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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施会香港边缘劳工研究之二_香港边缘劳工质性研究-困局、排斥与出路_研究员: 黄洪 李剑明2001年2月研究员:黄洪 李剑明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学部讲师研究助理: 黎婉薇、林瑞含、陈少云、(以上三位为劳资关系协进会职员)郑淑贞、梁波纳、余锦纶、及梁静娴 目录研究撮要i第一章研究背景及介绍1第二章边缘劳工的脆弱性14第三章边缘困局24第四章被社会所排斥的边缘劳工45第五章重建社会资本，发展社区经济62第六章边缘劳工对政府政策的意见88第七章总结及建议98参考数据112附件一: 受访个案特征简表116-i-研究撮要_研究介绍香港乐施会委托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黄洪博士及李剑明先生进行两项有关
2、边缘劳工的研究。首项研究近年香港边缘劳工的发展经己于二零零零年七月发表，研究指出香港边缘劳工的数目近年出现大幅的增长。在1996年全港约有38万名边缘劳工至1999年边缘劳工的总数己达64万。研究并指出简单的经济增长未必能解决边缘工人的问题。是次研究便是第二项有关边缘劳工的质性研究，在这研究中我们会集中分析边缘劳工的具体生活处境，其职业变动的因素以及边缘劳工对政府及有关政策的观感，从而对政府建议一系列可推行的政策措施，改善边缘劳工的生活及处境。另一方面，我们亦探索边缘劳工的个人、家庭及社区网络的变化、面对社会排斥的状况、我们特别关心社会资本的弱化、社区经济的变迁及重建的可能性，从而探讨未来在香
3、港灭贫的路向及方法，并期望这能引起其它非政府机构对社区经济发展作出关注讨论及实践。研究共分两轮进行。我们在二零零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间进行了第一轮访问，共访问了三十九个个案。我们以非结构性访问的形式了解这些边缘劳工的工作历史及生命历史(work and life history)，亦特别留意其社区网络及社会资本的变化。期后，在十月至十一月期间，我们选择了当中的十二个个案进行跟进访问，以便更深入地探索他她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对政府解决贫穷及失业问题的政策的意见。研究结果边缘劳工是不受保护的苦劳工香港的边缘劳工是不受保护的苦劳工，处于脆弱(vulnerable)的经济社会位置。边缘劳工缺乏与资方议价的
4、能力，工作条件及工作环境很多时并不受劳工法例所保障。边缘劳工面对长工时、工资低、无薪的额外工作、恶劣的劳动条件及劳动过程受严密控制等等的苦况。边缘劳工的苦况与不受保謢其实是互为因果的。边缘劳工陷入边缘困局之中在香港去工业化、经济的二元发展及政府政策的失当下(如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衡、严格控制小贩活动、旧区重建政策等)，令香港的劳工明显经历着在社会阶梯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收入及职业的稳定性严重下降，经常面对失业及开工不足的情况。在劳动市场中只能找到愈来愈边缘化兼职、临时、合约及外判的职位，同时这些边缘职位多是低技术、低薪、低保障、缺乏晋升机会的工作。大部分劳工只能在综援与
5、边缘劳动市场之间进进出出，寻找生计。而边缘劳动市场本身则成为一个困局，劳工跌进了这个边缘困局(marginal trap)后便难以脱离再次向上流动，重新成为主流劳工。边缘劳工的贫乏源于面对的社会排斥边缘劳工并不单纯是贫穷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现象。我们发现在香港社会中，女性、新移民、少数族群的边缘劳工和领取综援家庭无论在经济上、工作上、心理上以及人际关系上均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我们的个案研究显示，边缘劳工面对的社会排斥在经济、社会关系、心理、政治参与或文化上的长期贫乏并不是由于个人的缺陷或不幸，而是结构性的、社会制度性的原因，这些匮乏并不能只靠在经济领域上作
6、出补救而能解决。所谓扶贫、灭贫和脱贫等观念往往使社会人仕把种种社会排斥问题化约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和贫穷者的个人问题，把造成弱势社群在上述各领域严重贫乏的社会制度因素忽略。单单解决经济问题一来不能解决所有社会排斥问题，二来使人们漠视社会其它领域的不平等，而这些社会不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往往是互为因果。贫穷源于不公平，但贫穷不单是经济分配不公平的结果，也是源于社会上对边缘社群的社会排斥。边缘劳工面对社会资本的弱化在香港工业化阶段时，百业兴盛，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工人透过建立行业性的人际网络，创造自身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取其它成员的信息和资源，增加额外的经济利益。非正规经济部门的网络协助成员有效及灵活地集
7、结信息和资源去创造经营和生存空间。这种低下层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以邻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组成的地域性生活网络，为劳工提供着社会资本(如介绍工作、交换劳动市场的讯息)，令劳工避免下滑至劳动市场的底层。但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出现经济转型和去工业化、导至行业性网络弱化。不少行业的经济活动不断退缩。在没有经济活动的支持下，原本行业网络所发挥的节省交易成本作用也没有了必要。失去经济活动意味失去日常聚集的工作间，使网络逐渐瓦解或因信息及资源委缩失去其支持能力。故当整个行业受到打击时，同质网络原本可以发挥互相支持的作用亦因塘水滚塘鱼而弱化。在经济不景时，成员信息和资源一同缩减，大大弱化透过网络集体地解决个
8、别成员问题的能力。而政府的发展新市镇的城市规划政策及市区重建政策，配合地产资本入侵旧区的土地。旧区土地成为地产资本赚钱的商品，旧区空间的变迁既改变了原来旧区的经济活动，亦瓦解了劳工过去在原区建立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网络，令他们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少。而大资本的垄断发展亦打击了非正规经济的生存。非正规经济一直是低下层的生活最后防线。透过做不同类型的散工或小贩等，他们也能在缺乏政府支持下勉强生活。可是这些空间不断受到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打压变得越来越小。在政府决心整顿市容去体现全球大都会的发展，超级市场、连锁店等大型零售企业一步步侵蚀这个非正规经济之时，低下层的生活亦变得毫无保障。在大资本的竞争下，破坏街坊熟
9、客对小商贩的支持，最终摧毁非正规经济作为边缘劳工的生活最后防线。此外，香港家庭网络正面对解体的危机，包括家庭核心化、单亲家庭等。家庭网络资源和信息对于边缘劳工尤为重要，在缺乏物质及人力资本下，家庭社会资本成为他/她们的唯一倚靠。不少边缘劳工就是靠家庭社会资本维持生活。但家庭网络弱化把边缘劳工所能倚靠的家庭社会资本也丧失了。加上负面社会定型所产生的社会排斥阻碍被排斥者透过社交活动去建立异质不重复网络，从而失去创造社会资本的机会。大陆新移民虽然可透过同乡来建立网络，但她们亦没有深厚的宗教规范去抑制其它同乡对她们的剥削。加上她们大多没有有资源的亲属网络，甚至没有亲戚，故此在社会资本的问题上，根本没有
10、网络支持。发展社区经济是解决边缘劳工问题的重要出路边缘劳工社会网络弱化的情况和弱联系的消失，使他/她们失去重要的支持。而社区经济的建立是为地域上的边缘劳工建立一信任、互惠和合作网络。透过非政府组织，参与培育边缘劳工的社会资本的中介者。作为非政府组织，它们比较容易获得不同群体和组织的信任，能为边缘劳工做好弱联系的活化，替他/她们建立不同质的网络群，或协助他/她们从其它网络获取信息和资源，这便能为边缘劳工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重建或建立社区或社群中的社会资本。其中重要的方法是搞活地域上不重复网络群的结连，串连在该地域工作或居住的边缘劳工。社区经济模式，所尝试的是一种非纯经济利
11、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其设立目的不在于替代市场所提供的服务，或政府所提供的福利。而是强调以社区为本，自下而上的参与及动员，发挥结连各个不重复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来服务其它社群中的成员。一方面改善生活质素；另一方面重获生活的意义及尊严。研究建议根据我们上述分析，边缘劳工在生活及工作上出现不受保护的状况、和陷入边缘困局的大趋势。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结构原因，是其面对社会排斥及其社会资本的弱化。我们提议政府及社会应用三大策略来改善边缘劳工的生活及处境：改善立法及福利，保障边缘劳工由于边缘劳工不受劳工法例保障，工作处境非常恶劣，成为苦劳工。而在生活上有面临入不敷支的情
12、况，成为贫穷劳工。加上近年社会福利及公营房屋的削减令边缘劳工更处于困局之中。要改善边缘劳工的工作及生活，首要工作是要改善劳工立法及社会福利，保障边缘劳工权益，具体的措施包括：u 设立最低工资，防止工资下滑u 制订标准工时，避免过长时间工作u 立法规定加班工资须高于正常工资u 修改劳工法例，保障兼职及自雇劳工u 建立集体协约及集体谈判制度u 设立全民社会保险计划、加强风险分担及再分配u 增建公屋改善福利，减轻边缘劳工负担u 成立灭贫委员会,制订贫穷线及灭贫政策u 加强职前及在职训练促进社会融和，减少社会排斥面对资方的控制和分化，妇女、新移民、年青及年老以及少数族群的边缘劳工被排斥于主流劳动市场之
13、外。此外，港府将接受社会福利者建构成为最不能自助者及懒人，引起社会内分化，令贫穷者忙于竞逐有限的社会资源，综援家庭难再正常地投入社会。而社会排斥亦加速家庭或社区解体使某些社群难建立和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令社会资本减低。所以要解决边缘劳工的贫穷问题，先要促进社会包融，减少社会排斥，具体的方法包括：u 扩大平等机会法案，防止社会歧视u 提倡包融风气，消除社会排斥u 减低综援负面标签，发挥真正安全网重建社会资本，发展社区经济要真正根治边缘劳工的贫穷问题不单要解决边缘劳工的经济资源不足问题，而是透过有组织、自愿及自主的参与，增加个人及社会的社会资本，才能根本地解决贫穷问题。要重建边缘劳工的社会资本，具
14、体的方法是要支持非政府团体发展社区经济。而政府须要担任推动及保育社区经济发展的角色，亦应避免市场出现垄断,维护小商贩及非正规经济的生存空间。u 重建地区及社群网络，加强社会资本u 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社区经济u 政府应保育社区经济形成u 避免市场出现垄断,维护小商贩的生存空间-120-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困局、排斥與出路 第一章:研究背景及介紹第一章研究背景及介绍_前言香港乐施会过去一直关注香港本地贫穷现象，在1995年进行了去权与充权关于香港低收入住户的探索性研究后，把焦点对准了失业问题与贫穷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研究发表后，除了透过资助民间团体的发展项目推展灭贫工作之外，乐施
15、会亦不断推展各种教育、训练和研究计划，深化贫穷、失业以及相关议题的讨论。一九九九年乐施会开始察觉到失业问题虽已广受关注，政府亦推行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但是工人面对的生活压力却仍未见缓和。在经济回顺的主流论述下，我们反而看到一个两极化现象，似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就业处境与贫穷的关系已有了新的形态。因此乐施会又准备再度推动另一次的就业处境与贫穷的研究和讨论，并预期在新经济形势下，有必要扩阔对失业问题和反失业策略的理解，作出相应的政策倡议和结构改革。乐施会遂委托香港城市大学社会科学部的黄洪博士及李剑明先生进行两项有关边缘劳工的研究。首项研究近年香港边缘劳工的发展是透过对统计处的综合住户调查作资料再分析
16、（secondary data analysis），分析在1996至1999年近四年香港边缘劳工的状况。探讨失业、就业不足和贫穷劳工的背景和变化状况。有关报告经己于二零零零年七月发表，研究指出香港边缘劳工的数目近年出现大幅的增长。在1996年全港约有38万名边缘劳工至1999年边缘劳工的总数己达64万。研究并指出简单的经济增长未必能解决边缘工人的问题，因为在96至97年间的经济增长高峰期，边缘工人的数目仍有所增加。这项研究引起了社会人士对边缘劳工的关注。为了深化首项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研究的结果，加深对边缘劳工的认识，我们亦进行了质性研究(qualitativ
17、e study)，以个案研究的方法了解香港边缘劳工的生活。探讨边缘劳工的具体生活处境和变动因素、谋生策略、潜能、边缘劳工对处境的主观判断和抉择、权益意识、个人、家庭或社区支持网络等等。是项报告便是这项质性研究的报告，在这报告中我们会集中分析边缘劳工的具体生活处境，其职业变动的因素以及边缘劳工对政府及有关政策的观感，从而对政府建议一系列可推行的政策措施，改善边缘劳工的生活及处境。另一方面，我们亦探索边缘劳工的个人、家庭及社区网络的变化、面对社会排斥的状况、我们特别关心社会资本的弱化、社区经济的变迁及重建的可能性，从而探讨未来在香港灭贫的路向及方法，期望能与其它非政府机构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分析角度
18、与理论回顾作为研究者，在理解及论述边缘劳工的处境及问题中，我们无可避免地带有本身的分析和理论角度。在质性研究中，我们有需要公开我们分析角度背后的理论假设，以便读者对我们的分析和结论是否真确及可信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本报告中，由于目的及篇幅所限，我们无意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入的讨论，有机会的话，我们将会另文讨论。我们认为要理解香港边缘劳工的成因及状况必须有下列的理论视觉：什么是边缘与边缘劳工在一般生活应用以及在学术研究中，经常会引用边缘或边缘性的概念。在香港，我们称有犯罪可能或与主流文化不一样的青少年为边缘青少年。在日常用语中边缘与边缘性是大约指一般的穷人，以及失业者、移民、不同次文化下的成员、少数民
19、族或少数族群、以及所有类型的越轨者。（Perlman 1976）这日常但多角度对边缘的理解正好说明边缘劳工是一个模糊（相对非边缘劳工）以及复杂（相对边缘劳工的不同组成）的概念 边缘劳工-本研究的主题-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来定义：边缘劳工与主流劳工的生产关系，以及边缘劳工的主观意识。首先，从关系来看，边缘劳工是相对主流劳工在职业、性别及族群分工中处于更为被欺压的劳工。主流劳工由于分享了资本加重剥削边缘劳工的经济成果，主流劳工通常比边缘劳工享受很多的优势、权力与自主。但上述社会结构的客观位置，只是构成边缘劳工的必需但非充分条件。边缘劳工的主观意识与其客观的阶级位置亦同样重要。边缘劳工会感到本身被排斥
20、，被主流视为异己，而边缘劳工很多时会认同自己是某一边缘劳工的社群如新移民、失业妇女劳工。因为他她们有共同的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市场及社会位置(market and social position)。无论是在外国或香港，都曾有不少研究是有关不同边缘劳工的次小组如妇女劳工、新移民工人等等。但在是次研究中，我们视边缘劳工为一个有机及相关的整体，而非各自独立及无关系的社群。一方面这是由于职业、性别及族群的分界线会互相切割，令社群之间有大量的重迭，以及在边缘劳工之间有很高的流动性，过去在七十年代末来港的新移民男工，今天便变成失业及开工不足的中老年劳工。而另一方面，在现时一个边缘劳工
21、的家庭中，我们亦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类别的边缘劳工，如丈夫是失业的中老年非技术工人，妻子是从事低薪服务业的贫穷新移民女工，而其大于十六岁的子女则变成失业的青年或处于低薪的兼职零售饮食工人。这家庭的属性并不是失业男工、低薪女工或兼职青年其中一个观念所能表达，反而边缘劳工的概念更能提供更广阔的涵义。更重要的是，将边缘劳工视为一个由不同部份整合而成的伞子组合(umbrella group)，较有机会打破边缘劳工中出现的分化及排斥的问题，可以创造更多的连系，形成更大的力量。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segmented labour market theory)在宏观分析上，我们认为边缘劳工的出现必须放回全球化下
22、都市二元化的脉络中来理解。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均面对着收入不均、工作机会及稳定性下降等等关系于经济二元化(polarization)的问题。(Wilson , 1987; Mollenkopf and Castells, 1991; Fainstein, Gordon and Harole, 1992; Sassen 1991, 1998; Lawless and Smith, 1998; Schon, Sanyal and Mitchell, 1999) 而香港亦不能幸免地也面对着这些问题。故此许多学者亦就香港的情况作出对都市贫穷的分析：1) 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引致经济转型，更将工
23、作市场以及劳动人口分割成为一个核心(core)以及一个边陲(peripheral)的二元化劳动市场(polarized labour market)，在核心的劳动市场中，劳工通常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报酬及职位稳定性；而在边陲的劳动市场，劳工的教育水平、报酬及职位稳定性均较低。( Sassen, 1998 ; Wong 1997 )2) 在转变成为一个后工业化的城市过程当中，低教育水平人士因非工业化的发展而更加穷困。非工业化而形成的结构性失业，打击了在传统制造业工作的蓝领工人的生计。( Lui and Chiu, 1993 ; Lui and Wong, 1995 )3) 政府和私人企业采用不同的
24、弹性处理方法，透过雇用兼职、临时替工、短期合约的工人以及承包制下的工人，令传统可以透过年资而可以逐步在公司或行业中内部上升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rnal labour market)逐步消失。内部劳动市场的崩溃，同时降低了低技术及低教育水平的受雇者对工作的稳定性，同时丧失了对工作的安全感。( Hakim , 1995 ; 黄洪 1999)4) 经济发展亦不一定会改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在低或负增长时期，那些弱势社群很容易会因失去工作，而基于被歧视及被社会排斥等原因，她他们亦无法再次进入劳动市场，而最终变成长期失业者。在高增长的时期，即使她他们可免于失业，其实只能在低薪酬的劳动市场中找到散工、兼
25、职及临时的工作。而且快速的经济发展更容易造成高通胀，他们的名义工资或有提高，但实质工资并不一定有真正的增长。(黄洪及李剑明, 2000 )总括而言，在经济转型的压力底下，劳动市场被分割为两个不同部分。一个是以高收入、高技术，拥有知识基础劳工的优等劳动市场(primary labour market)；而另一个则是以低收入、低技术和低知识基础劳工的次等劳动市场(secondary labour market)。这分割的过程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经济二元化的情况，令都市贫穷的问题更加显现出来。在第一份边缘劳工的研究报告中, 我们提出香港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将边缘劳工由主流劳动市场的
26、核心排斥出来的过程。而年龄、性别、族群、职业以至弱能是被排斥的主要因素,这些劳工可统称为边缘劳工。然而，边缘工人可以向上流动或爬升成为主流工人，例如成为小贩、小包头或小判头，主流与边缘工人之间的界线亦因而模糊。可是，九十年代开始劳动市场分割的情形更见加剧而向上爬升的工人数目与五十至八十年代相对而言数目明显减少。过去有不少理论集中于微观分析，认为职业流动主要是由个人特性来决定的。首先，身份达成理论(Status attainment theories)认为个人的家庭背景（如父亲的教育和工作）和社会经济资本（如本身的教育水平或第一份工作）是决定一个人现时职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Sewell and
27、Hauser 1980 ; Trieman 1977）。人力资本论（Human Capital Theories）则认为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训练是最重要的因素去决定劳工的劳动结果，即其工资水平、工作的流动性及职位稳定性（Becker 1975）。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ies)则提出除了人力资本外，个人的社会网络，即其社会资本，亦是决定劳工劳动结果的重要因素（Granovetter, 1995 ; Coleman, 1988）。但是，这些微观的理论预设假定了劳动市场是同质的，即个人若能提升自己的资产或生产力，便能在工作阶梯攀上较高位置。工作的竞争就是以个人的技能或
28、特定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为准则。根据这样的看法，全球一体化和经济改组引发了都市贫穷的原因是，对穷人的训练或社会资源不足，使他们不能迎合新的经济环境。而解决的方法将会集中在如何为这些人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支持系统。这亦是香港政府现行所采取的政策。相反，分割的劳动市场理论(Segmented labour market theory)则假设：(1) 劳动市场是分开为若干部分，而每部份在决定劳动结果时均有其独特结构。(2) 经济中好与坏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位本身，而非个人的技术水平或生产力。(3) 区别劳动市场的结构因素远比说明劳动结果的个别工人的特性重要(Doeringer an
29、d Piore, 1971 ; Althauser and Kalleberg 1981 ; Granovetter 1981)。分割的劳动市场理论对低工资劳动市场提出两个意见。首先，低工资的劳动市场结构上有别于其它劳动市场，如专业人士市场或其它高工资劳动市场。其次，劳工在低工资劳动市场与其它市场之间的流动是较罕见的。对城市贫穷，这理论的另一启示是任何结构因素导致低工资劳动市场收缩或扩大时，会直接影响低工资工人的生活。有时候虽然整体经济仍有增长，但当低工资劳动市场处于收缩的状况时，这亦是在九十年代香港出现结构性失业的情况，由于有大量低工资工人的供应，所以引致实际工资下降及提高了失业、未充分就业
30、和兼职就业的情况。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会应用上述微观个人社会资本论以及宏观结构分割劳动市场论去分析香港边缘劳工的处境和生活。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一些持某种社会特征的群体，如性别、族群身份、残疾、年龄等，因现行的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使他们长期难以融入所居住和工作的社会。社会排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Whelan and Whelan, 1995）。它不单指在经济资源上的长期匮乏，还指在社会关系上、心理上、政治参与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匮乏。因此它比单单指经济资源匮乏的贫穷观念更为广。可是社会排斥一概念明确表明，无论经济、社会关系、心理、政
31、治参与或文化上的长期匮乏，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缺陷或个人的不幸，而是结构性的、社会制度性的，这些匮乏并不能只靠在经济领域上作出补救而能解决。根据Berghman (1995:19)，社会排斥的出现是由于行政和法律制度、劳动市场失效、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及家庭和社区制度的四种机制中，一个或多于一个不能有效运作，使某些群体长期陷于多方面匮乏的状况，社会排斥的现象便会浮现。社会某些边缘社群即被主流社会排斥的社群如移民、妇女、少数族群及残疾人士等等，由于社会排斥的关系，令他她们的社会资本缺乏，所以较容易被分配到分割的低工资劳动市场中。这便是为什么较多边缘社群更容易成为边缘劳工的原因。社会排斥的形成，并不是
32、由单一的因素所造成，而是由于多种负面因素，如缺乏工作机会、低学历、残疾、露宿、缺乏政治和社会参与等相互影响下，产生的恶性循环后果。正因为这些负面因素是互相影响，故此政府是难于单独地解决个别的因素，而须有系统的政策，去联合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及社会机构，把相关的负面因素一起处理(European Commission, 1997a)。不少学者发现社会排斥是有其空间性，即社会排斥的现象往往集中于某些地区的人：例如居住在公共屋的贫穷居民(Powers, 1997)和住有大批移民或少数族裔的地区(Zukin, 1998)。Wilson (1987)研究为何美国的黑人总是聚居在市中心的贫民窟里，他发现当城
33、市的经济结构从以前以工业为主变成以生产服务或科技为主时，趋向两极化的劳动市场、工序的自动化、制造业的迁离和周期性的经济低潮使黑人失业率升高。随失业率上升，社区的环境逐渐变差，中产阶级亦开始迁走，这不单使社区的经济情况恶化，而且令留下来的贫穷居民减少接触其它种族及经济背景不同的人士，进一步陷他/她们于社会孤独化(social isolation)的境地。在欧洲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其中一焦点是：社会排斥的问题不单牵涉日常生活质素下降，最重要的是被排斥的人不能享受到他/她们的公民地位(citizenship)所赋予的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利(Room, 1995a; Atkinson, 1999)。而在讨
34、论解决问题上，焦点是围绕究竟改善或重建社区是否可行的方法，及如何改善或重建社区(Commins, 1993； McGregor and McConnachie, 1995; Parkinson, M. 1998; Social Exclusion Unit, 2000)。在讨论社区参与及重生(regeneration)时，学者(Healey, 1997)和决策者(European Commission, 1997b)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社区上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这涉及跟讨论的社会资本问题。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的定义与性质从个人或微观的角度出发，社会资本
35、是指个人透过与他人的社会联系（social tie）而获得的经济资源、信息或机会。从社会、团体组织或宏观的角度出发，社会资本指一个社会或组织透过组织之间或社会中的规范、网络与信任来促进集体行动去实现共同利益（Putnam , 1993:167）。无论如何，正因为社会资本是源自人际关系，其根本存在是集体性的。Putnam（2000）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可以从他/她所拥有的社群网络来描述和量度。社群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俱乐部、或者只是在某一个餐会上认识的人。故此社会资本是指借助于所占据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把握的资源、财富、信息或机会。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愈多，能动员的资源就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决问
36、题的能力就更强。社会资本与其它资本的分别资本可分为三大类：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如资金、机器和房屋等；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如学历和在职训练；及社会资本。Coleman (1987) 表示社会资本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具有生产力，有时对于某些行动有特定性，但对于另一些活动就不见得完全不可替代。但人际之间存在的社会资本是无形的，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看见的，人力资本虽是无形，但包含于个体之内，而社会资本则隐含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故此社会资本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个人资产不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会因为社会联系削弱而减少，但社会资本却会因为人际关系
37、的破坏而消失。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是被一段关系的参予者所共同拥有，没有任何一方的参予者，可以在排除他方的状况下，能够拥有社会资本的完整所有权。在一段关系中，如果有任何一方退出，这份联系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随之瓦解。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财（public goods）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基本上都是私有财，属于个人拥有，故由它们衍生的利益也都归于拥有所有权的个人。但是大多数的社会资本不具有私有财的形式，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于人际关系中呈现出来的特质，它需要双方的参予者共同不断投资（即用时间和资源去保持维系），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故此在宏观的领域，创造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动者以外的人也带来利益。可是正正由于
38、社会资本本身是一种公共财，产生社会资本的人本身一般只能获取利益的一小部分，因此，引入社会资本往往由于未能为个人本身带来直接利益，导致现代社会中私人机构对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的情况（Coleman, 1994）。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及质性分析的结合是次边缘劳工研究结合了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及质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及质性分析各有其优点及缺点，但近年不少学者强调由于两者的优缺点能够互相补足，所以在全面的研究中，应结合定量及质性的研究方法(Brymen 1988; Dex 1991; Layder 1993)。另外，在研究不同
39、层面的分析中应用定量及质性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三角法（triangulation）来增加数据的效度(validity)及信度(reliability)。在上一份报告中我们应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透过对一般住户调查的数据进行资料再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以了解近年边缘劳工数目的变化及增长，我们亦利用有关数据作为我们质性研究分类(categorization)及选择个案(case selection)的根据。而在质性分析中，我们应用非结构性面谈的方法访问不同类别边缘劳工的住户，然后透过个案分析(case study)的方法，纵向分析数据提供者（informant
40、s）本身的职业流动、工作处境(work situation)及市场处境(market situation)，以及以横向分析的方法对比同类别或不同类别边缘劳工处境的异同。我们亦希望发挥质性分析独有的优点，深入了解及发掘边缘劳工的主观意识，尤其是边缘劳工对近期政府解决失业及贫穷问题政策的意见。我们以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去访问数据提供者, 以他她们工作及家庭历史为中线，再重点了解他她们近年的处境、观感和看法。个案选择（case selection）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不同性别的边缘劳工集中于不同的工种及有不同的处境。男性边缘劳工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造业，并以失业及就业不足的处境较
41、多；至于女性边缘劳工则多集中于服务业的低薪，低技术工种，并以贫穷劳工的处境较多。我们据此作为个案选择方案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我们亦尝试加入族群的因素，分别访问本港出生及新移民背景的边缘劳工，以便比较族群因素的影响。最后，我们亦特别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工种，如制衣业女工、小贩、建造业工人等等，探讨其被边缘化的过程及现时的处境，以及与社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获得接触 (gaining access)为了避免出现偏差，我们尽量避免透过工会或劳工团体等组织介绍有关数据提供者。由于研究员正在进行另一项有关香港贫穷线的大型研究，我们经己访问了超过一千五百名低收入人士，初步掌握了其劳动市场特征的数据。我们便在上
42、述研究愿意接受再次访问的被访者中，选择当中合适的个案，透过电话或亲身接触邀请他她们接受访问，参与是次质性分析的研究。另外，我们亦透过社区实地访问的方法在建造业工人及小贩集中的地方进行实地访问。最后，我们亦透过滚雪球的办法，由数据提供者介绍其它的合适的人士。我们在二零零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间进行了第一轮访问，共访问了三十九个个案。我们应用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以非结构性访问的形式了解这些边缘劳工的工作历史及生命历史(work and life history)，并着重了解在工作转变中的环境因素，以及他她们选择的考虑，我们亦特别留意其社区网络及社会资本的变化。期后，在十月至十一月
43、期间，我们选择了当中的十二个个案进行跟进访问，以便了解个案近半年来处境的变化，以及更深入地探索他她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对政府解决贫穷及失业问题的政策的意见。口述历史的优点口述历史的方法比起书写文献更能明白那些处于不利环境的社群。大部分文献纪录反映了当政者及有权力人士的看法,但口述历史的方法为历史提供一个更真实及公平的建构，去挑战现存的论述(Thompson 1988)。口述历史方法在研究边缘劳工方面有多个优点。首先，沟通的媒介是对话而不是文字，不少边缘劳工未能以文字沟通，或使用时颇为吃力。其次，口述历史方法可以有力地发掘边缘劳工的主观感觉及记忆，他她们的记忆及意识很多时会受到压抑。口述历史方法
44、令我们可以有机会揭开一层层边缘劳工的记忆与意识。第三，口述历史不单回顾事实及结构，亦令接受访问的人反省本身的历史，边缘劳工可以反省其生活、家庭及行动的意义及价值。最后，口述历史方法容许多元视点的重建，这亦更接近现实的复杂及多元性。(Thompson 1988: 5)再者, Bertaux and Thompson (1997) 认为生命故事（life stories）显示人们的主观印象及总结是影响其生命历程的主要关键。生命故事中包含数据提供者与其它重要个人的感觉及经验。它亦能显示地区特点、机会结构及游戏规则。报告的章节及结构本报告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亦即是本章，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理论及研究方法
45、。在第二章边缘劳工的脆弱性中，我们将会介绍边缘劳工现时的工作状况及处境。边缘劳工在面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缺乏与资方议价的能力，工作条件及工作环境很多时并不受劳工法例所保障，边缘劳工既是不受保护的劳工亦是苦劳工。边缘劳工的苦况包括长工时、工资低、无薪的额外工作、恶劣的劳动条件及劳动过程受严密控制等等。我们同时指出边缘劳工的苦况与不受保謢其实是互为因果的。第三章是边缘困局。我们应用分割劳动市场的理论来分析边缘劳工的职业流动的历史。我们尝试透过论述及分析制造、服务、建筑及小商贩等劳动密集行业的劳工的工作历史，呈现劳工如何逐步被推向边缘困局。在资本和政府的作用力下，香港劳工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一
46、个被边缘化的向下流动过程，他她们一旦成为失业、半失业及贫穷的边缘劳工，便难以脱身再次向上流动，重新成为有稳定工作及有上升机会的核心劳工。在第四章被社会排斥的边缘劳工中，我们指出边缘劳工并不单纯是贫穷问题，而是社会排斥的现象。社会排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它包括了贫穷和剥夺的观念。贫穷只是涉及经济层面的资源缺乏，而剥夺则指某些社群因上述四种制度的失效或不完善，被夺去一些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上应得的资源、人际关系和权利，甚致造成心理上的匮乏。在接着的第五章重建社会资本，发展社区经济中，我们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边缘社会网络弱化的情况和弱联系的消失，使他/她们失去重要的支持。而社区经济的建立是为地域上
47、的边缘劳工建立一信任、互惠和合作网络。透过非政府组织，参与培育边缘劳工的社会资本的中介者。作为非政府组织，它们比较容易获得不同群体和组织的信任，能为边缘劳工做好弱联系的活化，替他/她们建立不同质的网络群，或协助他/她们从其它网络获取信息和资源，这便能为边缘劳工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第六章边缘劳工对政府政策的主观意见，我们集中分析边缘劳工的主观感受，以反映他们对于政府在就业政策、劳工法例保障、综援制度及其它社会民生政策的观感和期望，从而对政府建议一系列可推行的政策措施，改善边缘劳工的生活及处境。最后，在第七章总结及建议中，我们将总结各章的发现，并对政府的政策及非政府机构未来的工作方向作出建议。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困局、排斥與出路第二章: 邊緣勞工的脆弱性第二章边缘劳工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_
