷后，贤良文学之士需要参加策选，以对策入仕。通过对策考试，朝廷确实选拔了一批相当
14、优秀的人才，其中，公孙弘堪称代表。公孙弘曾两次参加贤良文学对策。史记本传载：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笛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25）除个别字词稍异外，汉书本传的记载与之相似。但史记孝武本纪云：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26）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27）可以看出,公孙弘首次对策的时间相当明确,为建元元年（前140）。但
15、在第二次对策的时间问题上，史记汉书所载均有出入：一为元光元年（前134）,一为元光五年（前130）。其后的史籍多认可元光五年说，如，东汉荀悦的汉纪孝武皇帝纪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汉纪一。、王益之西汉年纪卷武帝纪等均把公孙弘第二次对策系于此年。但毫无疑问，史记汉书所载第二次对策时间的出入问题是很明显的。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考辨,支持元光元年说。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一董仲舒、公孙弘”条指出，汉书武帝纪所载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是史氏失于并书”造成的，二人对策时间不同，一为建元元年，一为元光元年；之所以把公孙弘对策之事系于此年，是因为武帝即位以来，凡两开贤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
16、光五年但诏征吏民明当世务者，不闻有贤良之举；元光元年贤良制，正系弘所对者（28）。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全面认可了王楙的观点，在辨析史记本传“二岁中，至左内史句时，附按云：“徐广作一岁，是。弘以元光元年对策为博士，中更母服三年，盖元光五年仍为博士,即于是年为左内史，故公卿表言元光五年为左内史也。（29）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虽然公孙弘在武帝时期政治影响颇大，但因其著述、作品较少，同时在思想史上其地位比不上董仲舒，他的相关问题自然很难获得学界的充分关注。其中，关于其第二次对策的时间，目前仅有刘国民董仲舒对策之年辨兼考公孙弘对策之年、李迎春公孙弘第二次贤良对策时间考二文（30）有专门分析。其
17、中，刘文认为公孙弘第二次对策时间为元光元年五月。李文重点针对梁玉绳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又蝶时间为元光五年。笔者认同李文的观点，认为元光五年说较为合理，以下着重从几个方面进行补证：第一，“元光元年贤良制是否是弘所对问题。王楙、梁玉绳认为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贤良的制文是公孙弘所对。现在的一些学者受二人影响，更绝对地认为“元光元年五月诏与公孙弘元光五年对策诏内容是完全一致的（31）。事实上，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汉书中武帝纪与公孙弘传分别载录武帝元光元年诏贤良元光五年策贤良制二文，兹录如下：（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日：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
18、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徒服。星辰不享，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厚,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60161页）（元光五年）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舟车所至，人迹
19、所及，践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汉书卷五A公孙弘卜式兄宽传，第9册，第2613-2614页）应当说，两篇的文本书写有较一致的地方，即均从民风、德教、疆域、天象、符瑞等方面描绘儒家上古治世图景，并咨询贤良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社会理想。一般来说，古代社会改革大多需要寻求一种深受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认可的理想愿景
20、，作为长久的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以便增强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由于汉武帝高度认可儒家思想，且有志于进行全面社会改革，因此他自然会把儒家带有强烈复古色彩的王道社会理想，作为大力提倡且需长久坚持的社会改革愿景。只要他认为的社会改革没有最终完成，这种提倡与坚持自然也不会停止。这是两篇文章在社会理想图景的描写方面存在一致之处的根本原因，但这两篇文章的行文差异更值得关注。由对比可见，后篇除描绘社会理想外，所问更为具体，涉及了天人关系、天命、符瑞、如何运用儒家仁义礼知进行社会治理等问题。在大一统背景下，就武帝而言，他只有解决了天人符命关系问题，才能够在社会哲学信仰上确立其君权神授、代天治民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21、只有明确了儒家之义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才能把崇儒治国策略落到实处，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卒，欲图有为的武帝彻底摆脱了政治羁绊。但此时，他颇为年轻，年仅二十二岁，可能仅有一改弊政、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对如何进行具体的政治改革以及改革所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在元光元年的策问中，武帝仅就如何实现治世理想而发问。虽然其中的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句已反映出他对祥瑞问题的关注，但他显然还缺乏更深入的理性思考。到了元光五年，他对政治改革以及进行改革所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的认识愈发深入，其策问自然会更为具体，同时显示出很好的理论思考能力。因此，公孙弘的对策所应对
22、的是元光五年而非元年的策问。第二，关于举首问题。董仲舒曾两次参加贤良文学选拔，一为建元元年，一为元光元年。当然，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但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首列董仲舒,实际上已指明了董仲舒第二次对策的时间问题。就当代研究而言，岳庆平曾撰文详细辩驳了诸说，认为其第二次对策当在元光元年（32）,论证极为严密。董仲舒在当时学士皆师尊之（33）,为群儒首（34）,在景帝时已为博士。在元光元年的对策中，他自然很容易地引起了崇尚儒学的武帝的注意。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专门策问董仲舒之辞云：今子大夫衰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
23、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张晏注云：”袁，进也，为举贤良之首也。（35）可知，董仲舒为元光元年的对策之首。而据史记汉书本传，元光五年，公孙弘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36）见为举首（37）。假设公孙弘第二次对策为元光元年，自然就产生了两个“举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三，关于一岁中至左内史”问题。史记本传载，元光五年对策后，因“恢奇多闻，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公孙弘颇受武帝青睐，先任职博士，其后被迅速擢拔。上大悦之。二岁中，至左内史。（38）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光五年，”博士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39）。汉书本传：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40）可知，公孙弘参加对策与
24、任职左内史为同一年。这两条材料相互佐证，班固改二为一，蕴含着一种很严谨的史学态度。这种修改获得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对此，史记集解注引徐广云：一云一岁。（41）乾隆武英殿本史记校勘者陈浩考证云：按一岁中为是，弘以五年对策，即于是年为左内史，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库全书，第244册，第780页）退一步而言，假设公孙弘第二次对策时间为元光元年，则其为博士至左内史的时间跨度为五年。这与史记二岁中，至左内史的说法也是不相合的。第四，关于服丧三年”问题。梁玉绳提出：“徐广作一岁，是。弘以元光元年对策为博士，中更母服三年，盖元光五年仍为博士，即于是年为左内史，故公卿表言元光五年为左内史也.”（史记志疑，下册，
25、第1401页）据汉书本传：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42）梁氏结合这一记载，试图解释公孙弘一岁中至左内史的问题，看似合理，但事实上，他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方面，若公孙弘元光元年为博士，在任职期间纵使存在为母守丧的可能，除去三年之丧，至五年时，公孙弘应是在两年后担任左内史的，但他又认可一岁”之说，可谓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就丧制文化而言，三年丧制虽然历史颇为悠久，如殷高宗就曾为父“谅暗三年”（43）;周初伯禽受封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44）。但就西汉丧制而言，文帝临终时，有感于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45）的社会风气，专门下诏实行短丧，丧期由三
26、年改为三十六天。这一诏令对汉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书翟方进传载：及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颜师古注云：汉制自文帝遗诏之后，国家遵以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缚麻七日。方进自以大臣，故云不敢逾制。（46）翟方进进位丞相在成帝永始二年（前15）。这说明在成帝以前汉代官员主要遵从短丧之制。在此情况下,汉书所记公孙弘为母守丧三年自然不可能发生在其任职博士期间，而应当在其为布衣之时。第五，关于数年至宰相封侯问题。据汉书本传：（公孙弘）年八十，终丞相位.”（47）武帝纪：阮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76页）可知公孙弘生于高帝七年（
27、前200）,卒于元狩二年（前121）建元元年，武帝首次征举贤良，是年公孙弘六十岁。史记本传云: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这是其首次参加贤良对策活动。据汉书本传,第二次对策后，上悦之，一岁中至左内史；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又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48）本传：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49）由这些史料可知，其任御史大夫一职始于元朔三年（前126）,为相始于元朔五年（前124）0一般而言，史书所言“数年不会超过十年。如果第二次
28、对策时间为元光元年，则至其为相，时间跨度已达十一年之久，汉书本传不当云数年至宰相封侯。若系于元光五年，数年问题将迎刃而解。三、由下第到举首”：举贤良文学对策的政治、文化价值与意义据史记汉书本传，在蓄川国的举荐下，公孙弘第二次参加贤良文学对策，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弟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见为举首。那么，公孙弘在对策中为何被太常判为下第？后又为何颇受武帝青睐，被擢为举首？作为经世有用之文（50）,举贤良文学对策又为统治者提供了哪些政治智慧，具有怎样的政治、文化价值与意义？武帝雄才大略，逐渐认识到了儒家思想在维系其皇权统治方面的重大作用。建元元年十月，即位伊始，他便乡儒术，招贤良
29、，赵维、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51）;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十一月，诏举孝廉。这些事实都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的高度认可。特别是，元光元年五月，武帝再次进行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在此次选拔活动中,董仲舒利用专对机会,作举贤良对策三篇，既为武帝提出了以儒为本的思想一统问题及教化为先、建立太学等执政措施，也为他大兴制度文章、实现政治更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后的汉代思想文化建设总体上是按照董仲舒的设计进行的。可以说，董仲舒对策之事标志着汉代基本确立了以儒为本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自此之后，尊崇儒学，利用其大一统主张，发挥其教化万民的作用以巩固社会统治，已成为统治者的基本策略
30、，事涉思想、文化、教育的官署机构在处理职事时自然也会按照这种策略行事。当时，负责贤良对策工作的官署是太常，其职官”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52）;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必列侯也（53）。作为负责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的官署，太常自然对武帝的崇儒策略更为了解，并以着力推行为己任；且任职者大多比较注重道德修养，敬慎行事。可以推知，太常必然会按照传统儒家思想与义理对贤良文学的对策文进行审阅。在此背景下，我们再看公孙弘的举贤良文学对策。此文在把握武帝崇儒意图的基础上，对仁义礼等儒学概念提出了颇有新意的理解，如致利除害，兼爰无私，谓之仁，这就把墨家
31、的主张融入到仁中。但这些概念所提出的治国主张，只不过是儒家的传统论调，其新见之处主要在于智者术之原也。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54）,即认为社会统治要高度重视术.术本是纵横、刑名、法诸家的主张。在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面对社会大变革与诸侯巩固君权、争霸图强的诉求，刑名、纵横、法等家从实用政治哲学角度出发，积极提倡、认可智谋权术的巨大作用。对此，鬼谷子中忤合云：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钳之术。本经阴符七术云：计谋者，存亡之机枢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
32、，实意必从心术始。（55）尹文子大道上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得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四库全书，第848册，第184页）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56）由这些引用可见，刑名、纵横、法诸家认为计谋权术是得失存亡的关键，对统治者强化权力、驾驭群下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统治者若不重视术，就会为臣下蒙蔽，无法
33、有效地操控政权。智作为儒学的重要概念,国旨人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人事问题时，能够以清醒的理智进行是非裁断与衡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主体道德人格境界的构建，其学源、内涵与术存在本质区别。而公孙弘则大胆融合，认为术源于智，二者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这体现了他融汇诸家概念、范畴于儒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意识。同时，他对术”的作用的分析和上引诸句之意比较一致。特别是擅杀生之柄”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等句，与韩非子中的操杀生之柄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句相当类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公孙弘对纵横、刑名、法诸家思想的学习与融合。但是对太常而言，这种巧妙的思想融入、改造却是有别于传统儒学的异义，
34、是对传统儒学的悖离。因此，太常立足于传统儒学立场，评审公孙弘的对策文，判其为下第也是公允的。允实而论，太常的这种评审仅是遵循武帝的国家思想策略而进行的，不利于发现有新见卓识的人才。对皇帝而言，其皇权统治的强化应当面向社会民众与自身两个基本层面。就社会民众层面说，统治者应当积极建立一种思想体系，并发挥其社会教化、训导功能，让民众自觉接受皇权统治与道德伦理秩序，从而实现社会、皇权的长久稳定。这也是汉武帝推奉儒家思想并以之作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自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之后，这个层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就自身层面而言，统治者完全尊崇儒家的仁义之道，必然会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要真正坐稳皇
35、帝宝座，有效地维护皇权统治，统治者就必须运用刑名、纵横、法诸家所提倡的权术计谋。但在弘扬儒家思想的文化背景下，权谋之说很难获得儒学形而上的学理认可。而公孙弘的对策文释术为智”，从学理上论述了术与儒学诸范畴的关系，把术”成功地融入儒学，使统治者对权术的政治、心理需求获得了一种理论正义，为统治者以术、谋维护皇权统治奠定了法理基础。对此，宋吕祖谦可谓一语中的：虽历叙仁义礼乐，其实以智术为主，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57）必须指出的是，在当时推崇儒学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对策也只有武帝能够深悉并有资格裁断其政治思想价值。公孙弘对策的政治文化意义还不止如此，它还深刻反思了国家法治策略问题。众所周知，
36、在政治文化体制方面，汉承秦制。虽然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58）,但就法治而言，汉朝的确如此。汉书刑法志载，汉初，“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操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59）。晋书刑法志载：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合为九篇。（60）据史记本传，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春秋纬云：萧何感昴精而生，典狱制律。（61）作为一名精明能干的秦朝县吏，萧何对秦律极为熟悉。他所定的九章律虽对秦律有所损益，但就其主体精神而言还是秦朝法治。其后，吕后、文帝、景帝等统治者对汉律均有所修订。特别是，因缝萦上书救父，文
37、帝废除肉刑，改为笞、杖、徙、流、死，为古代的五刑制打下基础。但事实上，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副者答三百，率多死（62）。可见,当时法治的重刑本质没有太大变化。1983年，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的二年律令为了解汉律情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是吕后二年（前186）修订施行的律典，包括贼律、盗律、具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等，涉及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各个方面。如盗律云：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短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不盈百一十钱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
38、钱到一钱，罚金一两。徼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遍）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63）由此可见，汉朝的法治是比较完善而严酷的。这种法治是汉政权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我们知道，武帝之前，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与无为而治。从政治上，这种无为策略的实行涉及到统治者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平衡问题；经济上，它是指统治者为恢复生产力，不兴事妄作。但全社会能够在这种无为的状态下，保持稳定而不发生动乱，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全面严酷的法治所产生的规范、震慑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黄老之术与法治是有机统一的。当然，这种法治模式很容易产生
39、问题，特别是到武帝时，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64）,“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65）。面对这种局面，武帝令张汤、赵禹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66）。据杨振红考证，张汤、赵禹修订法令之事在元光五年秋七月至元光六年（67）。作为国家大事，此次律法活动的酝酿、修订绝非一两个月所能完成，需要较长时间的运作。据汉书武帝纪：阮光五年）八月，螟。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汉书
40、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64页）所谓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实是指征举贤良之事。只不过贤良文学”是就仕进科目名称而言，而此句是就贤良的才能而言，二者属于名、实问题（野客丛书，第240页）（68）。如武帝在元光元年、五年策贤良制文说：“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69）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70）由此可知，公孙弘对策的具体时间当为元光五年秋八月左右。此时恰值修法期间，他自然会对修法之事有所预闻、了解。其举贤良文学对策便表现出对法治问题的深入认识。他指出深刑重罚而奸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未能以信待民，所谓信当是指统治者自身要尊重事实
41、，不曲解律法；认为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71）,律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刑罚与人情义理也可以相互顺应。元光元年，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曾提出任德教而不任刑”的观点。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仅是一种理想的理论，缺乏现实操作性，很难付诸实践。而公孙弘的主张则不是如此。他年轻时担任狱吏，熟悉律法，了解基层状况。基于这种职业实践，他既深知法治的重要性，尊重汉朝的法治文化传统，认可法治的巨大作用，又提出了“法不远义”的主张，为武帝时期的法治融入了儒家重视义理人情的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
42、实践性。这种主张对武帝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帝一方面继续强化法治；另一方面在重要法治问题上，他多寻求儒学大义，注重法义相得。在张汤担任廷尉后，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72）。特别是，为解决朝廷狱法疑难问题，武帝经常派使者或张汤请教董仲舒。“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73）为了应对张汤之问，董仲舒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74）。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张汤任廷尉一职为元朔三年，其决狱傅求古义，当受武帝法治儒家化思想的影响；而这种思想自然和公孙弘的对策密切相关。总之，武帝之所以把公孙弘由“太常下第擢拔
43、为举首，根本原因在于其举贤良文学对策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与意义。该文释术为智，使武帝对权术的政治、心理需求获得了学理上的论证，为武帝维护自身的皇权统治提供了新的启示。同时，该文立足汉朝的法治传统与现实问题，把儒学义理与律法充分融合起来，促成了汉朝律法儒学化，为当时的法治建设贡献了智慧。四、举贤良文学对策的齐地文化品格与创作特征、风格及其文学意义本文指出公孙弘的籍贯为齐蓄川薛县，即今淄博市淄川区。先秦两汉时期，该地为齐地的核心区域，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75）可见,自齐国开建，该地即表现出尊重现实，因地制宜，善于融合的文化品格。这样的文化
44、品格使齐国至战国中后期已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像在齐威王、宣王时代，著名的稷下学宫进入了鼎盛时期，各派人物云集于此，为齐国献计献策，争鸣碰撞，从而促生新的思想。同时，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骆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骆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76）可见，齐地学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思考多和社会现实、政治紧密联系，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品格。黄老思想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以齐地胶西盖公为代表的学人的实践化改造有关。另外，就齐地文化传统而言，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各地、各派人物不拘束于传统之见,崇尚智慧谋略，注重申辩议论。对此，淮南子要略云：
45、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77）史记货殖列传云：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78）齐人邹阳曾总结各地文化的区别云：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79）所谓辩知当是指齐人能够辨察时机，以智取胜。总之，先秦两汉时期，齐地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点。立足现实，不拘陈规，不主故常，注重融创变通，崇尚谋略议论是其基本的文化品格（80）。公孙弘的生平经历相对简单。在元光五年前，他长期生活、学习于齐地的核心文化区域蓄川，深受齐地文化影响。就公孙弘的为学而言，他不主一端，是T立鲜明的杂家、杂儒，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81）。所谓杂说，即“杂家之说，兼儒、墨，合名、法者也非春
46、秋经师之杂说也（82）。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公孙弘十篇。西京杂记卷三载：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亦谓字直百金。（83）疑二书为同书。纵使不是同书，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孙弘外儒内法，容纳诸学于一体的齐地学术文化倾向。据史记儒林列传：“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辕固生）。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是汉初比较著名的儒者，擅长诗学，景帝时曾为博士。他对公孙弘“曲学以阿世的评价是基于其醇儒立场的，虽有贬义，但由之也可以看出公孙弘融合诸家、改造儒学的创新精神与服务现实需求的意识。此种精神、意识实际
47、上是以齐地文化品格为根基的。举贤良文学对策便立足于这种精神与根基，巧妙地把刑名、纵横、法、墨诸家思想融入于儒学中，以礼义、和合、仁义来包装法术刑名。这既迎合了武帝尊崇儒学以修饰外事的文化理，又维持了自汉初以来的法治文化传统并加以发展，体现出鲜明的融创变通而又服务当下的特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公孙弘曾两次参加贤良文学对策。其中，首次对策时间为建元元年。据汉书武帝纪：丞相（卫）维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56页）当时，武帝刚刚登基,积极倡导儒学，以便改变当时诸家学说颇为杂乱的局面。相关贤良没有参透这一点，对策立论仍然以为刑名、纵横、法诸家之义为主,有违武帝的根本意图，自然会遭到罢弃。而公孙弘则获得成功，任职博士。由此可以推知，他在对策时对武帝的贤良选拔指导思想与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